成都别号锦城,成都的江叫作锦江,成都的地标景点叫作“锦里”……几千年来,锦与成都血脉相连,杜甫名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传诵至今。蜀锦与成都,自古以来就紧密相连,孟夏四月的锦市更是让成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尚风向标。虽然今日锦市之地已无从可考,但风流千年的历史却从不曾磨灭,因为它已镌刻进成都的基因里,在一颦一笑中,在一砖一瓦里自然流露,感同身受。
南宋 梁楷《蚕织图卷绢本》节选 黑龙江博物馆藏
两汉盛世 朝廷贡品有价无市
在三月蚕市中,我们提到成都养蚕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蜀时期。蜀人养蚕,是为了制丝、织锦,可以推断蜀锦的历史和蚕桑业一样十分悠久。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距今4000多年前的蜀国已经能够生产丝织品“帛”,而“帛”就是最初的锦。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伐蜀,统一巴蜀后“南立锦官”,在巴蜀地区设置了管理织锦的官员——“锦官”。可见蜀锦在当时已经颇具规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特置地方官员管理特定商品的先例。而蜀锦这种商品从诞生伊始,就是“王侯专享”,由国家工厂制造,进贡朝廷,并未在民间市场流通。
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出现了锦官城这样的国家工厂,从锦官城流出去的是象征着财富的蜀锦。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手持蜀锦,到濯锦江中漂练,刘禹锡的《浪淘沙》诗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生动地描绘了锦江中蜀锦与晚霞倒映交织的劳作画面。
据《史记》记载,蜀锦在汉代就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朝廷则用来赏赐百官贵戚,动辄千匹。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甚至把蜀锦上升到蜀汉政府的“战略物资”高度:“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设置锦官,专门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在他的推动下,蜀锦发展突飞猛进。左思《蜀都赋》中生动地描绘了蜀中织锦的盛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杆相合。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
科技领先 益州华服引领时尚
《说文解字》中说:“市,买卖之所也。”民间虽无锦市,“统购统销”的蜀锦却在不同政权、不同国家之间交易流通,成为名扬世界的“硬通货币”。三国时期,蜀锦是当时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魏国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吴国亦大批购买蜀锦:“江东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蜀锦贸易为诸葛亮长期北伐提供了经济基础,以至于魏文帝曹丕曾写了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蜀绣织品。以单一商品影响一国经济,在世界历史中都极为罕见,可见蜀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有趣的是,曹丕本人曾经也是蜀锦的“粉丝”。据《太平御览》记载,曹丕酷爱蜀锦,不断派人往西蜀购买。甚至还因为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专门下诏:“前后所得蜀锦,殊不相比……而鲜卑尚复不爱也!”
蜀锦的市场竞争力如此大,是因为其制作工艺凝聚了当时那个年代的最高科技,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影响力地位。去年,央视《国家宝藏》节目展示了中国丝绸博物馆花费3年时间复原的汉代织机,并用“原汁原味”汉代工序复制了新疆尼雅古城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护膊。这台汉代织机的原型2012年出土于成都北郊老官山汉墓,如今是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这台织机就相当于一台汉代的“计算机”,编制了很复杂的“程序”,全部储存在棕片里,操作起来又非常简便,堪称那个时代的“黑科技”。在老官山汉墓中,不仅发现了织机,还发现了“织工”漆俑,可以组成整座“工场”。联系到汉代朝廷在成都设立锦官,“列备五都”的成都堪称已经有了一座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从先秦到唐朝,国家垄断蜀锦市场,国家工厂模式给蜀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蜀锦生产的创新创造,不仅是科技实力、工业水平的体现,也让成都成为时尚之都,引领时代潮流。唐贞观年间(627年-649年),窦师纶任益州大行台兼管修造皇室家用物时,创造性地织出了“天马、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瑞锦、官绫图案,成为全国纹样设计的模板。因为窦师纶的爵位为陵阳公,这些蜀锦也被誉为“陵阳公样”。
唐代蜀锦不仅图案精美,制作技艺也得到了创新突破。《蜀中广记》记载,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出嫁时,蜀地献上了单丝碧罗笼裙。单丝碧罗笼裙是最早运用缕金技术的服饰,这种华丽服饰的出现让唐代的达官贵族惊叹不已。这些图案精美、造型别致的蜀锦一直流行到宋代,被称为“益州华服”。
宋代解禁 流入寻常百姓家
宋代以前,蜀锦都是流通于古代上层社会达官贵族之家。且蜀锦价格昂贵,古代就有“寸锦寸金”的说法,普通百姓家庭难以负担。这也是蜀锦兴盛辉煌,锦市却名声不显的原因。而从宋初起,除了高级的皇室和官僚服饰专用锦缎外,一般锦缎不再禁止于民间流通。宋太宗就诏曰:“锦绣鹿胎、透背……龟壳等缎匹,民间有织卖者勿禁。”民间织锦交易的开放,使得部分蜀锦开始流通于普通百姓家,也直接催生了民间锦市的产生。
宋代四月锦市紧接三月蚕市之后,蚕与锦同宗同室,因此有的商家既做蚕桑生意,又涉足丝绸交易。三月蚕市一结束,四月锦市便开张,这样节省了各地商家往返奔波之苦。据《宋会要辑稿》统计,成都府路每年供上的高级丝织品锦、绮、鹿胎、透背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绫占全国总数百分之十三,杂色匹帛占全国总数百分之六十。成都锦市的繁华可见一斑,正如陆游的诗中所说:“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
宋代生产蜀锦织品的机构叫作锦院,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锦院的规模很大,包括“成都府锦院”和“茶马司锦院”。据考证,“成都府锦院”拥有房屋127间、织机154张,每日进行生产的工匠近600名。所织蜀锦的种类如锦、绮、罗、纨等,主要作为特产每年向皇室上供,这些特产是宋代朝廷每年赏赐文武官员的首选。而“茶马司锦院”则效仿前朝把蜀锦作为战略物资,向少数民族换取战马。蜀锦换战马,维系着大宋王朝的安危。私营锦院的规模则相对小很多。
虽然官府不再设禁,但蜀锦的价格昂贵,普通百姓仍旧无力负担。民间锦市的交易商品,多为织锦所需的蚕丝原料,以及女工用品等。
民国办学 锦市短暂复兴
正在制作中的蜀锦
从先秦到两宋1000余年的时间,一直是蜀锦鼎盛辉煌的时期。“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蜀锦于蜀地,就好像蚕与桑树:后者哺育了前者的成长,前者又带给后者偌大的名声。但宋代以后,明末清初因战乱人口锐减,成都的蚕桑业遭受到了巨大破坏,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才得以缓慢恢复,却也和唐宋时期的鼎盛相去甚远。
清末到民国初年,成都蚕桑业恢复过短暂的繁华,半边街、机房街、红布街等,处处都是纺织绸缎的作坊,从早到晚机声轧轧。《锦城竹枝词》中描写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军阀割据、捐税繁重等原因,复苏的民族工业再次遭受巨大打击,四川蚕桑业再次没落。1934年,整个四川比较有规模的铁机丝厂全部倒闭,茧无人收,农民愤而砍桑,四川蚕丝业一片萧条,锦市自然难寻。
1935年,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后,决心重振四川蚕丝业。第二年春天,他邀请尹良莹来四川,筹建四川省蚕桑改良场,主持全省蚕丝改良工作。尹良莹何许人也?他是安徽省阜阳县人。阜阳为中原地区着名的蚕丝地区,阜阳花绸,闻名全国。他的父亲尹长龄,号恒春公,曾于家塾教学之余,养蚕制种。耳濡目染之下,尹良莹1925年考入当时国内蚕学研究的最高学府——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蚕桑系。
1936年,尹良莹赴川后,任蚕桑改良场厂长,主持全省蚕丝改良。在主持全省蚕桑工作中,他格外看重蚕桑人才培养。他与南充政府合办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办校11年,毕业学生共23班、男女共429人。1939年夏,尹良莹与川大农学院沟通后,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添设蚕桑系,秋季开始招生培育高级蚕丝技术人才,至此四川省培养蚕丝技术人员的最高学府成立了。这些专业人才的涌现,再次为四川蚕桑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历史,锦市何处寻?是三国时那个炊烟袅袅的汉肆?是遥远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民国时老成都的斑驳街道?为何在浩瀚的历史中,蜀锦有着偌大名声,锦市却在史料中找不到确切的地点?或许,这是因为锦和成都的关系太过亲密,亲密到我们已无须刻意找寻。(文 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