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底结束的文化与旅游资源普查中,四川省新发现巴中南江县佛石坝、黑岩湾、擦耳岩,绵阳三台县千佛崖、古佛洞,宜宾珙县白仁村,广元苍溪县元包梁等诸多石窟。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分布最广、点位最多的省份之一,直到今天,许多隋唐石窟依旧存在于村口、屋后、农田、果园,为何四川的石窟,多在荒野之中?
深山中的道教古“治”
在蒲江县鸡公树山脚下,我问果园里的农人漏米寺在哪,他指了指山腰上的果林。冬日,漫山遍野的“不知火”挂满枝头,点缀着青山,不少隋唐石窟就隐藏在其中。绕了小半天,我才找到了漏米寺石窟,果林中兀立一块石包,青苔与藤蔓将它遮得严严实实,连橘红色的“不知火”,也伸进了石窟中。
荒野中的御河沟,石窟前是大片水田和菜地
石包上有两龛造像,1号龛是个双层龛,高约1米,下层佛祖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左右立有二菩萨;上层的佛像身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龛口右侧文殊菩萨骑着狮子,左侧造像荡然无存。龛口的题记隐约可见:大业十四年。
中国历史上,大业十四年(618年)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隋朝大地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炀帝见大势已去,打算从江都前往南京,扈从士兵怀念故土,途中纷纷逃离,宇文化及趁机发动兵变,隋炀帝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被缢弑。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是为武德元年,中国历史步入新纪元。改朝换代的消息,经过帝国的驿道与百姓的耳语缓慢流传,不知道工匠刻下年号时,已是隋还是唐?
鸡公树山地处长秋乡新建村,山中有座小庙,唤作漏米寺,两龛隋代造像就藏身在寺前果园里的大石包上,其余16龛分布于寺院里的漏米石上。大多数时间里,漏米寺并不对外开放,岩壁上的佛像大多业已损坏,乡民用水泥塑上头颅,再用墨笔绘出眉眼,一尊尊隋唐佛像的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来。
近年来,一些荒野田畴的石窟陆续被发现,显示早在隋末唐初,石窟艺术在巴蜀业已流行。彭州灵石村就是其中一处,灵石村是彭州两个高山村之一,境内群山起伏、植被繁茂,不少山头至今尚未命名,灵石村石窟就隐藏在一处不知名的山头中。前几天下了场雨,山路泥泞不堪,一步三滑。沿途农田中有座1米见方的小庙,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庙宇了:几块青石垒砌成台基,几片竹篾条围成“墙壁”,一张千疮百孔的塑料布为神灵挡风遮雨,丝瓜、番茄、扁豆爬上屋顶,将小庙染成了绿色。庙中供奉几尊石像,其中一尊歪倒在泥土里,它身着朝服,双手在身前持笏板,是尊道教造像。
1个多小时后,走到山顶,三块大石包呈“品”字形分布。此前,灵石村被认定为佛教石窟,但眼前的造像,却呈现出明显的道教特征:天尊头戴宝冠,笑意盈盈,身着道袍,结跏趺坐于台座上,衣饰垂于座前,两侧各站立一位手持笏板的真人,再外侧为飘帛飞舞、婀娜多姿的女真人。威猛的蹲兽口吐卷草,密布龛窟下方。绵阳玉女泉编号1-8号几个龛窟,年代在隋末唐初,与此龛布局颇为相似。
大多龛窟分布在最底下的石包上,可惜大多已风化斑驳,难以辨形。石包背后的岩壁业已磨平,上刻青龙、玄武,碑文纵然已模糊不清,却仍可分辨出“治主三洞弟子马知□”“三洞弟子杨起宗、樊明”,以及密密麻麻的信徒名字。道教的“治”,意为传教点,东汉末年,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二十四治”,道教由此大兴。大约隋末唐初,治主马知□,道士杨起宗、樊明领着众多信众,陆续开凿了山中石窟。
通常认为,石窟艺术沿着金牛道、米仓道进入四川,早期龛窟往往出现在蜀道沿途,但诸如蒲江漏米寺、彭州灵石村、盐亭龙门垭等石窟的发现,暗示着石窟艺术传入巴蜀的时间与范围,远远比想象的更为久远与宽广。
石窟隐于深山市井之中
荒野中的牛仙寺,岩壁上的石窟层层叠叠
三月,夹江县吴场镇一连几天阴雨连绵,今年天气暖,过几天就能采新茶了,这是茶农最繁忙的时节。一大早,白龙村四队的李秀芬老人就上山了,顺着一条泥泞的泥巴路,来到自家的茶园锄草,茶园之中散落着几个翠色的大石包,其上镌刻着一尊尊造像。传说这里曾有座叫牛仙寺的庙子,修建寺庙时,僧侣找了许多水牛背负材料,待到寺庙落成,水牛都累得仙逝,僧侣为了纪念水牛建寺之功,故命名为牛仙寺。
传说往往蕴含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清代“牛王菩萨”流行,这位菩萨掌管着牲畜的健康、生产,在农耕社会,耕牛就是农家的命根子,因此受到民间崇拜供养。牛仙寺的得名,应该与此有关。四川境内诸多带有“牛仙”“牛王”的地名,或许也是牛王菩萨信仰在地理上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才在深山中找到了牛仙寺,发现其范围西邻白龙池,东向大佛岩,南接光辉水库。不过,这次发现并未改变牛仙寺的命运,几十年来,除了偶尔有学者来此考察外,一直鲜为人知。
夹江牛仙寺现存254龛,题材以三世佛、双观音、观音地藏、千佛、七佛、毗沙门天王为主,从现存的贞元三年(787年)、元和八年(813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咸通十五年(874年)题记来看,石窟大多开凿于中晚唐年间。
83龛高1.3米、宽1.2米,药师佛一手持锡杖,一手拿药钵,旁边是光头沙弥形象的地藏菩萨与观音菩萨,四大天王守护在龛口。龛窟右壁有则题记,早年尚能看到“贞元三年”年号,如今已漫漶不清,从残存的只言片语中,我隐约分辨出“杨……造□□地藏菩萨一身……造救苦菩萨□身”楷书,由此看来,龛中造像许是由多位供养人发心镌造,这位姓杨的官人,捐资开凿了地藏菩萨。
第225龛释迦说法图,高、宽约1米,窟壁浮雕天龙八部。在龛门旁,我找到两行题记:“八部龛一所右弟子杜渐及妻何氏造件功德永为供养”“后妻杨氏男元直妻罗氏元和十五年六月二日记”。元和是唐宪宗李纯年号,元和十五年为820年。从题记来看,杜渐有两任妻子:何氏与杨氏,元直是他与杨氏的儿子。
盛唐之后,巴蜀之地俨然佛国。这是巴蜀石窟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分布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几乎在四川、重庆每个区县都有分布。郑山地处丹棱黄金村,村中有几个硕大的石包,其上镌刻着700余尊造像,尤以观音数目最多。双观音窟是郑山当之无愧的精品,龛中有两尊高约160厘米的观音,体态修长,腰部纤细,恰如天真烂漫的少女。都说唐代以丰腴为美,似乎不能一概而论。
十多年前,双观音窟下部岩层整体垮塌,十余龛造像渐渐为泥土掩盖。后来,村里有户人家用石板在石窟下搭了座房子,堂屋、卧室、厨房,正好三间,与观音做起了邻居。或许只有在丹棱,你才看得到这样的场景:枯藤垂下大石包,下面是两尊唐代观音,再往下是一扇窗户,窗前,一个中年女子正向外眺望。
此外,梭罗碥摩崖造像位于渠县报恩乡一片葱郁的竹林中,2号龛为唐代常见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早些年从中间断裂,佛祖左右两侧的菩萨、弟子、力士从此各分东西;宣汉浪洋寺地处一片油菜花地旁,仿木结构的龛楣,飞檐重叠,瓦当、鸱尾生动逼真,檐下悬挂着罗帐、风铃。唐代这里称“丰饶寺”,北宋改称“龙华寺”,明代重修更名“浪洋寺”,如今寺院不存,石窟却留存至今。
自贡旭水河中也有几个佛龛,俗称“菩萨石”,每每在枯水季节露出水面,南来北往坐船的乡民打这里经过,都觉得奇怪,为何佛像在水中?其实,造像过去镌刻在旭水河东岸山崖上,在一次崩塌之后,原本高高在上的石窟掉落在河水中。“菩萨石”以毗沙门天王、观音等为主,这也是中晚唐蜀地的流行题材。
巴蜀石窟新题材
晚唐年间,中原战乱频繁,寺院荒废,大规模开窟早已停止。近年来,一些晚唐石窟陆续被发现,显示此时巴蜀石窟并未停滞,且涌现了一些新题材,仁寿县光芒千佛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光芒千佛崖地处仁寿县顺龙村,现存大小龛窟37个,大多残损。在村口,我问飞奔的孩童:“你们村的石菩萨在哪?”孩童反问:“石菩萨是谁?”在顺龙村,孩童对这些石窟很是陌生,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准确地穿过田垄,在竹林中找到它的位置。临近清明节,荒草中插着几支未燃尽的香烛,散落着发黄的纸钱,乡民上山祭祖,往往多抓一把插在石窟前,荒野中的佛像才迎来久违的香火。
广明二年 (881年) 后,崇贤里的乡民,来来往往的行旅,也捐资开凿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观音地藏、观音等
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881年),陵州仁寿县桐林乡崇贤里,乡民罗靖走出家门,来到寺院。几个月前,他拿出积蓄,找来工匠,为小儿之玉,开凿了一龛延寿命菩萨。罗靖让工匠加上了两则题记:“敬造延寿命菩萨一龛永为供养”“桐林乡崇贤里……靖弟子为男之玉……延长造,因斋庆过……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弟子罗靖供(养)”。
罗靖龛至今仍存,高约1米,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面部饱满,身着天衣,璎珞蔽体,善跏趺坐于双层方座之上,脚踏莲台,顶悬华盖,下部两位供养菩萨手捧香合。
唐代的敦煌,曾有《续命经》《延寿命经》传世,此经被证实是伪经,但因贴合了中国人的延命、荐亡思想,因而广为流传,供养人以抄经、绘画积累功德。从晚唐开始,延寿命、长寿王菩萨的信仰在蜀地悄然流传,成为乱世之中蜀人的慰藉,四川安岳石锣沟、重庆大足石篆山此前虽有长寿王菩萨龛窟,延寿命菩萨却从未发现过。
不久,一位叫何戒伦的乡民,在延寿命菩萨旁边觅了个方寸之地,募人开凿了一个新龛窟,六月十九日完工。这是个方形龛,正中设台,台上三尊立像,主尊头部已残,缯带隐约可见,身着长袍,双手于胸前合十持麈尾;左侧造像业已斑驳,右侧似为女子,头部半残。右壁的楷书题记,成为判断题材的关键证据:
敬造帝释一龛,右弟(子)何戒伦妻赵戒严男女等平,至万倍,六畜孳盛,男顺女贞,敬造前件功德,永为供养。广明二年六月十九日弟子何戒伦永为供养。
帝释,全名释提桓因陀罗,本是印度教神灵,后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佛教传入中国后,帝释形象亦在中国大地流传,作为二十四诸天之一,与梵天、大功德天、大辩才天、鬼子母、韦陀等成为寺院护法神。《水浒传》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鲁智深在山中遇到一座破败的寺院,钟楼倒塌,殿宇荒废,“诸天坏损,怀中鸟雀营巢;帝释欹斜,口内蜘蛛结网。”
唐代吴道子、杨庭光、杨仙乔、赵温齐、赵德齐等画家曾在长安、洛阳、成都寺院中绘下诸多帝释、梵天像,壁画今已不存,但恐怕还是类似护法神的形象。有意思的是,光芒千佛崖的这尊帝释,却并非我们熟悉的护法神形象,身形纤细,举手投足间如同女性。
帝释前身为摩诃陀国婆罗门,与三十二位友人发心修迦叶佛塔基,从此升为忉利天主,居住在三十三天。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帝释形象也发生转变。在《妙法莲华经玄赞》中,三十二位友人中四人的身份成了女性,分别是善法夫人、圆生夫人、欢喜夫人、设支夫人。而在唐代《维摩经略疏》中,帝释干脆摇身一变为女子了。汉传寺院中,帝释常以女相出现,“如散花供养天女”。山西大同善化寺中的帝释,面容娟秀,明眸善睐,状若后妃;北京法海寺的帝释雍容华贵,有贵妃之气——荒野中的仁寿光芒千佛崖,验证了唐代帝释形象的转变,也填补了中国唐代石窟帝释的空白,可谓弥足珍贵。
许多人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四川的隋唐石窟不在农田中、田垄旁、菜园边,就在果园、竹林里,乃至河流之中?
四川石窟数目众多、分布广泛,一个县中的石窟点动辄几十处,比如丹棱县,境内散落着郑山、刘嘴、佛堂子、白杨洞、万年寺、大石包、黑林头、仙人顶等石窟;仁寿县境内则分布着牛角寨、渣口岩、千佛寺、杀人槽、石院寺、两岔河等数十处石窟群。四川盆地缺少成片的崖面,但小丘与落石星罗棋布,处处皆可造像,且小型佛寺流行,使得石窟不再局限于皇家寺院中,满足了百姓开凿石窟的需求——地理环境决定了四川石窟的分布方式。
而倘若拿一份隋唐时期的地图,蒲江长秋山、丹棱郑山、夹江牛仙寺地处成都到雅安的南方丝绸之路沿途,昔日商贾往来,车水马龙,他们纷纷捐资,开凿了一龛龛造像;自贡产盐,经济富庶,旭水河即是运盐的重要通道,两岸石窟密如蜂巢,其供养人或许与盐商、盐工、脚夫不无关联;彭州灵石村曾是道教的“治”,附近基址中随处可见瓦当、脊瓦、筒瓦以及数不胜数的瓷片,可见这里曾有座恢弘的道观;浪洋寺唐代为“丰饶寺”,崇贤里附近曾有座小型佛寺,善男信女们在寺院旁的岩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希冀与愿望……隋唐巴蜀石窟,不是在寺院之中,香火缭绕;就是在古道沿途,地当通衢。伴随着行政中心的改变与古道的变迁,寺院败落,古道废弃,石窟的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千百年后,看起来也就在荒野之中了。
从某种程度而言,荒野中的隋唐石窟,背后隐藏着一幅繁华的隋唐巴蜀地图。(文 唐燕丨图 李云松 向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