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5000面红旗迎大军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54门礼炮28声齐响中，天安门广场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北京人民昂首挺胸，迎接着属于人民的新时代，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而这时的成都，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1949年10月初，党中央命令十八军团由陕入川，配合刘邓大军解放西南。12月5日，第十八兵团等部入川作战，一路势如破竹。12月9日，川康地方势力、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今彭州）起义，参与起义的军队达30万人。这一事件改变了四川军事形势，使蒋介石企图以川西平原为战场部署“川西决战”的想法落空，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彭县起义后，12月25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残部第五兵团在司令官李文率领下，企图向雅安方向突围。人民解放军将其包围在新津、蒲江等地区，战火持续到12月26日黄昏，次日，突围无望的国民党李文部被迫投降，成都战役结束。

12月27日，成都宣布和平解放，这一天被定为“成都解放日”。成都人民企盼大军马上进城，但北线解放军总司令员贺龙让部队在新都休整，进行入城教育。29日，西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由地下党带路入城察看，并指挥先头入城的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三个团控制了城内若干制高点，以保证12月 30日军队顺利入城。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国民党军队投降后还对入城如此谨慎，一方面是对军队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这座名城的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的保护。贺龙司令员曾说：“成都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的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城外的解放军部队在进行入城教育，城内的百姓也没有歇着，他们正连夜赶制五星红旗，以备入城仪式的需要。在成都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政府退守成都时，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队员们，围坐在大邑县境内的一家农舍里听着收音机，里面传来了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方法。收听完后，游击队员们立即找来了布料制作五星红旗。经过一番努力，成都历史上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成。

一面五星红旗做成功并不难，但是如何才能迅速地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宣传出去，并且将批量的五星红旗运入成都呢？这才是最费脑筋的事情！要知道在解放前的成都，国民党军、警、宪、特务密布，地下党人员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次日，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油印小报《火炬报》即刊载了五星红旗的详细制作方法，游击队员们还决定将“国旗”样式带到成都市内进行成批制作。一番周折后，地下党的另一个组织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找到了暑袜北二街“泰来祥”号旗帜商店（现成都旗帜厂），让其秘密赶制5000余面五星红旗。就这样，在成都解放的入城仪式当日，市民高举旗帜涌向街头，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这座千年古城之上。

入城仪式：30万市民欢歌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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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30日“成都解放入城式”，解放军行进在祠堂街。

1949年12月30日，成都市举行了隆重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冬季的成都平日里一向阴霾，这一天却是艳阳高照。前几日宣布起义的原国民党成都城防部司令曾庆集，派出欢迎专车、乐队前往城北驷马桥，和解放军入城部队的领导人、成都市地下党、市民代表等会合，拉开入城式的大幕。解放军入城，从北门的驷马桥，到东门牛市口大道，红旗如海，欢歌如潮。

入城式队伍的前导，是中共川西边临委会留蓉工作部地下党人员，他们高举毛泽东、朱德等画像乘车带路。紧接着是参加欢迎仪式的起义将领刘文辉、邓锡侯、裴昌会、罗广文等人。其后是率部入城的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王新亭等解放军将领，乘坐13辆美式吉普车和小轿车。

入城队伍的先头是仪仗队，高举五星红旗，后面是20面红旗飘扬的方队。再后有13辆大卡车，前两辆车上载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三辆车上载着鼓号齐鸣的军乐队；第四辆车车上载的锣鼓队；接着的车载着“庆祝四川解放！”“庆祝成都解放！’”的黄字大红旗和五星红旗。再后面前后行军序列依次是：装甲兵团、重炮兵团、步兵团、车队、马队、后勤部队、轻便队入城队伍长达4公里，先头部队已进入市中区，后面的部队还未动身。

部队还没走进北门，欢迎的群众就把道路快塞住了。群众在车前和左右载歌载舞，如醉如狂，解放军战士只得把车子停下来，等群众觉得是应该让开一条路来的时候，才缓缓开车前进。有许多花束向部队抛了过来，不多一会儿，一路汽车都变成了花车。几百辆汽车在前面，后面跟上扛着各种武器、仪容整洁的解放军大队伍。越是进入城中心，欢迎的人群就越多，人山人海，一片欢腾。进入驷马桥后，最先到北门大桥外簸箕街口。玉带桥一带，申新纱厂200多个着白帽白裙的女工——这些被称为“纱妹”的工人们泪眼婆娑地高喊：“解放啦！解放啦！”

街道上，各种敲锣打鼓敲得震天响，却压不住更为响亮的爆竹声。许多群众像老朋友一般，跑过来抓住战士们的手，凝望着他们胸前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久久微笑不语，有的却爆出成串的热泪。他们把一朵又一朵红花挂在解放军战士的胸前，当战士们忙于答礼，措手不及的时候，又一群人拥上去，把黄澄澄的橘柑塞进战士的口袋。

入城部队途经簸箕街进北门，过北大街、草市街、玉带桥、顺城街、提督街、总府街、春熙路、上东大街、盐市口、东御街、西御街、祠堂街等主要街道，最后汇集少城公园。当队伍开到盐市口时，有许多男女青年正在那扭秧歌，虽然动作并不十分熟练，但喜悦的心情却溢于言表。他们是四川大学的学生，这些节目是他们连夜赶练的，有的同学背上还写着“天亮了”三个大字，跳得更是欢快。

下午三点过，解放军的队伍终于全部通过了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人群却还不肯散去。成都市民围着随军入城的解放军宣传文艺队伍，在那里扭着秧歌，唱着解放新歌，直到黄昏，千年古城成都还沉浸在一片沸腾的喜悦中。至今许多老成都人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都人民“补办”的第一个国庆庆典。

建设：1500战士都江堰岁修

1950年1月16日，抢修都江堰的誓师大会。

1950年1月1日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成立布告，主任李井泉，副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闫秀峰。布告宣布成都市军管会为军管时期成都市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

1月4日，军管会为1949年1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十二桥的烈士尸体举行庄严的封柩仪式。19日，党政军民代表在支矶石街隆重公祭十二桥死难烈士。次日出殡，将烈士安葬于青羊宫二仙庵内。自此，成都人民永远缅怀这些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烈士。

1月9日，军管会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人代表座谈会，共商建设成都的办法，到会代表560余人。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都工业的确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那时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新式工业极少，手工业在全市工业中占绝对优势的数量。很多刺绣、丝织、餐厅、茶馆、旅店、古玩玉器、金银器皿等行业，大多数都是为了军阀、官僚地主的需求而设立的。依赖这些行业生活的，包括妓女、人力车夫等非生产人口，在十万人以上，这些行业在解放后必然逐渐萎疲甚至倒闭。其次，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的搜刮政策，成都市过着饔飧不继生活的失业人口和贫民，人数经常在十五万以上。这些人的就业及生活问题，也需要设法解决。而当时的对策是，根据中央的方针，组织推动生产和转业，逐渐地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些方针自然也离不开听取工人阶级的群策群言。

1950年3月16日，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301人。贺龙到会场讲话。经过了七天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86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31人组成的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李宗林任主席，米建书、黄宪章任副市长。4月1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成都市委成立，李井泉任市委第一书记。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李宗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米建书、李劼人任副市长。

解放后成都政府的第一项重大工程，就是都江堰岁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川西平原农业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命脉，按照惯例，每年都江堰枢纽的岁修，由管理处勘测安工主持工务，从冬至节开始，到第二年的清明节前完工。国民党统治期间，由于连年战争，都江堰已经十多年没有大修。1949年7月，洪水将都江堰鱼嘴、飞沙堰、金刚堤、百丈堤、顺水堤、人字堤、外江河口等渠首工程冲毁，青城桥上下石埂仅存20余米，外江黄家河心、秦家渡、陶家湾堤岸溃决。洪水冲入黑石河、江安河，灌区农田受灾14万亩。面对此情此景，已经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暇顾及。明年的日子咋过哦？灌区人民心急如焚。

当时，由贺龙领导的62军正由甘肃、陕西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急派马识途、王宇光星夜赶往西安，向贺龙司令员汇报四川的情况。谈到关系民生的水利建设时，马识途、王宇光对贺龙说：川西坝子叫天府之国，靠的是都江堰，但今年岁修已经耽误。入川后，如不抓紧岁修，明年农业生产将违时，影响极大。贺龙出身农家，懂得这件大事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在广元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做出决议：只等灌县一解放，就立即抢修都江堰，把延误岁修的时间夺回来，并派184师先头部队先期抵达都江堰做好抢修准备。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后的第二天。成都军管会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他开支，先行垫付3亿元人民币（旧币），用于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这是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一重大举措。

1950年1月16日，一幅岁修都江堰的壮景在渠首徐徐展开——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都江堰岁修在喜庆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因为此时比以前岁修的旧例已经晚了两个月，必须调集解放军184师3个团的战士进行抢修。

184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紧急调兵遣将，摆开了强大阵势：550团由团长李成春、政委高恩堂率队驻灌县，抢修索桥，外江河口。551团由团长徐振旺、政委张俊西率队驻蒲阳镇，抢修青城大桥一带。552团由团长罗志友、政委张敏率队驻灌县东南，抢修黄家河心一带。

师部的直属人员也投入了这场新的战斗。184师全师共有1500人参加抢修工作。当天下午，三营机炮连三排就提前完成了任务，消息传开，“不怕肩肿腰腿酸，争取今天把工完”的口号响彻工地。

1950年3月底，都江堰岁修工程按计划顺利完成。家住灌县的成都老水利知事、兴文堰的修建者、着名堰工官兴文先生兴奋地跑到工地去观看，不禁由衷感叹：“本届岁修这么快的速度，我活了八十岁，还是头一回看见！”

1950年4月2日上午，按照传统习惯，都江堰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开水典礼。典礼由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张祖谅主持。红旗飘飘，鞭炮轰鸣，成排的杩槎被砍倒，清流千里的岷江水一路东去，流向广袤的川西平原。围观的群众掌声雷动，欢声不绝，都江堰迈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0年都江堰岁修，军民齐心协力抢回了被耽搁的时间。

国庆：首次庆典在北较场

1955年成都国庆庆祝活动，图中远处分别是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

1949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刚刚解放的古城成都蓬头垢面、周身污垢，除春熙路、东大街、祠堂街等少数大街外，其他中心街道非常糟糕。当年的皇城坝（现天府广场位置）又叫做“扯谎坝”，全是各种耍把戏、卖打药、摆赌盘、看相算命的地方。后子门处，则是由煤渣和臭垃圾堆砌几十年而成臭气熏天的小山，号称“煤山”。“御河”淤为臭阳沟，蚊蝇孳生；有的干涸河床段也搭建了许多流民栖身的破烂棚子。成都在哪里进行这项重大国家庆典呢？

成都解放之初，面临的情况之复杂，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是罕见的。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即将来临——在哪里举行庆祝大典呢？皇城坝四周环境既狭促，当时“匪患”又十分严重，企图搞破坏——显然，破烂狭小的皇城坝不能承担召开数万人庆典的重负，也非常不安全。最终，成都第一次庆祝国庆的大型活动，决定在北较场举行。

所谓较场，是古代驻扎军队的营房和练兵演武的大操场。清代重建成都城，逐步建成东、南、西、北四大较场。四大较场中，影响最大的是北较场。1935年10月1日，国民党在北较场设立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黄埔军校本部迁到成都，称中央军校。1950年时，北较场成为戒备森严的解放军西南军区所在地。在此举行庆典，安全问题当然就有了切实保障。

1950年10月1日下午3时，成都郊区8个乡的农民剿匪自卫队员和城内的机关干部、学生、各界群众，及解放军官兵近6万人齐聚北较场，欢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8个乡2万多名剿匪自卫队员，雄赳赳地列队接受检阅。当天晚上，全城市民有组织地进行了提灯大游行，各种样式的灯笼将夜空映得一片透亮……

到了1953年，皇城外的大广场已初具规模了。20世纪50年代，在东、西御街和人民南路紧邻处，修建了五层高的百货大楼和四层高的新华书店。老皇城、百货大楼、新华书店，成“品”字形三足鼎立，长期成为成都标志性景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规划建设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马识途说：“那个时候，每年‘五—’和‘十—’，以及其他节日，是要开大规模群众大会的；要开动辄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不在城市中心建一个大广场，不打通几条大道是不行的。”

1952年国庆庆祝活动

1952年“七一”前，要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和举行宝成铁路开工典礼。市政府要打通一条直达火车北站的中心大道，即人民北路，还要在市中心开辟一个能容几十万人集会的人民广场，并在残存的皇城城楼上修建一个检阅台。米建书市长下令，连天连夜地拆房。从皇城城门洞拆起，—直拆到红照壁，把场地稍加平整夯实，一个广场的模样就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人民南路一段的基础。

1953年国庆大典时，四个人肩扛“成都市人民政府”大标牌的队伍，就从皇城城楼下亮相经过。

皇城坝周边，广场不断变大。每年国庆大典市民倾城而动，人数都突破20万，接受四川省市党政领导人和各界“先进代表”的检阅。成都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记录显示，游行方阵最多的是1963年，高达71个方阵。

每年参与庆祝活动的人们早上四五点钟，就会被汽笛声召唤到指定地点集合。队伍经常从现在天府广场一直排列到现今二环路以外，甚至直抵火车南站……通常在上午9点或10点礼炮鸣响，各行各业队伍手持标语、花束、彩旗，还有花团锦簇的彩车。数十万人鱼贯而行，一队队、一排排走过检阅主席台……

国庆假日，人民南路广场一带树上，悬挂涂各色油漆的彩灯、插挂各色彩旗和标语口号。晚间上街“观灯”，成了市民“享受”的重要内容。此外，各大剧场和电影院会上演节目。文化宫和各公园有露天舞台，白天有免费文艺演出，晚上有坝坝电影。物资紧张“凭票供应”的年代，还会每人多发半斤至一斤肉票、几两糖果票之类。（郑光路 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