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的九月，既有重阳的乡愁，却也不乏药市的繁华（图为宋代花鸟长卷）

重阳节有赏菊、登高、插茱萸的习俗，而在宋代的成都，这一天全城上下却要去逛药市。蜀中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药材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历来蜀地药材品质上乘，为世人公认。药市所受季节限制最小，一年中举办的次数多、时间跨度大。在成都十二月市中，农历九月药市是规模较大、举行时间间隔最长的集市。无论是陆游的“当年万里客西南，药市题诗倚半酣”，抑或黄庭坚的“烧烛海棠夜，香衣药市秋”，透过古人的诗歌，我们看到宋代成都商业的繁华。

源于唐兴于道

最早的药市，出现于中唐时期的梓州（今绵阳三台县）。宋人陈元靓的《岁时广记》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易玄子，大中十三年（859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这个王昌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为何传说他飞升以后，天下卖药的人都要会集在梓州城呢？明人陈堦在《日涉编》中对此事进行了记载：蜀中有一个名号为“落魄仙”的道士，姓张，曾在梓州城内卖鼠药。王昌遇本来是一个狱吏，从他那里买了鼠药，老鼠吃掉以后长出翅膀飞走了。后来王昌遇在泸州又遇见了他，“落魄仙”又给了王昌遇“仙丹”，并教给他道术，让他坐马车回家。到家以后，九月九日那天，马突然化成龙飞走了，王昌遇本人则升仙而去。此后，每年九月九日梓州便开始举办药市。

神话传说并不足为信，据现代学者考究，唐代梓州形成药市的原因主要还是地理因素。梓州城筑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年—453年）。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陆路北通京城长安，南连蜀府成都，居水陆之要冲。北方药材经汉中进四川，四川药材北运去中原，大都要经过梓州。唐时，梓州已发展成为丝织业中心，有织机户数千家。梓州及邻近州县，也盛产药材，这才是形成药市的真正原因。

至于道士王昌遇，有学者猜测他大概是一位精通医药的道家。在当地及省内外有较高声誉，尤其受到药商崇敬。故在他去世之日，各地药商会集梓州，悼念他并开展药材交易。“飞升”的故事或许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但药市兴起之初就和神仙传说联系在一起，这一习俗贯穿于药市的繁荣发展。

唐代时期梓州是全国性的药市中心所在地，而从唐末到五代，四川各地药市逐渐兴起，药市的中心开始转向成都。据唐人韩谔的《岁华纪丽》记载，成都九月九日在玉局观举办药市，规模和热闹场面都大大超过了梓州，而且由最初的夜市改为白天举行。

汇四海之药

到了宋代，成都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一个药物集散中心。成都药市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药市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成为全城士庶游乐之所，不仅有宴饮，还有观市购物、歌舞表演，药市所售货物也逐渐由药材变为综合性的百货。药市功能逐步多样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都商业贸易的繁荣。

宋代成都药市举行的地点主要在大慈寺、观街和玉局观。和唐代药市一年举行一次有所不同，宋代的药市一年举行四次，分别是二月八日观街药市、三月九日观街药市、五月五日大慈寺药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玉局观药市。其中九月的药市活动最为盛大，因此九月的药市又被赵拚纳入了“成都十二月市”之一。

成都药市名声在外，其举办时间还引起了诗人的“笔墨官司”。北宋时期，有一位着名诗人叫杨亿。相传他七岁能文，十岁赋诗。宋真宗时期，杨亿曾和人谈起成都的药市，说：“益州有药市，期以七月七日，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这句话后来被杨亿的弟子黄鉴记录下来，收录于《杨文公谈苑》。若干年后，诗人陆游来到蜀地任职，多次游历成都药市，并写下了多首与药市有关的诗篇。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纠正了杨亿的错误：“成都药市以玉局化（地名，成都市北）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杨文公《谈苑》云七月七日，误也。”

“蜀山富奇药，野老争藏收。九日来成都，塞断长仪楼。”这是诗人王灼在《送凝上人成都看药市》中的描述。宋祁的《九日药市作》对药市盛况更有生动描写：“阳九协嘉辰，期人始多暇。五药会广廛，游肩闹相驾。灵品罗贾区，仙芬冒闉舍。……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佳剂止刀圭，千金厚相谢。刺史主求瘼，万室系吾化。顾赖药石功，扪衿重惭惜。”可见当时除了药材商人，其他商人也在药市的沿途设肆，以贩百货，犀麝之类皆堆积如山，俨然是一个大规模的综合商业集市。成都药市上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还有不少来自川西高原地区，甚至来自海外。据史载，古代波斯（今伊朗）人后裔李玄，人称李四郎，在成都开设药铺，专营从外国引进的药材，称为“海药”。其兄李珣，有专门记录国外的药材书籍为《海药本草》，该书仅记载国外的药材就多达120余种。可见成都药业市场的兴旺，甚至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涉足这个行业。成都药市的繁荣，也促进了蜀药在国内的畅销。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记载“天下有九福”，其中“蜀川药福”，而以川、巴字做药材处方名的就有川芎、川大黄、川乌等15种。

在重阳节这天，不仅药商云集，全城上至官员下自普通百姓，都要来逛药市。《岁时广记》记载，九月九日这天早晨，全川的卖药人都带着药草及珍稀之物，云集于市场上。成都帅守（知州兼任安抚使者）举杯祝贺开市，还专门摆设酒宴，欢迎来成都参加药市交易的各地商人。即使是不买药材的普通百姓，也会到药市游玩。大家在药市走来走去，图的就是闻闻空气中的药味，以驱邪保健，这已经成为成都百姓过重阳节的一种习俗。全城官、商、民同庆共饮，更显示了药市的地位和影响。

清代时常用的药具

“灵药”写传奇

药市诞生之初，就与神仙、传说等联系在一起，这与唐代统治者推崇道教的背景有关。到了宋代，关于药市“遇仙”的传闻层出不穷，为当时的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市井传奇。

有古书记载：“成都药市，日有道人垢面鹑衣，手持丹一粒，大呼于市：‘我是吕洞宾也，有能拜我者，以丹饵之。’众皆以为狂，相聚戏笑，或加凌侮……夫乃自饵其丹，俄五色云周身，有顷不见，众共悔恨。”这个故事说仙人吕洞宾化为垢面鹑衣的道士，并手持仙丹，可惜凡人不识，最终悔恨莫及。

《钱氏私志》也记载了成都药市上的一则“奇人奇事”：蔡鲁曾经在蜀中做官，有一天在药市上遇到了一名妇人。妇人对蔡鲁说：“三十年后相见。”说完便不知所终。三十年后，蔡鲁在京师相国寺纳凉，却收到一名村人送来的一封信。村人说，这封信是三十年前那个妇人给你的。蔡鲁打开信，发现里面写了“东明”二字，不知其意。后来蔡鲁被贬到长沙，最终死在了东明寺。

庞元英则在《文昌杂录》中记载了一件奇事：知制诰李大临的门人患有驼背，一日在药市遇见道人，给了三十粒药让他服下。门人按照道人要求服药后，“然每一伸缩，渐觉舒便。比明，身已直矣。”

宋人张耒的《张太史明道杂志》中，有关于药市“灵药”的故事。张文定至成都时，在药市遇一老人，老人为张公赠药两粒，“公取余一粒即服之。公寿八十五，岁康宁，终身无疾，坐而逝。”除此之外，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也写到成都药市中的神药：“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测，故时多疑出神仙。”

在古代，由于对疾病认知的不足，一些患病却又久治不愈的病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传说中的“仙人”和“灵药”。这些种种传说背后，蕴含的只是古人希望治愈沉疴宿疾的朴实愿望。这些传说，给药市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来客。（文 | 图 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