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31岁的维克多·谢阁兰和好友一起，从北京出发，作了一次深入中国腹地的长途旅行，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5年后，谢阁兰遥远而温暖的目光，再次投射在巴蜀大地洒满珍珠的田野上……

（左）1914年6月3日，原成都府文庙大成殿，文翁石室旧址（今石室中学内），有“中和位育”四字牌匾。1994年，该建筑与春熙路大科甲巷的正心堂一起搬迁至金堂县赵镇（今金堂县文化体育局内）

1909年，作家、考古学家、海军军医Victor Segalen（1878年—1919年）来到中国时，一个老先生给他取了一个古色古香的中文名字“谢阁兰”。然而，他广为人知的名字，却是考古学家、《中国西部考古记》的译者冯承钧先生为他音译的“色伽兰”。至今，很多人并不知道，文学界的谢阁兰就是考古界的色伽兰。

谢阁兰，这个面容忧郁的法国青年，24岁即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迷恋上了中国的文化：砚台、墨汁、宣纸、京戏……1908年，他开始学习中文。1909年5月，他孤身一人首次造访中国，6月12日到达北京，随后以医生、学者、考古队员等身份在中国旅居数年（1909年—1914年，1917年—1919年）。今天，他已成为法国大师级的文学家，其短暂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几乎都与“梦幻中的中国”息息相关。

成都

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

1909年4月25日，31岁的法国海军军医、见习译员谢阁兰独自一人从马赛港起航，途经科伦坡、新加坡，去寻找他梦幻中的国度。5月28日，他在上海登陆，首次踏上了中国的陆地，开始了在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真正的精神的生活”。

6月12日，谢阁兰到达北京，他说：“北京终于到了。我的城市。”在北京书苑路的旧书店，他很便宜地购得了一本装帧精美的《道德经》和一本有李太白诗文的唐诗集。8月9日，他和好友、赞助人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结伴而行，从北京出发，经五台山、太原府、西安府、兰州，再往成都府而去，一路上大多骑马而行。

12月3日，谢阁兰在涪江上坐了三天的帆船，在绵州（今绵阳）上岸，打算稍事休整，再用三天时间骑马到达成都府。“绵州是自北京以来真正给我们共鸣的第一个城市，客栈多不胜数，类似咖啡馆，人可以手肘支在结实的桌上，在那里聊天，饮一杯重新变得香甜的茶，吃一堆堆的小食，有水果、糖和油油的东西，味道差强人意；成千上万的灯笼，宽敞的马路，石板地，还有人群。”这是他第一次对“天府之国”的印象。

第二天，谢阁兰一行上路。成都平原一下子涌到这位诗人眼前。“路变成了一米宽的堤路，突出在水田中，水田被改造成了稻田，灌溉得很好。土地的颜色和富饶更让人惊叹：棕色、墨色、赭棕色。这是要孕育第三次收获了。广袤的平原上丘陵起伏，其间满布富饶的村庄，在这里的野外生活舒适。这个季节气候温和，这个彬彬有礼地迎接我们的四川，基本上是一个幸福的省份。”

6日，他们终于抵达成都府。谢阁兰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终于在现实中被他找到了——这就是成都。“在这里，散步使双脚得到享受。石板路既平整又不打滑，可以完全放心地在上面行走，不用看就可以一脚踩下去。石板路中央凿有槽沟供独轮车使用。”在成都逗留期间，谢阁兰认识了法国驻成都总领馆的秘书儒勒·乐和甘，据说，乐和甘还腾出床铺给他。乐和甘的传记里，记下了谢阁兰对成都的印象：“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气，但不俗气。不太整饬，也不太复杂。街道上铺着熨帖的大块砂岩石，灰紫色，穿袜子和木屐踩上去都很柔软。街上既充满了往来的脚步声，又有轻松的哒哒小跑。富有的大商店不停地向外流散出丝绸，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谢阁兰在给妻子的信中也写道：“在这儿的逗留最愉快舒适。”

岷江

这条河美妙无比……

1914年，大渡河上的一条竹筏

12月18日，谢阁兰和朋友在成都东门上船，下岷江去乐山。那条船，他的朋友皮埃尔取名“白鹭”，船的墙上，是他们在成都买的东西：刺绣、铜像、古青铜钟，还有妻子的画像，以及他们在海上、江上拍的美丽照片。对于岷江，谢阁兰显得敏感而温柔：“这条河美妙无比，它在迷人的成都平原上流淌。成都平原很快就升高成红土丘陵，种了高大的竹子。河水从那独特的中间隆起的五拱桥下穿过，纤夫艰难前进。从昨天开始，进入了更雄伟的江面，灰色的天空下，岷江夹在两边的褐色山坡之间，风光无与伦比。的确，这是最迷人的交通方式，除了一路上水下各种各样的声音，吼叫声、呼哨声、吱嘎声、跺脚声、刮擦声以及所有的震动都在开动。为了更稳当地行船，他们用篙把船突然停住，把船猛然靠向左边或右边的篙。整个船骨都在震动，弯成弧形，船舱里一切东西都在跳跃，然后是长时间的平静，夜幕降临，空气中有一种惊人的私密性。”

25日，谢阁兰从峨眉山回来，在乐山迎来了西方人的圣诞节。1910年1月2日，到达重庆，他给远方的妻子写信，说他在路上产生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写作计划，尤其是《追寻独角兽》一书，“它给我打开了整个中国，动物的、传奇的中国，我兴致勃勃地沉浸其间，这个计划盖过了《天子》。”也许，在即将顺江而下、离开巴蜀大地的时候，谢阁兰在冥冥之中感觉到，他一直追寻的幸福的象征物——独角兽，已经找到了。

四川石刻

铭刻建物之最有价值者……

1914年6月11日，成都，谢阁兰的考察队启程南下，开启考古之旅

1913年9月23日，在北京一个安谧的秋夜里，两个雄心勃勃的法国人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大对角线”。这次，谢阁兰和好友瓦赞再次搭档，计划从北京出发经河南郑州直至云南。这是一次带有官方色彩的考古任务，一段带来“轰动性发现”的6000公里中国腹地的行程。直到1914年2月，此次行程才得以实施，还加入了一个海军军官让·拉蒂格。

2月1日，三人从北京先乘火车至洛阳，然后沿着黄河入陕西，考察了西安附近的部分帝陵，随后在谢阁兰提议下，3月1日自西安出发，沿渭水西行，前往四川。依照安排，谢阁兰独自考察渭河右岸，瓦赞和拉蒂格则考察左岸，于宝鸡相会，之后一起翻秦岭，3月20日入汉中。离开汉中，又分两路入川，拉蒂格走米仓道，前往南江和巴中，谢阁兰和瓦赞沿金牛道去广元，重点考察千佛崖和皇泽寺。然后，两人在保宁府（今阆中）与拉蒂格汇合，乘船沿嘉陵江顺流而下，前往蓬安，再到渠县。

5月9日，他们在成都拍下了武侯祠。在成都逗留了几天后，18日开始，他们考察了绵州、梓潼一带，6月再次回到成都，重点考察青羊宫和文庙，并拍下了他们眼中的九眼桥。

6月中旬，谢阁兰经彭山江口镇，到达嘉定府（今乐山），考察了岷江、盐井、蛮王洞、乐山大佛。在夹江千佛崖，谢阁兰兴奋异常，他留下了入川以来，对一个地方拍摄最多的照片——15张夹江千佛崖的存照。

6月底，谢阁兰三人过雅州（今雅安）、清溪，在7月1日进入打箭炉（今康定）境内，拍下了泸定桥最早的照片。当月，他们考察了雅砻江、盐源，深入云南，到达丽江府、大理、昆明。接下来他们本来计划去西藏，但因为一战爆发，他们只能从昆明坐火车到越南河内，经西贡坐轮船返回法国。这次行程 ，谢阁兰不仅对秦汉墓葬雕刻艺术进行了考古，而且发现了陕西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的石雕，最为重要的是，早于实际进入考古发掘60年，确定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具体位置。

这次考古之旅，谢阁兰对四川的石刻大加赞赏，率先对四川的石阙进行了系统性考察，一路上的艺术享受，促使他写下了最早为中国人知道的考古杰作《中国西部考古记》。“霍去病之墓及陕西诸墓皆无石阙。四川则不然，其数较多，其重要，其建筑之复杂，诸点而言，得谓为铭刻建物之最有价值者，亦不为过……在今之前，惟雅州（高颐阙）一地已实地调查，此外诸阙，即中国人知之亦未久，顾地理之不明确，此次调查，实无异乎一种全部的探考。”除了留下大量考察笔记，还有速描和拍摄的照片。有评论家指出，“他在光线和取景上显出的天赋，使他成为中华帝国末世最具才华的摄影家”。

“没有任何静止不动的物质可以逃避时光的齿轮，物质的建造不是用来针对永不停息的时光，永恒并非存在于你们的墙壁里，而是存在于你们，有传承性的人的本身之中”。也许，正是这次田野考察，谢阁兰发出了如上感叹，也促使他出版了生前唯一一部诗集《碑》——正是这部诗集，奠定了他在文学界后来的名声。

1914年6月，在四川的雅州，谢阁兰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西部考古任务。那一天，天清雨润，如释重负的他写道：“这里考古结束。真实国度之旅开始。”

寻找的

是对中国的想象……

2009年6月，四川成都，谢阁兰基金会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举办了以“城市更新中的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会。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每年一次的中法跨文化圆桌会议，谢阁兰基金会同中方合作伙伴已举办了多次。

1909-1914年，1917年1月到1919年3月，谢阁兰生命中的六分之一都与中国不可割舍。他是如此着迷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度，“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在来华之初的旅行笔记《砖与瓦》中，他如此阐述自己对中国的观点。在给好友、着名音乐家德彪西的信中，他也写道：“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找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

“唯有谢阁兰方可入选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曾对东西方美学、哲学做出创新综合的作家……你们可以用不到一个月就把其作品读完，但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今天，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他如此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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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法国人。他在中国西部考古，他参与东北抗击鼠疫的工作，他一度在天津讲授医学，他历尽艰险测绘长江上游源流、水位，他有诸多未完成的有关中国的写作计划。1919年5月21日，回国不久的谢阁兰于居所附近的郁勒郭森林意外辞世，原因未明。据说，其手中还握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留在他书桌上的，是那部题目叫《中国的石雕艺术》的手稿。

“石碑……仍然测量一个时刻，但不再是白昼的太阳伸出阴影的手指指示的那个时刻。标志时刻的光芒不再来自那颗‘残酷的卫星’，也不随它转动。这是自我深处的认知的光辉：星体是内在的，瞬间是永恒的。”他在诗集《碑》中的自序，仿佛其短暂一生的谶言。然而，没有多少人会明白，这个法国诗人曾经看见过怎样的有关中国的幻象，看见过怎样的一个让他心动的成都平原。（文 林元亨 | 图 谢阁兰 让·拉蒂格）

（备注：文中相关引文摘自邹琰译、谢阁兰着《谢阁兰中国书简》，冯承钧译、谢阁兰着《中国西部考古记》，叶汝琏译、谢阁兰着《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