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唐代“扬一益二”，是它开放繁华的最好注脚。北宋，有开封可以和成都相比，而南宋，则有杭州可以和成都相提并论，但贯穿两宋繁华的，唯成都独有。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成都商业高度发达，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成都大慈寺东面原来有条“交子街”，就是世界纸币的发源地。

《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核服，扶老携幼，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商业的高度发达和蜀地“好游赏”的风气，构筑了宋代蜀中精致的艺术和生活美学。

宋代，随着城市的兴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本属于王公贵族独享的奢华物件，也逐渐进入了殷实百姓的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银器。宋代金银器造型极富变化，盏、杯、碟、盘、瓶、盒等各有不同的样式，清新素雅、匠心独运。宋代金银器多出土于窖藏中，四川地区已发现金银器窖藏数十处，总数约500件，占全国发现的宋代金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造型精美，工艺复杂，代表了宋代金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诸多窖藏中，又以彭州金银器窖藏最为着名，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

宋高宗曾于绍兴九年写真草二体《孝经》刻石，宋代民间也衍生出浓厚的石刻风尚。如苏轼友人张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人遗迹至多，于是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名之曰“宝墨堂”，并请苏轼作记刻于堂中。石刻的内容并不限于书法，人物、建筑、家具以及各种花鸟灵兽等图案内容，在四川宋代的石刻中也常常见到。这些石刻不仅有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了宋代美学的标志。

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无论是金银器还是石刻，留下名字的家族早已无处可寻。但这些精美的物件，向我们一一道出，那个精致奢华、载歌载舞的西蜀。（陆离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