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会馆山门，二楼垂下藤蔓，门口有对石抱鼓

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与他们的营造学社，在中国170多个县市进行了古建筑调查，唯独在四川广汉县，营造学社留下了500余张照片，龙居寺、龙兴寺、城隍庙、关岳庙、娘娘庙、文庙、牌坊、湖广会馆、溪南祠……几乎囊括了广汉所有古建筑，他们为何如此青睐这座西南小城？透过这座小城，古老中国的影子若隐若现。

1939年的偶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18日下午两点，两位头戴礼帽、身着西服的中年男子从西城门走进广汉县，他们是营造学社成员、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敦桢。午后的阳光驱散了成都平原冬日的阴冷，洒在重檐歇山顶的门楼上，斑驳的城墙上绘有“万众一心”四个美术字，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城门前站岗，令人嗅到战争的气息。

此次广汉之行，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的一站，1939年8月27日，内迁昆明的营造学社开始了筹划已久的川康古建筑调查，来广汉前，梁思成一行已走过都江堰、雅安、芦山、乐山、夹江、新都等地，沿途考察了大量古建、崖墓、汉阙、石窟，这也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长途考察。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2月，是以保护和研究古建筑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云集了诸如梁思成、刘敦桢等着名学者，通过他们的走访与调查，将尘封的中国古建筑重新纳入国人视野。

在丽芳旅馆下榻后，梁思成即去县政府拜访县长孙完先。县政府地处雒城中心，民国元年（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中国各地衙门纷纷改弦易帜，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广汉县政府昔日也是州衙，衙门内曾有座木质牌坊，檐下字牌刻着十六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宋太宗训诫官吏的话语，梁思成来时，戒石铭已换成“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了。

孙县长派遣王俊之做向导，陪同梁思成考察了文庙、开元寺、叙伦园。傍晚6点，广汉上空响起警报声，一小时后才解除。第二天上午，梁思成匆匆离开广汉，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与眼前的这座城市，日后还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裹中的城市

湖广会馆神龛钱的护法神，身着铠甲，双手于背后仗剑

龙头村的宁静生活并未持续太久，1940年秋，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昆明也不安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决定内迁四川李庄，一向依赖史语所图书资料的营造学社不得不随之南迁。

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生活尚且不易，营造学社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古建筑调查。内忧外患之际，广汉县抛来了橄榄枝，广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故乡，1941年春夏之交，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倡议以新式体例重修县志，遂延请国立编译馆郑鹤声、康清先生来县，成立修志调查委员会，并找到营造学社，请他们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

林徽因到李庄后肺病加剧，终日卧病在床，几个月前，弟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殉国，令她心力交瘁，无法再陪同梁思成到野外考察。梁思成带着刘致平，六月下旬抵达广汉，刘致平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建筑系，1935年进入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

那时候的广汉县，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市，西南边高山矗立，东部低矮的丘陵连绵，中部则是大片肥沃的平原，清白江、鸭子河、石亭江自西北流入，带来了充沛的水源，也孕育了文明。广汉县下辖城守镇、三水镇，以及连山、松林、新兴、金轮、中心、南兴、兴隆等21个乡场，人口约27万。

县治设在城守镇，镇中有座古城，唤作雒城。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或许对雒城不无印象，演义第六十二回“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刘备得了涪水关，与军师庞统兵分两路剑指雒城，刘璋麾下大将张任在城外落凤坡设伏，立功心切的庞统死于乱箭之下，一代凤雏英年早逝，不知令多少三国迷唏嘘感慨。

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雒城几经废立，梁思成眼前的雒城，修建于清乾隆年间。蜿蜒的护城河，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城池，周长五公里的城墙有垛口三千二百七十一个，设有东门朝阳、南门薰风、西门迎爽、北门承恩四道城门，东、南、西、北四条正街是古城主要通道，街上牌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文庙、城隍庙是城市的中心建筑，开元寺、牛王庙、药王庙、文昌宫沿着城墙分布，而湖广会馆、四川会馆、溪南祠、透龙祠、黄氏祠等则隐藏在大街小巷中。

城里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县政府、电影院、邮政局、警察局虽有洋气的名字，却也借用古建筑；城外的乡镇中，还散落着数不胜数的寺院、宗祠、会馆、民居。梁思成沉迷龙居寺壁画的飘逸古朴，感慨城隍庙的沧桑变化，流连文庙棂星门的繁复细腻，体会葫芦茶社的五味杂陈，留下了一整套建筑物的照片，并进行详细测绘，这也是营造学社停留时间最长、拍摄建筑最多的县城。

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度不知所踪，几年前，央视编导胡劲草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时，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一个包裹，里面放着500多张黑白照片——这正是当年营造学社在广汉拍摄的全套照片，它们终于重见天日了。

城外有梵音

广汉县的古建筑，以新丰乡龙居寺历史最为久远。出南城门，青石板铺成的古道被鸡公车碾出一道道车痕，南来北往的商贾匆匆走过，听到清白江哗哗的水声，龙居寺就到了。

龙居寺中殿长十米、宽十米，方方正正，歇山式的房顶如同一块古老的青铜钺，展现了明代建筑的古朴大方之气，两条戏珠的砖龙在正脊游走，几只脊兽落寞地站立着，民间也将它们唤作“五脊六兽”，用来比喻百无聊赖之人。中殿前梁上有则楷书题记：“惟大明正统十二年岁次丁卯十二月癸丑十二日已值□黄道吉日建立龙居禅寺”。正统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两年后，这位皇帝便在“土木之变”中沦为蒙古人的阶下囚。

清白江畔，古老的龙居寺至今仍庇护着芸芸众生，二十四朵厚重的五彩重昂斗拱环绕屋檐，修长的昂嘴上挑，如同獠牙一般伸出屋檐，夕阳斜照，将一朵朵斗拱染成金黄色。斗拱是中国特有的建筑构件，“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如蟒蛇缠绕。

文管员推开厚重的格子门，阳光如水银泻地一般溜进房屋，四壁的明代画卷在眼前铺陈开来，黑暗中的十二圆觉菩萨似乎苏醒了。十二圆觉的典故，出自《圆觉经》，塑造了辨音、弥勒、普眼、金刚藏等菩萨依次向毗卢遮那佛发问，聆听佛祖教诲的场景。辨音菩萨宝缯垂肩，璎珞遍身，双手于胸前持金柄拂尘，象征辨别是非善恶；普觉菩萨端坐在莲台之上，头戴花冠，全身装饰璎珞、臂钏、手钏。

菩萨背后彩绘云气纹，比丘、天女、天王、武将、供养人在其中隐约可见，比丘眉目清秀，手持如意；天女顾首回眸，飘带迎风飞舞，难怪梁思成有“姿态丰满，线条圆熟，尚存宋人笔意”的评价。

广汉城内只有一座开元寺，寺院大多分布在场镇村落，或是山中林间，龙泉寺、宝昙寺、白鹤寺、祈水寺、金山寺、东胜寺、天王寺、毗卢寺等环绕着古老的雒城，这或许因为清静的环境有助于僧人修行，保持着与众生若即若离的距离。

与众神为邻

与之相反，城隍庙、娘娘庙、牛王庙、关岳庙、龙神祠等祠庙皆在城中，与世人比邻而居，这或许因为祠庙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此祈求功名、财富、雨水、子嗣、健康。中国人往往寺与庙不分，其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寺院供奉佛像，是僧人修行的场所；祠庙则是众神的国度，是民间信仰的土壤。

城隍本意是护城河，汉代班固《两都赋序》中有“京师修宫室，浚城隍”之句，浚城隍，即疏通护城河，护城河是用来护卫城池的，慢慢被神化成城市保护者。中国几乎每座城市皆有城隍庙，一如城市都有衙门，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功劳。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在都、府、州、县设立城隍庙，分别对应京兆尹、巡抚、知府与县令，将人间的官僚制度搬到阴间。

城隍庙地处米市街，山门、戏台、献殿、大殿、寝殿在中轴线上构成了层层递进、尊卑有序的院落。广汉的祠庙，大多建有戏台，既娱神，也娱人，城隍庙却有两座戏台，城隍会时，戏班子同时唱“对台戏”——这厢的关羽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那厢的陈三两正咿咿呀呀哭诉着，远处又传来了白娘子与法海的斗法声……花旦、小生、武生，变脸、吐火、滚灯，大戏此起彼伏，城隍爷与百姓在一幕幕折子戏中共同狂欢。

娘娘庙与城隍庙毗邻。在中国，女性神灵皆可称为“娘娘”，比如王母娘娘、妈祖娘娘、女娲娘娘等。娘娘庙供奉眼光娘娘、天花娘娘、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眼光娘娘专司眼疾，百姓有个腰酸背疼的，也给她上香；天花娘娘，是去除水痘和麻疹的，《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凤姐女儿巧姐得了天花，就在屋里供奉天花娘娘。

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则是与生育有关的女神，来祭拜的多是久婚不育的妇女，她们怕人说闲话，天不亮就偷偷溜进娘娘庙，哭诉着不幸：嫁到婆家几年了，还没个一子半女，婆婆整天喋喋不休，丈夫也不给好脸色，恐怕再这样下去，自己要被休了，说罢，她们把怀里揣着的面人娃娃，恭恭敬敬地放到娘娘们面前。这些日常琐事，也令娘娘们成为妇女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娘娘庙，或许是城市中与女性关系最紧密的建筑。

营造学社镜头下的祠庙，破败而落魄，城隍庙戏台下挤满了做大米、木炭生意的商贾，城隍爷与判官小鬼被赶了出来，无处容身。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大增，城外土地得到开拓，城墙慢慢消失，而县政府的设立，也取代了昔日的衙门，既然连县令都不复存在，城隍信仰的式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五显庙年久失修，娘娘庙被驻军占据，民国时期的广汉，祠庙正经历剧烈的动荡，曾经占据着中国人内心的神灵悄悄式微，而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又使得老百姓的生活依旧与祠庙息息相关。

生了病，就去南门的药王庙，身体健康或许比什么都更加现实；倘若家中牛马得了瘟疫，就去南街的牛王庙，牛王菩萨保佑家畜不得瘟疫，不会误了农时；如果久不下雨，那就去龙神祠吧，龙王掌管雨水，在某些祭祀仪式之后，一场大雨总会从天而降；倘若想求钱财，那不妨到五显庙碰碰运气。更有甚者，广汉城中还有座鸡屎仙庙，鸡屎是肥料，这座带有浓厚农耕气息的小庙，是广汉人与祠庙关系的最好注脚。

科举的投影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汉州人张仁荣穿过棂星门，走进广汉文庙，绕过泮池，穿过戟门，走到大成殿祭拜孔老夫子，他的步子有些迟缓，累得气喘吁吁。这两年的经历恍若梦境，一年前，考了一辈子也未中举的张仁荣，因年逾八十，被恩赏为举人，并获得了进京会试的资格。第二年，张仁荣不辞劳苦到京师会试，虽未高中，却又因年事已高，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衔，虽是虚衔，却已是莫大的荣耀了。要知道，翰林院检讨过去从进士中选取，以庶吉士的身份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才能获取。

年迈的张仁荣，终于在耄耋之年获得功名，他的人生轨迹，或许可以折射出科举之于中国人的意义，作为科举与儒家的影子，文庙也自然成了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诚如美国学者斯提芬·福伊希特旺所言：“学宫与城隍是其最古老、最常见的特点，它们成为官方信仰的两个最基本特点。城隍是以自然力和鬼为基础的信仰中心，因而可以说是用来控制农民的神；学宫是崇拜贤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是官僚等级的英灵的中心，学宫还是崇拜文化的中心。”

这里的学宫，即是文庙。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生前居住的三间房屋立为庙堂，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的原型，此后虽经历王朝更迭、国家分裂，文庙却在二千余年的时光中屹立不倒，直至融入国人的血脉。清代中国文庙数目达到了惊人的1560座，几乎遍布中国。

去往新丰乡龙居路上的一座牌坊

广汉文庙地处雒城西南，与房湖公园相连，园中荷花池曾是文庙的外泮池。荷花池畔，棂星门恢宏壮丽，高8米、面阔14米，中门正脊有一莲花宝顶，两则对称排列六根望柱，通体雕刻蟠龙，中间门额镌刻“棂星门”三个烫金大字，枋身雕刻“白鹤闹松”“喜鹊闹梅”“蟾宫月兔”“精卫填海”等图案近百幅，见多识广的刘敦桢也赞叹不已：“其棂星门六柱五开间，甚特别。”

在科举时代，文运不仅关系着学子的仕途，也影响着城市的布局，除了文庙，奎星阁也是与科举有关的建筑。广汉南门城墙拐角处有座楼阁，六角攒尖顶，直插云天，如同一竿文笔悬在城上。这是奎星阁，阁中供奉魁星，他一手持笔，一手提乌纱帽，这位道教尊神因掌管功名利禄，受到文人仕子的推崇。

为何奎星阁会建在城墙上呢？这其实是受风水堪舆影响的产物。在古人看来，文庙前若有案山，文风必定昌盛。倘若没有案山，则需要选择高处建奎星阁或文笔塔，广汉地处成都平原，四下无山，古人便将奎星阁建在城墙上，借助城墙高度以应风水，开封、西安、大同、平遥城墙上的奎星阁，皆因此而立。

每年乡试、会试之前，仕子们络绎不绝来奎星阁上香。农历七月七日是乞巧节，很少有人知道这天还是魁星生辰，仕子们纷纷烧香祈祷，生怕魁星没看到自己，漏掉了功名。

这个也拜，那个也拜，真不知道把功名给谁？奎星阁的魁星，或许也常有这样的苦恼，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年，持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学盛行，魁星在一夜之间失宠。营造学社来时，奎星阁已年久失修，几近垮塌，疯长的树木与荒草遮住了重檐翘角。仕子们早就不来了，科举被废除，再拜魁星，也没什么用处。偶尔有小脚老太太来给魁星点上香火，保佑一家老少平安，早已爬满蜘蛛网的香炉里才冒出久违的青烟。往者熙来攘往，今昔门可罗雀，1941年的魁星，似乎犹能体会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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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生活

那个夏天，梁思成、刘致平徘徊在广汉县城内乡间，还拍了下茶馆、会馆、祠堂、商铺、民居、碾房、牛棚，这些日常的建筑，令城市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

“两位里头请。”

“来了，茶倒起！”

“盖碗茶两百钱一碗！”

可以想象，梁思成、刘致平一踏入正西街葫芦茶社，川西茶馆里的鼎沸声便应声而来。茶倌右手拎着茶壶，左手捧着一摞铜茶船子，在人群的缝隙中穿梭，将茶船子“哗”地散在茶桌上，鲜开水像银柱一般进了茶碗，茉莉花在水里打着旋儿，茶香四溢。

葫芦茶社由清代湖广会馆改建而成，在这里喝茶，也就多了一份闲情雅致，只要一抬头，雕琢精巧的漏窗、牛腿、挂落，令人目不暇接。牛腿是屋檐下起支撑作用的构件，湖广会馆的牛腿，件件不同，却样样精彩：笑意盈盈的寿星长须及胸，杵着龙头拐杖，仙童捧着寿桃；仙鹤姿态舒展，长喙衔着灵芝，正在松树丛中翩翩起舞，寓意松鹤延年。牛腿往往被视为宅第的脸面，既体现了工匠精湛的技巧，也表达了主人审美与情趣。

民国年间的广汉，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比如武庙街的东阳轩茶铺、南京路的中流茶社、万寿街的大可轩、下西街的又新茶社与大川茶社等等，四川民谚“一城居民半茶客”，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脚。花三百钱，喊上一碗喷香的花茶，便能坐上半天，谈生意、摆龙门阵，或者只是坐着，午饭时间到了，茶客们才慢吞吞地起身，穿过棋盘式的街道，看着两边店肆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走回家中。

与成都平原许多城市一样，广汉的居民，祖先也在“湖广填四川”中迁徙而来。经历了明代末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饥荒，清顺治年间，城中仅余四百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已增长至四万九千户。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背着行囊的移民，他们筚路蓝缕，将家族的种子撒在四川盆地中。

移民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习俗的差异，与土着、外省人之间往往有着难以消除的隔阂，对外界的隔膜，使得移民一方面看重乡土之情，一方面重视宗族力量，以同乡为单位的会馆与以家族为单位的宗祠便应运而生。清代广汉城中相继兴建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贵州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与黄州会馆，人称“八大会馆”，而透龙祠、王氏祠、溪南祠等宗祠也在城市的各条街道次第出现。

小北街如今已改名为青岛路，我在街上找寻了半天，才在一个旧胡同里寻着了溪南祠，地上残破的柱础、万字纹砖随处可见，杂草与青苔将屋顶染成翠绿色，修长的悬鱼落寞地悬在空中。胡同没有门牌号，距离青岛路不过几步路，距离现代社会，却隔着百余年的时光。溪南祠如同一位不合时宜的老者，在日新月异的都市中茫然不知所措。

百年之前，溪南祠却是广汉城中最大的宗祠，由龙门、前殿、寝殿构成，前殿是族人议事、叙旧的场所，寝殿设有华丽的神龛，供奉祖先的牌位。祠堂画栋飞甍、错落有致，弧线形的马头墙以优美的姿态在空中划出两道弧线，四川人也把弧线形的马头墙唤作“猫儿墙”，墙面正中灰塑倒立的蝙蝠，寓意“福到”，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建筑符号。

清代广汉城中有宗祠30余家，比如县府街的李家祠、吴家祠，中山路的王家祠，花市街的黄家祠、俸家祠，小北街的庄家祠、肖家祠等等。1941年，许多宗祠住进了人家，院子晾晒着谷物，鸡群到处乱窜，在昔日神圣的土地上闲庭信步，神龛落满了厚厚的灰尘，祖先似乎已经很久没享受到香火了。民国年间，广汉的会馆、宗祠被挪为他用，抑或是走向破落，中国人传统的同乡情谊与宗族之情，也在被一点点蚕食。

城市的影子

如果说梁思成匆匆走过170多个县市，完成了对古建筑的初步调查，勾勒出中国建筑史轮廓的话，在广汉短暂的宁静时光，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座城市的选址、布局，考察其历史、风俗，并探讨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关系，让古老的建筑得以融入日新月异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中国正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城市面目全非，梁思成曾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痛惜地写道：“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毁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那时的古建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小城广汉或许已是为数不多的标本了。

可惜造化弄人，县志尚未编成，国立编译馆就迁回南京，营造学社的工作也被迫中止。林洙说，梁思成晚年常跟她说起广汉，眉飞色舞地讲起那些古建筑，也许在他心目中，当中国城市已陆续改变之时，在遥远的西南，还有这样一座城市，雕龙画凤，兽脊螭檐。

广汉一隅，又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百年之前，城墙、衙门、文庙、关岳庙、城隍庙、牌坊、奎星阁，曾是每座城市的标准配；恢宏的城墙环绕城池，蜿蜒的护城河保护城里的百姓；钟鼓楼准时响起晨钟暮鼓，见证岁月流逝；高大的牌坊上写满故事，是庄严的地理坐标，也是精神的华表；文庙祭祀孔子，奎星阁供奉魁星，古老的城市这才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文脉；城隍庙俨然阴间的衙门，年迈的奶奶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起城隍爷拿人的故事，忠奸善恶在恐惧中代代相传……

500余张照片，再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以及它们与城市、百姓的关系，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的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文 萧易 供图 林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