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和妻子毛淑仁

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1918年3月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着名红学家，是公认的继胡适之后研究《红楼梦》大家。1952年春天，周汝昌举家来到成都，在这里，他写下了着名的《红楼梦新证》。

从燕京到川大

1952年春，周汝昌带着妻子毛淑仁和喜临、月苓、丽苓、伦苓四个孩子，由燕京大学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远走成都是一个两难选择，当时他已不想继续留在燕京大学，但父母、兄长基于“四世同堂”的家庭观念，不同意他远赴四川。华西大学了解到周汝昌拖家带口，怕他没有盘缠，两次给他汇来了旅费，令周汝昌颇为感动。妻子毛淑仁支持他去成都，女儿周伦苓回忆说：“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由于一家人意见不合，周汝昌走的那天，家里无人送行。一家六口先到天津市河西区一个亲戚家，再乘火车义无反顾地赶往成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周汝昌入川虽无这般困难，却仍吃了不少苦头。那年头，入川的火车只到宝鸡，从宝鸡开始，就要坐汽车爬秦岭，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慢慢开往四川。旅途劳累，沿途美景却让周汝昌诗兴大发，晚年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千盘万转，一辆破旧的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中左旋右转地爬行，车外一步一景，变化多端，瑰丽奇特，连山的颜色都不停地在改换，有时是生满草和树的茵茵翠岩，有时则是赤红色的峭壁孤崖矗入云霄。峰回路转，让人经常感到有险象环生，但那位开车的司机则精神抖擞，镇定自若。还有层叠的梯田，郁郁葱葱，恍若仙境。远远的巨大山岩上，'剑门'两个字由小变大，赳赳地威武雄壮地向车中人逼来……”

在广元，周汝昌遇到了一点麻烦。当时，沿途时常有人要检查证件和行李，周汝昌在燕京大学时就已听力不佳，来四川前特别托人买了一个进口助听器，放在行李被褥中。检查人员不认识助听器，怀疑他是“特务”。周汝昌拿出华西大学的聘书、旅行证件、迁移证，没想到一个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过的。周汝昌有口难辩，最后助听器被扣留，他才得以脱身。漫长的检查花去不少时间，同行的旅客等得不耐烦，要求先走。好在司机人好，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多年后，周汝昌仍对这位司机以及这段不愉快的经历难以忘却：“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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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书法作品

一手好字 满堂学生

1952年5月1日，历经颠簸与磨难的周汝昌一家终于来到华西大学，住在学校宿舍西斋一号。周汝昌被校方聘为外文系讲师，执教本科三、四年级英文课程。然而，周汝昌在华西大学仅仅执教了数月，便遇到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了专门的医科大学，周汝昌调到四川大学外文系当教员，家也从华西坝搬到四川大学梅园校区。

周汝昌个子不高，第一堂课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卅三岁”。周汝昌字写得很好，钱锺书先生一次在友人家中看到他写的一幅“赋马”单条后，竟不断用手杖击地赞叹：“好字！好字！”俊秀的字迹一下子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而周汝昌一口流利的英语更让学生们佩服不已。

当时外文系有学生不到10人，周汝昌上课，没有一个缺席。他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周汝昌的学生刘浔生专门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怀念这位称职的老师。有一次，刘浔生到周汝昌家中请教翻译中所遇到一些难点，看到桌上有本又大又厚的字典，翻开一看，是林语堂编的《汉英大辞典》，再仔细看下去，有近一半的词下面都有批注。

周汝昌教英语与其他教师大为不同，他要求学生对中文、英文都有所掌握，翻译出优秀的作品，而不是单纯地将英语译成中文。 他常对学生说：“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周汝昌上课，选的都是西方名着，学生都爱上他的课，纷纷叫好。

贤内助功不可没

除了教书育人，周汝昌也在川大继续着自己的研究，1952年，《宋词语言的研究》一文撰成；同年8月13日，他又写成《楚辞中的“予”》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译》一书中。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缘分，1953年，周汝昌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编辑正是文怀沙。

1953年元旦，次子建临在成都出生，家里本来就是四个孩子，小家伙的到来给夫妇俩带来了不少乐趣，然而，周汝昌工资本来就不高，毛淑仁又没有工作，要养活一大家人，自然逐渐捉襟见肘。好在毛淑仁将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子虽不宽裕，倒也有条有理。周月苓回忆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周汝昌与学生关系很好，常常有学生爱到周汝昌家串门，一进门就大声问师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毛淑仁总是笑着将糖饼等点心端到他们面前。

毛淑仁虽只上过小学，记忆力却非常好，常帮周汝昌整理书稿，甚至校对，周汝昌又一次专门撰文感谢毛淑仁，“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范成大诗选》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

红楼一证天下惊

周汝昌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47年，当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四哥周祜昌一次读到一篇胡适撰写的《红楼梦》论文，胡适谈及自己手中有部敦诚的《四松堂集》，唯独缺敦敏的《懋斋诗钞》，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中自然有不少往来唱和之词。周祜昌深以为憾，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周汝昌据此撰写了一篇敦敏诗集中《咏芹诗》介绍文章，后来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红楼大师胡适看到后，即回信切磋，大师的谦虚与认真，令周汝昌很是意外。

1986年，电视剧《红楼梦》片场，饰演薛宝钗的张莉与周汝昌交流。

1948年6月的一天，周汝昌来到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适先生府上造访。胡适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他，从此，周汝昌手中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最佳版本，也与《红楼梦》这本千古奇书产生了不解之缘。

来到成都后，周汝昌也未停止对《红楼梦》的继续探索，在北京他就在撰写一本红楼论着，原定名《红楼家世》，后更名为《证石头记》，最后才定名为《红楼梦新证》。1953年，经过多方奔走，《红楼梦新证》一书终于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十九万字。

书刚上市极受欢迎，一时间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而周汝昌为之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周伦苓回忆说：“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是一波三折，辗转数年。老友黄裳最先主动写信将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但此后开明书店把书稿退回给周汝昌，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好在周祜昌热情相助，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誊清，才得以出版。《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周祜昌可谓功不可没。

在川大执教期间，有一次，周汝昌到东大街散步，看到一家饭馆挂牌“潇湘馆”，不由大怒，冲进饭馆，训斥道：“潇湘妃子的潇湘馆是你这种人这种地方可以滥用的吗？你若不将牌子赶紧换取，看我不带一群学生来，砸你个稀巴烂！”其实，周汝昌性格温和，并不会做出此种过激行为，故事的主角其实是近代赫赫有名的学者吴宓，不过却由此可见周汝昌的名气。

《红楼梦新证》为周汝昌赢得了广泛声誉，他也不得不因此离开了四川大学。《红楼梦新证》出版后，许多人觉得周汝昌是人才，想把他调到北京工作，川大也当他是宝贝，不肯放人，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聂绀弩担心川大坚持不放人，特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中宣部的名义下了特调文函。据说，当时川大校长彭迪先无奈地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

1954年春末，周汝昌携家口离开成都，回到了北京，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缪钺赋诗相赠：“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文 金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