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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崇州拥有过许多个名字，诸如江原、晋原、蜀州、唐安、崇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地名莫过于蜀州和崇庆。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蜀州从益州之地析分而新置，领晋原、唐隆、青城、新津四县，晋原县即为州治所在，即今天的崇州城。北宋绍兴十年（1140年），高宗潜藩，作为赵构封地的蜀州唐安郡升为崇庆军，“崇庆”这一称呼，便在历史的舞台抛头露面。或军、或府、或州、或县，影响甚大，至今不衰。

溯时光之流而上，反复摩挲着光绪三年（1877年）沈恩培辑《增修崇庆州志》，泛黄的书页弥漫着历史的尘埃。平静而安详的书页，像一位端坐于太师椅上的老者，不紧不慢，将崇庆州的故事娓娓道来。州志里的舆图由长长短短的线条构成，弯弯曲曲，笔笔直直，简约地描绘出街道建筑、河流湖泊、良田阡陌……崇庆州城的基本轮廓、蜀州八景的秀美风光跃然于纸，一百多年前的城市风貌好像随时都可以从薄薄的纸页中扑面而来，然后鳞次栉比，然后人声鼎沸。不大的城池由州衙署、圣庙、武庙、文昌宫、城隍庙、节孝祠、土地祠、市井居所等部分组成，这些都是当时的城市标配，有如人之五脏六腑，各有各的位置，各具各的功能，按一定的属性，散布于州城的躯体之中，而大大小小的街巷，正像联结着各个城市器官的一根根血脉，流动着忠义廉耻，流动着烟火人间。

崇庆州志，城池图（左）和庙宇图。

城垣&街道

城廓图上，城池主体是由崇庆州原知州潘成栋主持修建的。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贡生出身的潘成栋以代理知州的身份走马上任，这位颇有能力的州官见原来的土城残破不堪，便毅然决定废除原有城垣。在他的大力劝捐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建砖城一座，城周长为一千三百二十一丈二尺一寸，高一丈三尺，女墙高五尺；与此同时，还修建了四座楼关，东为迎紫门，南为怀远门，西为告成门，北为拱极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历任州官在此基础上增修城垣，不断完善。崇州这座城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丰满。

规划了城池，自然也就有了街道。明代时，崇庆州城的街道都兴修在城池之外，东城外是唐家街，南城外是尹家街，西城外是朱氏街，北城外是剥麻街。清代时候，州城内的街道数量渐渐增加，街道多以方位为名，居于城池正中的西街、南街和东街是宽阔的大街。以州公署屏墙外侧为起点，向右即为西街，直抵西城，出西城门便是金带街，由西街沿着州公署外墙蜿蜒至北城的为三元街；向左为东街，由东街的中部折北为小北街，由东街的街底折北为大北街。再由州公署大门向南，即为南街，可以直抵南城。南街中部有一个十字路口，向西为文明街；向东便是文庙街，这里又分文庙左街和文庙右街。由文庙左街学署起，向东便可直为小东街。

每一条街道都有集市，陈列着不同的生活用品，既方便了百姓，也繁荣了经济。可以说是商贾云集，百货列肆，比如南街的茧市、文庙街的杂粮杂货米市、正东街的油市、文明街的禽畜市，小北街的麻布市等等。紧连着城楼的东门外的向荣街、西门外的金带街等都有相应的集市。

文庙&书院

崇州文庙棂星门冯荣光摄影

历史上的中国，每个县（州）城都修筑了许多与文运文脉相关的建筑，崇庆州城也不例外。建于南城楼墙上的奎阁，用以供奉魁星；建于文明街上的文昌宫，用以供奉文昌帝君；建于文明街相对而立的江源书院和崇阳书院，用以教化启蒙补充官学；建于天目寺山门前的字库塔，用以焚烧字纸惜字多福……

不过，位于州城正中的崇庆州文庙才是真正的主角。州文庙紧邻川西名胜罨画池，庙学一体，称为圣庙或学宫。整体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宫墙万仞、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启圣殿、尊经阁、罨画亭；中轴线两侧建筑对称排布，有贤关、圣域、回廊、礼乐亭、衣冠所、省牲所、东西两庑、钟鼓楼等。其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屡毁屡建，今存文庙主体大成殿及钟鼓楼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重修。

崇庆州文庙是成都地区仅存的完整的古代文庙，也是四川省仅存的五座完整文庙之一；宫墙内外皆凿有泮池，实属罕见；其棂星门为四川地区唯一的木结构棂星门。崇州历来兴文重教，人才辈出，东晋《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晚唐“一瓢诗人”唐求、北宋药物学家唐慎微、北宋名臣胡晋臣、清代陕甘总督杨遇春、中国首位“歼10”女飞行员金孔雀余旭等，都是崇州养育出来的优秀儿女。

寺观&会馆

除了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建筑外，州城内还有许许多多十分接地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寺观。据《增修崇庆州志》卷八记载：“寺观（按神庙已入祠祀者兹不重见），城内外凡寺观二十有四。”在州城内，东街有仓圣宫、八蜡庙、五显宫、川主庙、江西馆、土主祠、大悲寺等；南街有五显庙、药王庙、龙王庙等。城外，还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五显祠、天庆观、东山寺、兴昙庵等寺观；分布着天后宫（福建馆）、真武宫（湖广馆）、南华宫（广东馆）、万寿宫（江西馆）、关帝庙（陕西馆）等会馆。

天目寺位于崇庆州城西北，紧邻城墙。曾任蜀州通判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有过关于天目寺的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言，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如此。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放翁曾于蜀州写过《怡斋》一诗，诗有“天风忽送塔铃语，唤觉清梦游潇湘”之句，也许所指就是天目寺中的阵阵塔铃吧！天目晓钟为蜀州八景之一，据清代晏补之《蜀州八景》诗：“惟爱西湖夜月圆，前村牧笛响悠然。市桥官柳依依绿，东阁红梅朵朵鲜。天目晓钟声八百，西江晚渡客三千。岷山晴雪无今古，白塔斜阳照九川。”

如今塔铃不在，寺名寂寂，只有从故纸堆里，寻古访幽，聆听曾经肃穆过整座城市的钟声。

身处州城北一隅的四相堂，则浓缩了另一段故事。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初，归吴途中的范成大在蜀州停留了两日，在此期间，他既参观了西湖，又参观了四相堂。据《吴船录》卷上：“郡守吴广仲撤旧四相堂新之，名曰熙春。余谓不若仍其旧。四相谓唐李绛、钟绍京等，皆尝为蜀州刺史者也。然但名四相，嫌限定数，乃为更名相业云。”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皇甫澈》所记：“贞元十四年，澈刺蜀州，赋《四相诗》，序云：‘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谟明弼谐，迁转历此。顾已无取，忝迹于斯，景行遗烈，嗟叹之不足也。谨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云尔。’”这座为纪念唐代名相张柬之、钟绍京、李岘和王缙而修筑的四相堂早在唐代就存在了。四人先后担任过蜀州刺史，尔后擢升，入京拜相。这也从侧面说明蜀州为朝廷所重视，治州之官必为能臣贤士。

湖光&山色

崇庆州城傍文井江而建，城内外的水系十分发达，沟渠纵横。城内的水体景观主要为东湖、西湖、罨画池。东湖临南城脚，湖较小，周围是农田；西湖位于州衙署侧，距天目寺不远，湖面稍大；罨画池荡漾于城池中央，紧邻着庄严的文庙，水面开阔。上述三处与历史上着名人物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赵拚与罨画池，范成大与蜀州西湖，陆游与东湖……

北宋皇佑间，赵拚任蜀州江原令（1049～1052年）。一年春天，时任蜀州通判（即蜀倅）的杨瑜邀请下属江原令赵拚游览州衙署园林。有景自生诗，于是有了《蜀倅杨瑜邀游罨画池》。赵拚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千年前罨画池的秀美风光，也使得“罨画池”这一名称完成了历史上的“首秀”：

占胜芳菲地，标名罨画池。水光菱在鉴，岸色锦舒帷。

风碎花千动，烟团柳四垂。巧才吟不尽，精笔写徒为。

照影摇歌榭，分香上酒卮。主人邀客赏，和气与春期。

公元1177年的6月初，范成大经过崇州，据《吴船录》所述：“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为西州胜处。湖中多小菱，可食。蜀无菱，至此始见之。”他乘兴饱览了蜀州西湖之秀美风光，一番闲情，尽入平仄，佳作《蜀州西湖》在荷花盛开时水月舟亭处的清波里构思出来：

闲随渠水来，偶到湖光里。仍呼水月舟，径度云锦地。

谁云不解饮，我已荷香醉。湖阴玉婵娟，敻立红妆外。

何须东阁梅，悠然自诗思。惊风入午暑，水竹有秋意。

采菱不盈掬，兴与蒪鲈会。遥知新津宿，魂梦亦清丽。

范成大笔下的蜀州西湖和陆游笔下的东湖，是否就是城廓图里的西湖、东湖，我未进行更深一步的考证。不过这些诗词歌赋都说明了千百年来，崇州城内散落着许多美丽的湖泊。这些波光粼粼的水体延续着，和城市共存共生，让城市有了灵气，有如珍珠般镶嵌于城池之内，闪闪发光。

1912年，崇庆州改称崇庆县；1992年，崇庆县改为崇州市。延续了近千年的“崇庆”一名，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崇州。自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的二十年间，一百多年前的线条被逐渐拆解，城楼，寺观，街道，会馆……都堙没于岁月的烟尘里。在原来的土地上，高楼大厦拔节而起，重构了现代生活。即便如此，线条也并未完全消逝，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崇州老城核心区依然延续着几百年前的布局和名字。庄严肃穆的崇庆州文庙立于城中，樟木森森的四相堂重建于罨画池内，修葺一新的天目寺迁建于城北，巍峨高耸的城墙还残留一段，与赵拚有缘的罨画池美丽依旧，菱歌荡漾的西湖虽干涸却成了一个地名……

城市的新新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故事，只会在祖辈父辈的口中，偶尔听闻一些旧地名和老故事。可他们的身上仍镌刻着关于“崇庆”的文化基因，毕竟说的还是崇庆县话，喝的还是文井江水，这种血脉将世代永续，繁衍不息。穿梭于古迹和典籍之间，我在时空的缝隙里打捞城史，掩卷而思，看到线条背后，每个人心中渐行渐远的崇庆州。（杨立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