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起运，经上海，于次年底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在日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批汇聚了中国文化精粹的南迁文物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里西行。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故宫文物悄然运到成都，秘密存放在大慈寺。自1938年5月下旬起，至1939年6月止，故宫的6595箱文物，在大慈寺存放了13个月。冥冥之中，千年古刹保佑着中华文化瑰宝。
闹市高楼环绕，大慈寺闹中取静
临危变道 国宝入川
从1937年11月20日始，故宫文物分水陆两路向内地疏散。水路由两艘轮船载着9369件文物从长江经重庆入川，陆路搭乘三列火车，抢运7286件文物，经西安抵达陇海线的尽头宝鸡。1938年4月11日运往汉中，存放在汉中文庙、褒城县宗营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张寨大庙。
在北路文物南迁途中，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收到“成都五老”之一方鹤斋写来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宝器不教沦异域，劳君跋涉万重山”。马衡在回复的诗中写道：“多感殷勤珍护意，举杯相嘱看岷山。”显然，马衡是想让故宫文物很快地深入到岷山中，在一片大山中寻找藏身之地。
早在1938年4月，马衡到成都拜会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要求他派人保护故宫文物入川。4月30日，邓锡侯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邓汉祥，希望予以支持：“兹拟由本署暨贵政府会同饬令成都警备司令部，派队协同保安队及成华县府负责保护。”
在落实了地点之后，故宫博物院又与四川公路局和新绥汽车公司（当时四川只有这两家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约。当时从汉中到成都有近六百公里的路程，道路上常有险恶之处，损失难以避免，所以新绥公司坚持要求支付空车回程的费用。虽耗费沉重，但故宫博物院也只能无奈接受。不过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西北一带缺少盐，如果能接洽四川盐务局运盐到汉中，岂不是一举两得？（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
桥盐入陕 乐山盐商义举
故宫博物院古物院馆长徐鸿宝找到了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5月上旬的一天，缪秋杰从自贡到成都与马衡会面。马衡希望能够以运盐到陕来弥补一点运费。
就在不久前，缪秋杰收到了犍乐盐场的一纸申请函，请求四川盐务管理局对五通桥的积盐进行疏销。当时四川盐区采取“统治自由政策”，即由盐务局每月核定盐价，盐商在政府监管下进行销售。乐场每月官定的盐引额度为303引（1引为一万斤），而实际生产已经超过350引。这多出的盐卖不出去，便急切请求增加每月盐的销售额度，消减积盐带来的经营负担。所以当故宫博物院提出运输的要求时，缪秋杰就想何不把五通桥的存盐卖到陕西去，既解决了产销问题，又帮助了文物运输，可谓一举两得。
故宫文物南迁押运负责人之一欧阳道达后来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一书中记载说：本院初为减少回空车辆，除经建设厅代揽商货外，复由新绥汽车公司与乐山盐场运商办事处订约，利用本院回空车辆载运销盐。
1938年5月20日，缪秋杰派府岸督销委员陈炜崇专程到五通桥落实运陕之盐。一到五通桥，陈炜崇就让盐务分局马上召集乐场的场运两商开会。他宣布了四川盐务局的决定：从5月底开始，五通桥的积盐可向陕南输销，场价运本暂不计算，到陕西卖了盐后，得价若干，再行分配。
盐商们认真算了账：从成都到汉中566公里，汽车每辆可载盐36担，每公里每吨需油费4角5分，折合每担运费7元7分，又陕南附加每担3元，这还不包括从五通桥到成都的运费，及在蓉陕两头的上下货费用，而且陕南市场的盐到底卖多少，也茫然不知，此行很可能赔得血本无归。盐商私下合议后，给缪秋杰发去一封电报，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运到陕南的盐由谁来接收，款项由谁支付？二是五通桥的巴盐是否适合陕南市场？
商人喻于利，有人提议婉拒此事：“（运盐之事）不知财力是否胜任，徘徊揣测，尊命无从，希另行推销陕南有效办法。”但盐商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不能光算经济账，还应该从支持抗战的角度考虑问题，何况故宫文物疏散后方是件大事，商人不能只重利，在国家危难之际，此事可当义举。
支持的盐商最后占了上风，首批1000担盐准备起运。在起运之前，乐场的场商和运商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此次运陕的盐在运费及盈亏上各自承担一半；二是为争取时间，首批盐从成都拨借岸盐1000担，不从乐场转运；三是场商处派曾俊渊，运商处派叶文恭作为代表随车押运。1938年6月7日，五通桥盐区乐场又与新绥公司签订了合约，并请四川盐务管理局及故宫博物院作为介绍人在合约上共同签字证明。
侵销风波一波三折
故宫文物是从5月26日开始由四川公路局的5辆车转运的，第一批车到达成都后已经是6月中旬，“这日期距文物全部运到汉中，只有一个半月。”（那志良《抚今忆往话故宫——故宫五十年》）
新绥公司把桥盐起运济陕则是从6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盐有540担，分装14辆汽车，走了两天到达广元。当继续在川陕公路上行驶时，就遇到明月峡一段塌方，汽车只好返回广元等候，哪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多天。这一路的艰险，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深有体会，当时院长马衡与李济受故宫理事会的委托，专门去视察过沿路的情况，险象环生的道路让两位大学者在惊恐中吃尽了苦头，吓得弃车步行。在路途上的生活也让他们烦恼，“论到吃，一进饭铺，桌子上落满了苍蝇，黑黑的一片。”“论到住，我在成都虽然替他们买了两份铺盖，旅馆里的蚊虫、臭虫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大小便都要到猪圈里去，臭气熏人。”（那志良《抚今忆往话故宫——故宫五十年》）
在故宫文物的运输中，有一次车在经过绵阳附近时遇险，车轮滑到了沟里，幸好只是把车摔坏了，而文物箱子却未被震破，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算是逃过了一劫。新绥公司不敢再出事故，异常小心谨慎，沿途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6日，首批桥盐才安全运抵汉中。
1933年2月，故宫文物从北平起运。
密令保驾 “重要器物”入驻
在大慈寺储存南迁文物，是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亲自到成都选定的。1938年的4月24日，文物还在途中，四川省政府就密令“四川省会警察局”秘密查看文物藏身地点，“本府近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储，兹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经楼上下两处房屋宽敞，适宜堪以借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密令秘字第4358号》）
当时文物南迁属秘密行动，故省府用密令，也不明示为故宫文物，而称作“重要器物”。而寺院不清楚是什么“重要器物”，虽然答应借用，但原先占有的几间房屋却不愿腾让出来。为此，省政府饬令警察局不要迁就，要求该寺立即“腾出房舍，俾便大慈寺军队移驻。”但寺庙方做事拖沓，一直没有积极响应，而故宫文物已经马上就要运抵成都。4月26日，四川省政府以“待用孔急，未便任其违延，致误要公”为由，要求警察局“立派要员前往交涉，勒令立即腾出。”（四川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训令二十七年秘字第4050号》）
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谈到了大慈寺的储藏情况：由陕迁成都文物，在大慈寺分设三库储存：大雄宝殿编第一库，较干燥，以存图书、文献两馆文物箱件及前秘书处之皮、丝等字号畏潮箱件；藏经楼下编第二库，较潮湿，以存古物馆及前秘书处之瓷、铜、玉器不畏潮箱件；藏经楼上编第三库，最高爽，不宜载重，以选存较轻箱件。
保证安全 约法七条
故宫文物搬进了大慈寺后，又面临新情况，因为寺庙是烧香拜佛之地，极易引发火灾，这不得不让人时刻警惕。1938年9月21日，故宫博物院专门致函四川省政府（《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公函蓉字第115号》）：案查本院存陕文物，奉令移蓉，业承贵府代觅东门内大慈寺为库房，并经陆续运入保存各在案；兹查该寺存放本院文物之藏经楼，后面与僧人宿舍毗连，诚恐僧人不慎，发生意外，责任甚重。迭经本院派员会同贵府秘书处交际股饬该寺将此项宿舍迁移，以免发生危险。嗣据该寺僧人声称，寺中房屋有限，实属无处可迁，恳求格外体念寺中困难，仍准僧人居住，对于火烛，必当谨慎等情。本院以该僧人所称各节，尚属实情，未便过于勉强，除会同贵府秘书处交际股实地查勘，将所有木板隔断，一律改砌砖墙外，兹经拟定僧人应遵守事项七条，相应甬送。
这件公函还专门附录了这7条遵守事项，并请四川省政府“转饬大慈寺僧人”。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记录了7条遵守事项全文：一、室内应严禁吸烟；二、晚间只限用清油灯，不得使用洋油，或装设电灯；三、室内不得设置火盆；四、室内不得存放一切易于引火之物；五、厨房应派人监守，晚间并须将炉火完全熄灭；六、库房附近不得焚烧任何物品；七、库房附近不得堆积干草及一切易燃烧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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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器物”入驻大慈寺后让里面的和尚颇感不便，于是住持果澈和尚以房屋被借为由，“呈请酌给生活费”。故宫博物院也考虑到实际情况，一次性给了1000元作为补助。
在安全方面，以前大慈寺的天王殿和山门有一队成都警备司令部163师部的驻兵，故宫文物运进后就让他们转驻文殊院，而是让四川警备司令部“派有排长一名率士兵两班，来院保护”。故宫博物院也为驻守士兵发给一些补助，从1938年11月开始，“由本院按月发给津贴伙食费五十元以资奖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蓉字第121号）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蜀道难，故宫文物跋山涉水，运往成都途中。
故宫文物从汉中运到成都花了7个月时间，而从褒城入川的文物，前后断断续续总共耗时一年多，有一部分没有在成都停留，直接运到了峨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进入1939年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就在故宫文物从汉中文庙运走一个月，文庙就被日本人炸毁，文物幸免于难，但这次轰炸让南迁四川的故宫文物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文物运到大慈寺后，大家仍然没有安全感，日本人的空袭随时威胁着成都。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轰炸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炸伤3人。这一炸，人心惶惶。故宫博物院想到，如果把所有的文物都集中于大慈寺，一旦目标暴露，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就有人提出“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好是在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津再找一个储存的地方，分藏文物。
1939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了渝二字第11号公函，请求转令新津县政府商借玉清道院（今新津县纯阳观）存储文物并协助办理。2月6日，四川省政府函复照办，道院的修缮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
但不到半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39年3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停止新津玉清道院的修缮，所有文物迁往“嘉定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办竣。”
此时，抗战局势更为严峻，日军疯狂轰炸重庆。1939年4月，马衡接到“行政院”命令，要求水路到重庆的文物需三个星期内运离重庆，而存在成都的文物限5月底运往峨眉。当时的情况是陕西运到成都的文物还有一小部分未运完，只有直接运到峨眉，“是时运到成都文物，计已入库者，六五九五箱，又行提出复行峨眉；其余六九一箱，则随运到而随转，不再入库。成都已成为一转运站矣。”（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日寇轰炸 转运峨眉
要转运峨眉，打前站的工作必须马不停蹄。首先是护卫工作。1939年4月28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公函，请求沿路的安全护卫保护；5月1日，四川省政府为了落实故宫文物的安全问题，给从成都到峨眉沿途的华阳、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眉等县发出训令，要求他们执行保护任务。
既然决定再迁，选址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一书中谈到了选址的考虑：除觅定乐山安谷乡祠宇七所为移储原存渝文物外，并以峨眉山为普贤道场，向多业林，足以移储原存成都文物，亦同时前往履勘。迨勘选结果，感迁储山上诸寺，搬运困难；山麓诸寺，房屋稠密，阴湿尤甚，且四川大学已拟占用。其最适宜之地，当属峨眉县东门附郭之大佛寺及西门附郭之武庙。存蓉文物，可全数移存。且邻近寺观尚多，可无不敷应用之虞。
故宫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是从1939年5月17日开始的，采用的是分程接运的办法，在彭山县设立转运站，使用的汽车“以中国联运社车辆为主，而辅以新绥汽车公司车辆。计运三三批，用车一三四辆，装文物三○二三箱。”（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这段运输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比较顺畅，可见成都—峨眉段路况明显好于汉中—成都段。
1939年6月24日，文物全部从成都大慈寺运到了峨眉，但陕西方面还在源源不断地转运之中，于是故宫博物院再给四川省政府去了一封公函（蓉字第306号），告知由陕运到四川的文物不再停留成都，并归还租用的大慈寺库房。
到1939年7月11日，7000多箱珍贵文物终于一路颠簸全部到达峨眉，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现峨眉二小校）和西门外武庙（现峨眉一中校）。国宝刚转走，成都就被轰炸，1939年6月11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飞机轰炸成都，在成都投弹111枚，轰炸了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等一带，炸死无辜百姓226人，损坏房屋6075家，被炸的地方离大慈寺最近的不足500米。无论是在汉中还是成都，故宫文物都在危急之时化险为夷，仿佛在冥冥中有神相助。
峨眉大佛寺香火很盛，平时香客游人不少，为了减少影响，就专门修了一条路，直接通到寺庙的背后，在那里开了个大门，方便汽车出入。而武庙实际是个空庙，住了些讨饭的穷人，故宫博物院发了一些钱，让他们搬出，这才将文物放了进去。至此，长达一年多的迁徙才宣告结束。
关于故宫南迁北路从宝鸡到峨眉这一段的经历，那志良在《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中写道：在二十八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川陕段的运输，路线拉得太长了。北起陕西褒城，南达四川峨眉，全线长达七百多公里，有褒城、广元、成都、彭山、峨眉五个站，统由驻蓉办事处管理，而职员仅有六人。除主任外，每人各守一个岗位，办理一切发箱、收箱、装车、卸车及一切事务上的职务，各人工作的紧张，是可以想见的。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三条运输线中，北线是路途最漫长的，路途条件也是最为艰险的。从宝鸡到峨眉，实际是穿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由北向南的入蜀路线，“蜀道难”在北线迁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龚静染 | 文 余茂智 | 图，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