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像
清代四川，家族的宗祠或者百姓的堂屋中，往往有供奉木雕造像的传统，既有佛教的观音、佛陀，也有道教的文昌帝君、药王、财神、镇江王等，亦包括祖先像，它们是年年岁岁、日日夜夜堆积起来的精神信仰，也是精美绝伦的民间工艺。
药王 近水楼台从人到神
农历4月28日，天才麻麻亮，64岁的康兴义起床给药王上香，今天是药王寿辰。堂屋正中的神龛供奉一尊高约40厘米的木雕药王，它面目慈祥，颌下三缕长须，双手托龙，骑在黄虎之上。神龛上方贴有红纸，上书墨书：“京兆家风”“天地君亲师”“三元三品三官大帝文武夫子四官财神香位”“药王会上十三代名医仙师采药童子炼丹先师位”。
老康家在乐至县大埝乡康家湾，先祖传说是“湖广填四川”。大约清朝嘉庆年间，康家出了位中医，悬壶济世造福乡里，也找来工匠雕了这尊药王。传到康兴义这一辈，兄弟几个分家，老康不要房子，要了木雕。如今康家虽无人行医，这尊药王却成了家族历史的见证。墙上“京兆家风”四个大字，指的是药王出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耀州区），也暗示康家一直以神医弟子自居。
药王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神医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581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活了101岁。他一生致力行医，勤于着书，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影响最大，合称《千金方》，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清代四川，药王信仰极为流行，不只是医药世家，寻常人家也在家中供奉药王，期望这位道教尊神能带来健康与福祉。药王大多身着圆领长袍，手中抓着飞龙的胡子，身下骑着憨态可掬的猛虎，暗合“降龙伏虎”传说。孙思邈曾经救治泾阳龙王的龙子，又从猛虎口中取出骨刺，唐太宗有“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的赞誉。
乡间，即使是简陋的神庙，神龛上的神仙也寄托着普罗大众的愿望，被赋予了美好的愿望与信仰。
唐朝名医孙思邈为何被尊为药王呢？这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功劳。佛教有药师佛掌管众生生老病死，道教为了争取信众，遂创造出药王。不过道教本没有掌管健康的神只，于是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史上的神医，有着道士身份的孙思邈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在医疗条件尚未成熟的古代，老百姓生了病只有依赖神仙，身体健康比什么都来得现实，这或许是药王流行的社会背景。
财神 最受国人欢迎的神灵
农历正月初五，广汉市和兴镇安平村的乡民扶老携幼来到村口老君观，给神仙上香。老君观供奉三清、文昌、关帝、王母娘娘等神灵，又以药王与财神最受欢迎。财神赵公明威武赫赫，怒目圆瞪，长须及胸，身着铠甲，一手持钢鞭，一手执元宝，骑在黑虎之上。这一天是财神生辰，乡民顶礼膜拜，希望新的一年财源广进。前一天晚上，许多人家置办酒席，热热闹闹地为财神庆辰，民间俗称“接财神”。
中国人恐怕没有不拜财神的。这位道教尊神虽然品阶不高，却掌管招财进宝，与世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赵公明早期形象并不光彩，甚至有些可怖。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一日，散骑侍郎王佑听到门外有人造访，称自己是赵公明将军属下，到人间征兵。王佑见冥将来招，自知大限已到，想到老母无人照顾，不由黯然神伤。冥将见王佑事母至孝，便到赵公明那里给他求情。
宋代之后，赵公明摆脱冥神形象，走进千家万户，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功不可没。他本是峨眉罗浮山仙人，被闻太师请来当救兵，一鞭将姜子牙打得半死，将哪吒打下风火轮，力战黄天化、杨戬、雷震子，也不落于下风。姜子牙无计可施，最后还是靠旁门左道杀了赵公明。姜子牙灭商后主持封神仪式，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手下有“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神仙，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赵公明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神。
追求财富古已有之，财神为何直到明代才出现呢？在传统儒家看来，追逐财富有违君子之道。《世说新语·德行》中，管宁与华歆在园中锄菜，管宁见到金子不为所动，华歆却心生邪念，管宁由此被塑造为君子式的人物。宋代之后，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商人地位不断提高，追逐财富不再受到道德的制约，这或许是财神信仰出现的土壤。
太上老君像
在长期历史演变中，财神形成了一个庞大家族，“福禄寿喜财”中的李诡祖、五显神、五通大帝都能赐予钱财，其中文财神范蠡、比干，武财神赵公明、关公为世人熟知，民间奉为“正财神”。四川清代木雕财神，除赵公明外，以关帝数目最多。他大多是红脸武将模样，柳眉杏眼，身披铠甲，外罩绿袍。传说关羽在曹营，曹操常常赏赐财物，关羽每收一样，即登记下来，离开时悉数奉还，还附上账册，此方法被商人沿用。不过，记账随商业兴起出现，并非关羽首创。历史上的关羽以勇武忠义、公正无欺闻名于世，这些品质正是生意人生财的关键，且商贾出门在外，也需要神灵保驾护航，这才是关帝被尊为财神的原因。
文昌帝君 从蜀地走向中国
与药王、财神不同，文昌帝君出自蜀地，祖庙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从宋代开始，文昌帝君即被视为掌管科举功名之神。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叫李知几的仕子，一日向梓潼神（文昌帝君）求取功名，当晚即梦见来到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着观前支机石对他说：“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知几遂改名李石，果取功名。
梓潼神信仰传入中原后，逐渐获得朝廷认可。元延佑三年(1316年)，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钦定“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简称“文昌帝君”。由于封号中带着“文昌”二字，遂与传统的文曲星重合，原本只在巴蜀地区流行的梓潼神，一步步扛起了中国科举的大旗。
晚清，文昌祠、文昌庙数目一度超过了文庙，遍布各省，还流传着“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后天之文昌也”的说法，将道教文昌帝君与儒家至圣孔子相提并论。既然功名可以像钱财、健康一样通过求神拜佛实现，文昌信仰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文昌帝君的发源地，四川几乎每座城市都有文昌宫、文昌阁。无论是官宦府邸，还是寻常人家，都爱找工匠雕刻文昌帝君，视为座上宾。清代的文昌帝君数目众多，其形象也千差万别，或沉稳大气，或清秀俊俏，或玉树临风，或若有所思，但大多头戴乌纱帽，身着官袍，腰系玉带，俨然一官吏形象。
木雕造像背后大多凿有方形、圆形小洞，称为藏洞，完整的藏洞，往往放置金银铜铁锡（称五金），或青红黑黄豆及大米（称五色粮），偶尔还有纸张，上书神像名称，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何人供奉等等，四川省巴中市的一尊文昌帝君，藏洞中的纸张如是写道：
大清国四川北道保宁府巴州顶山乡四甲地名石泉山下……文昌帝君……神圣保佑信士一家老小个个加福加寿，清吉平安，天开文运，运□亨通，只有吉神拥护，不见恶耀加临，凡富贵功名心有所祈，种种如愿……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岁仲春月，巴州顶山乡石泉山下一户人家找来工匠，雕刻了这尊文昌帝君。从墨书来看，清代文昌帝君不仅仅是功名赐予者，还有加福加寿、趋吉避凶、劝人行善的功能。
道教神灵走进日常生活
清代四川木雕造像，药王、财神、文昌帝君数目最多，工艺也最为复杂。而诸如三清、真武大帝、镇江王、福神、禄神、雷神、妈祖等道教神灵亦大量出现，这似乎显示出，清代的道教占据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镇江王多是英俊的武将形象，头戴金盔，脚踏飞龙，右手执斧，脚下踏着蛟龙。镇江王亦称杨泗将军、杨家四爷，原型是农民起义军头目杨幺。南宋年间，杨泗追随钟相起事，席卷洞庭湖地区七州十九县，宋朝屡次派军围剿，皆无功而返，不得已从抗金前线调回名将岳飞，这才破了义军，杨幺为岳家军大将牛皋所擒。杨幺死后，他的事迹在洞庭湖畔广为流传，船户传说他能平定水患，遂立祠祭拜，逐渐神化为道教水神。
此外，土地公公多为地方员外打扮，身着便服，头发花白，杵着拐杖，颌下长须及胸；火德星君身披铠甲，面目凶恶，三头六臂，手中持有刀、剑、弓箭等法器，《西游记》第五十二回悟空大战青牛怪，先后请来火德星君和水德星君帮忙；灶神也称灶公、司命真君，双手笼于袖中，它最初掌管饮食，后被赋予“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的职能，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离开人间，向玉皇大帝上奏。民间常在前一天晚上用汤圆、麦芽糖祭拜，堵着灶神嘴巴，让它在玉帝前说些好话。
在世俗性与民间性极强的道教看来，山川、河流、天地、星辰、水火、风雨、雷电、牛马、蚕虫，乃至医药、灶台、生育、房屋、厕所，无不由神灵主宰。道教将其神化后，注入中国人的生活，乃至心灵。时至清代，百姓的生活与神灵密不可分，生病拜药王，求取功名拜文昌帝君，婚后无子嗣拜送子娘娘，江中行船拜镇江王，预防火灾拜火德星君，倘若想求钱财，那不妨去财神那里试试运气。民间几乎月月都有道教神只的节日，正月初二祭财神，正月初九祭玉帝，正月十五上元节祭天官，二月祭土地，三月祭城隍，五月祭关公，七月祭魁星……道教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
家家念弥陀 户户拜观音
较之熙来攘往的道教神灵，佛教题材木雕略显单调，大多以观音为主。在印度，观音最早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且从未以女性形象出现过；传入中国后，这位菩萨却以女神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王母娘娘、女娲娘娘，但前者棒打鸳鸯，拆散牛郎织女，却是凶恶、孤僻形象；后者虽有无穷法力，却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联系。相反，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以后，立刻以和蔼可亲、有求必应的形象俘获了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女性的心灵，填补了中国人的信仰空白。
明清时期，《初刻拍案惊奇》《合浦珠》等小说流行，书中的观音菩萨往往以救苦救难、赐人子嗣、惩处奸恶的形象出现：《初刻拍案惊奇》卷27，王氏的夫君为歹人所害，不得不出家为尼，每天清晨向观音吐露心事，从不间断，最终夫妻团聚，恶人也遭到惩治；《合浦珠》第7回，僧人寂如化缘，即为了“小庵新塑一尊送子观音，尚少数金”。从中可见南海观音、送子观音的流行程度。
南海观音像
这种思潮也影响了木雕造像，清代观音多以南海观音、送子观音形象出现，也多了一份烟火气与农家气息。南海观音静坐在普陀岩中，手捧净瓶，竹林掩映，白鹦鹉在山中盘旋；送子观音如同贤惠的农家女子，脚下孩童嬉戏。恐怕谁也想不到，印度的观音居然在中国抱起了孩童。
造像丰富 和而不同
清代四川，一些殷实之家除了供奉道教、佛教神灵，偶尔也雕刻祖先像，寄托哀思。成都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对夫妇像即是其中精品：男子身着官袍，面容慈祥，满脸皱纹，胡须花白，端坐在虎头圈椅上；女子头梳高髻，和蔼可亲，宽松的袍子下方露出三寸金莲。
木雕背后的墨书题记记载的是家族历史：父王公田泉生像之座 皇清……孺人显妣王母刘氏遗像之作 男能昭、能现奉。王能昭、能现两兄弟找来工匠，为父亲王田泉，母亲刘氏雕刻了这对木雕造像。开凿木雕时，母亲刘氏业已过世，遂称“遗像”，父亲王田泉依旧健在，故称“生像”。刘氏有“孺人”的称呼，这是朝廷对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可以推断王家父子必有人官至七品。
清代四川的祖先像，有的头戴暖帽，身着红袍，倚在马背上，工匠别出心裁地将马雕成卧姿，以突出人物高大的身姿；有的却又是农家妇女装扮，头绾高髻，身着对襟长袍。祖先像以写实风格为主，件件不同，由此四川形成木雕造像的另一种风格，为我们了解清代四川服饰、首饰乃至祭祀风俗，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佛教、道教、祖先像，四川清代木雕造像种类庞杂，数量繁多，也是中国木雕造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明代末年，四川陷入长达数十年的饥荒战乱，清朝立国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鼓励外地移民入川，来自湖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将各自信奉的地方神带入四川，以求得到乡土的慰藉与神灵的庇护。移民入川，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影响了四川人的精神世界，而四川自古道教、佛教盛行，这是木雕艺术盛行的宗教土壤。
清代四川，一尊尊木雕走进无数像王能昭、王能现这样的家庭的香案之上。晨昏叩拜，香烛摇曳，在无数个日日夜夜、年年岁岁之后，它们落满灰尘、妆彩斑驳，却寄托了普罗大众的愿望，被赋予了美好的愿望与信仰。（蓝荣辉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