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半边桥是一座小而简陋的一洞石拱桥，横跨金河，始建于清，原本极其平常。因清末被少城水栅隔成两半，这桥遂被称为半边桥，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成都民谣唱到：“穿城一条江（金河），江上一架桥（半边桥），桥上一座城（水栅房），城里站个人（水栅房内开闸人）。”说得更为形象。
昔日的顽童，今日的老叟，摆不完的半边桥老龙门阵
捕鱼捉蟹“阻击战”
“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环绕城市，有的穿城而过。”（《马可·波罗游记》）这穿城而过的便是金河。据史载，金河开凿于唐大中七年（853年），全长5公里。有了河，便有桥。清初金河上有桥22座，由西向东算起，半边桥正是金河上的第6座桥。因其界于大城与少城之间，故在金河水运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明嘉靖成都知府刘侃和清成都知府项诚曾先后对此有过动人描述：“金水之漪，洋然流贯阛阓；蜀人奔走聚观，诧其神异，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饮……园者灌。濯锦之官，浣花之姝，杂沓而至，欢声万喙，莫不鼓舞”（明刘侃《重开金水河记》）。而项诚《议开成都金水河事宜》记载沿金河一带多商贾：“凡客船一至东关（今半边桥侧），货物行李皆用小船拨运入城……”另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在清代为驻防旗兵之箭厅、马厩、仓房、柴薪库，乾、嘉时八旗官兵柴粮均由金水河运入半边桥水栅内，贮存于此。读此颇能让人想象这内陆古都，还真有江南水乡的情致呢。
到了清末，“金河水断不可饮，因檐沟秽水多注其中，而沿岸居民又淘菜洗衣，倾渣滓于其中也。”（《成都通览》），航运功能渐渐消失。而半边桥久有水栅房，两扇水闸关闭便升高了桥西人民公园金河段的水位，照样可行舟船，当然不再是输炭运米，而是给游客提供了一个“驾一叶之扁舟，扣舷而歌之”的绝好去处。那时人民公园内金河段很长，围绕着祠堂街、半边桥街、君平街、小南街背后有很大一圈，游弋其间，何其逍遥。
上世纪50年代，半边桥头是我与小伙伴常去玩耍的乐土。向东望去，常见女人们沿桥南东侧拾阶而下，在河边浣衣洗衫；而离石阶仅几米远便有老井一口，一些汲水者日复一日地把水挑回家烧茶煮饭。河水井水，近在咫尺，各有所用，正印证了一句老话：井水不犯河水。从桥头东行500余米，河水缓缓流动，波光粼粼，回清倒影。南北两岸分别是陕西街、西御街深宅大院高高的后卫围墙，或背向河边歪歪斜斜的小屋，沿岸道路很窄，泥土地，宽不足两米，很少有行人过往，更无车马喧闹，幽深而神秘。
那时若遇酷暑难熬，半边桥便成了天然空调房，街上人家会抬把竹椅放在桥洞中，安坐其间，脚浸在冰凉的河水中，背靠着竹椅，任穿桥而过的河风在周身上下轻柔抚摩，优哉游哉，或聊天或养神。那份爽，叫每个毛孔都畅快淋漓！
每逢半边桥水栅房开闸泄洪之际，则又有一景。放水时，金河里的鱼儿东窜“突围”，街坊邻里便纷纷拿来虾耙、渔叉、渔网，甚至罾，在桥下打响了捕鱼捉蟹的“阻击战”。但见活蹦乱跳的大鱼被打捞起来，挤在桥上的围观者欢呼雀跃。当然也有的仅仅捉了几条小鱼虾虾，只配拿去喂猫猫，这些人大都是打急抓，随手抓个撮箕就匆忙上阵。这场“阻击战”一般要持续到水闸关闭之时，捕鱼者才拿着大小战利品得胜回朝。
夫妻肺片发祥地
半边桥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半边桥街历来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以桥为界，半边桥南北二街总长252.2米。街两侧大都是穿斗式木结构青瓦铺面房，多为皮鞋店家。作家李致曾在其文章中描述：“当时成都的街道，多数商店都卖一种商品。例如，福兴街主要卖帽子，半边桥街则多是卖鞋的。”的确，当时的半边桥街稳坐成都皮鞋业的“龙头”位置，街上云集着“王集成永”“前进”“光荣”“光华”“大胜”“可行”“一新”等许多皮鞋商家，都很出名。其中“王集成永”历史最悠久，清朝即有之，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便有记载。后起之秀如“前进皮鞋店”名气颇大，因其皮鞋款式新颖、做工考究而名噪一时。
这些店铺清一色的前店后坊，每店几名工人，全是手工制作皮鞋。抗战时期，着名电影明星白杨专程来此选购皮鞋，引得路人争相观看，传为一时佳话。当事人回忆说：那盛况真是“街都轧断了。”
除皮鞋店外，一些卖茶叶、布鞋、牙刷、小吃的店家也夹杂其间。说起小吃，半边桥街最着名的莫过于南边的“夫妻肺片”与北边的“痣胡子龙眼包子”。“夫妻肺片”创始人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妻，那时他们的小铺子仅有一单间，刚好在人民公园后门右侧拐弯处，中有一木柱，撑住破烂房子，这间仅几平方米貌不惊人的小铺子，创制的牛肉肺片却以“成都名小吃”蜚声中外，虽历几代数易其地，但发祥之地却在于斯。
“痣胡子龙眼包子”店铺位于半边桥北街西侧，10余平方米，店主廖永通，他做的包子形如仔蟹，小巧玲珑，皮薄馅饱，咸鲜香浓，一两十个。其粉红色的肉馅望天而出，状似龙眼，加上廖永通下巴有颗黑痣，故取名“痣胡子龙眼包子”。食客一入座，包子就上桌，随即送上一碗免费的豆芽棒子骨汤。儿时的我爱跑到他店前“围摊子”，最开心的是欣赏他捏包子时下巴黑痣上那根胡子一抖一抖的样子。当然，包子出笼时香味四溢，更是诱惑我的重要原因。但囊中羞涩的我只能连同唾沫咽下一句话：“等二天长大我找了钱，一定要来吃个够。”
剥花瓣 香满街
半边桥狭窄的街巷酿就了淳朴的民风乡情，邻里间串门抬脚便进，如进自己的家一般随便。不用敲门，也不用找借口，漫无边际瞎吹一通，意满兴尽抽身又去。称呼长辈不过一声“伯伯”“姆姆”，若是哪家来了远客，要留宿过夜，主人家的娃娃们随便到隔壁的伯伯、姆姆家“打个挤”便一切搞定。
也许是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半边桥街上五六个、七八个子女的家庭比比皆是，且常以毛头儿、蜞蚂儿、狗儿一类贱称为小名，寓寄着越贱越好养的简单愿望。
这中间最惹眼的，是半边桥南街东侧西南茶号的“杨家将”，兄弟姐妹十人足足够得上一个班，且个个长得高高大大，健康漂亮，各有所长。杨二哥带我下河洗过澡，杨三哥同我赌过“洋画”，杨四哥怂恿我上树抓过鸟……
此外，西南茶号还有“一最”——茉莉花香最令人陶醉。原来“茶号”素有用茉莉花窨制花茶的传统，故每至茉莉花采摘上市的季节，都会从高店子、龙潭寺、大面铺等地购进好几批。花多为双瓣和多瓣，窨制前需人工将其分瓣剥离。于是茶号常请街坊邻居“帮个忙”，并按剥花斤两计付小费。其实酬不酬街坊邻居并不在乎，在乎的是茉莉花的清香、秀丽、淡雅、洁白无瑕。入夜，老人和孩子围坐在自家街沿上，一边剥花，一边聊天。“人语花香”在茫茫夜色之中，弥散在整条街上，连过路客都会不自觉地放缓脚步，闻之，叹之：好香！好香！
孩童爱看“打金章”
在家家商铺相连的半边桥，还有一家显得“鹤立鸡群”的“张公馆”。张公馆位于半边桥南街西侧，建筑呈中西风格，气派十足，比起相邻的店铺明显高出许多。南侧是风火墙，墙内侧厚重的黑漆大门正好对着街对面的“王集成永”皮鞋老店。公馆进出有大小门之分，家人进出常走大门，离大门20米远处有小门，小门供佣人出入，本街上以挑水卖为生计的“瞎子”也会从小门经过。
公馆主人张某，老街坊都知他乃一介名医，曾留学德国，任过省邮电医院院长，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有口皆碑。张院长一家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俗大异于传统意义上的市井百姓——不去左邻右舍串门话家长里短，更不会向街坊邻居求一葱一蒜，进进出出向来不苟言笑，目不斜视，令街娃们感觉莫测高深。可一旦街坊邻里有夜间突发疾病者叩门求助，张院长则不问贫贱富贵，爽快施医施药。
公馆的大小门之间是一道临街高墙。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墙被政府圈一块辟为“广告栏”，张贴各类社会广告。那年月百姓好川剧，于是常见一长者日复一日地在此张贴川剧海报。海报惯用三两种色彩楷书，甚是醒目，演出的剧团、剧目、时间、场址以及主演明星，一目了然。
公馆墙脚下街沿边，有书贩摆地摊，所售多为木刻本线装书，有历书、算卦书、《百家姓》《小菜打仗》以及《成都民谣》之类。书贩多喜用竹子编成“书架”将书挂在上面，斜靠在墙上，让市民任意挑选。
张公馆之北是雷伯伯家，雷家刚好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省国术馆一墙之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省国术馆间有时要举办“打金章”擂台赛。每逢比武，馆内不时传出“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擂台上，对手豹眼圆睁，钢牙紧挫，凝神运气，招式往来，败者每每被击打得见红（出血）、倒桩（丢翻在地），甚至被打下擂台。此时，便是半边桥的娃娃们最兴奋的时刻，我们纷纷聚在雷伯伯家二楼上，如同坐在大剧院楼厢头排正中，透过青砖墙体上的梅花洞，屏息敛气地把打擂比武现场看得一清二楚，其紧张、激烈、惊险、刺激的场面让人终生难忘。乃至于本街娃娃们一旦“狂鼓了”（方言：指嬉戏打闹过头而引发打架），其不堪一击者哪怕是几声抽泣，也绝不低下高昂的头，都会向胜者雄起：你有好“港”嘛？敢不敢到国术馆去打金章嘛？！
摸赵字，吃糖饼
旧时，成都城区很小，所谓穿城九里三，城里人出城去南门，城外人进城逛人民公园、到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电影，都必经半边桥这要冲之地。这里自然是车流如织、人气鼎沸，小商小贩趋之若鹜，以桥为中心，摆开了瓜子花生摊、蛋烘糕摊、水果摊、肺片摊、糖饼摊、糖炒板栗摊……叫卖声此起彼伏。
其中最令娃娃们垂涎三尺的便是“肺片摊”和“糖饼摊”。这肺片摊卖的是又辣、又麻、又香的凉拌牛脑壳皮肉，又叫“盆盆肉”。原为牛头废弃的下脚料，巧加利用，遂为美食，谐音肺片。卖者将拌好的两大面盆肺片（一盆或为兔块或为大头菜片、串）分别置于一大竹篼两端。盆内汤汁红油闪亮，芝麻如星，鲜香冲鼻，煞是诱人。食者只需递上一两分钱，即可送之入口，顿时馋涎绕颊，满嘴生香。因其物美价廉，常引来娃娃们和贫苦人光顾。也有好些“上等人”会光顾，为怕碰到熟人有失体面，食前总是两头张望，所以诙谐的老成都人又称吃肺片是吃“两头望”。
半边桥的糖饼摊摸“赵”字则是招徕顾客的杀手锏。摊主执一竹篓，内装小竹牌上百个，每一竹牌上写有百家姓中的一个姓氏。摸者花一分钱即可在竹篓中摸取一牌，然后对照摊桌上百家姓表格中的姓氏，领取数量不等的糖饼。摸到赵字者中大奖，获大型金龙糖画一条或大糖饼50个，而摸到其他姓氏则所得甚微。
这种颇能勾起人们侥幸心和好胜心的游戏，结果往往令摸者大失所望，却又始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气。其实并非人人都手气不佳，当年曾有一顽童，摸“赵”字那可真是一摸一个准。何也？因他要求摊主倒出篓中竹牌，验证有无“赵”字，趁机悄悄将事先藏在手指上用蜘蛛网捏成的粘胶黏附在赵字竹牌上。这样摸牌，岂不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他往往弄得摊主龇牙咧嘴，好不心痛。然而顽童也非次次得手。有一次如法炮制后，摸出一看竟是“王”字，仅得小糖饼两个，好不垂头丧气。原来，有粘胶的“赵”字牌在竹篓中经摊主摇晃，粘胶附着在“王”字竹牌上了，瓮中捉“赵”便成了瓮中捉“王”。
那时顽童变成今天已过七旬的我，在半边桥头的“街娃儿”故事真不少。现在想来，这些童真童趣的事情倒是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文 姚锡伦 | 图 崔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