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着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韩素音在成都一家医院当助产士；1941年，她在成都收养了女婴蓉梅，创作处女作。她以英文写就的作品就像一个个出口，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

跨国婚姻的酸涩果实

韩素音（1917年—2012年）的远祖是广东梅县的一个货郎，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来到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成都平原，转而务农。周氏族人在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发家致富，买田置业。他们的后辈以诗书礼易而跻身士大夫阶层。

除了在郫县拥有大量肥沃良田，1795年至1917年，周氏家族的烟草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广兴号”在四川各城市都有分号，总店设在成都当年最繁华的东大街。广兴号以“信誉可靠、货色上乘、买卖公平、礼貌周到”着称。

韩素音的曾祖父周道鸿是举人出身，着名学者，曾在甘肃做官；祖父周建渝担任过甘肃灵州知府，中年辞官回成都后，热心为人治病；父亲周映彤曾在四川乡试里名列前茅，假如世道不变，他也该遵循祖辈的足迹，通过科举入仕。不过，他生长于维新时代，科举恰好废除，家中三个兄弟，长子去了日本留学，幼子进军事学堂，家长想让喜欢研究探索的次子学习科技。恰逢四川省要选送家世良好、学业优秀的青年到欧洲留学，1903年周映彤从成都九眼桥登舟启程，赴比利时留学，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工程系。

1905年，周映彤在比利时邂逅玛格丽特。欧亚人通婚，在当时惊世骇俗，难以被亲友祝福。但无论家人如何强烈反对，玛格丽特抱着甜蜜的愿望，1913年随周映彤来到中国。1917年，韩素音生于河南信阳，原名周月宾。

韩素音兄妹都承受了父母不寻常婚姻带来的复杂、酸涩后果。父亲长期在铁路沿线闭塞而不发达的小地方，环境贫瘠，生活枯燥，他工作勤勉，工资却比外籍工程师们低一大截。

母亲将丧子的痛苦转而泼洒给韩素音，她嫌大女儿相貌难看、性格倔强，不像妹妹蒂莎，既甜美、温顺、漂亮，还长着一张纯粹欧洲人的脸。

父亲工作很忙，母亲厚此薄彼。尽管成绩优异，韩素音却日复一日被漠视、打击，这使得她在童年、少年时代愈发强悍不驯、好斗易怒，青春期也乖戾烦躁。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丑”只存在于妈妈眼中，而她“有一种体格和相貌的永恒的美会超过她的两个妹妹”。

成都寻根 亲情治愈

1921年，全家人随父亲迁到北京。1935年，韩素音获得比利时庚子赔款转成的奖学金，赴比利时学医。后来又靠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助学金，在英国留学。

韩素音兄妹成长的民国初年，东西方还横亘着巨大鸿沟，种族之间的隔膜、歧视无所不在。欧亚混血儿的生长，尤其伴随着凄惶与漂浮感。外貌不中不西，使得当年不少混血儿有性格阴影，神经质，敏感焦虑，交往障碍……韩素音很幸运，她天性勇猛，体格强健，求知欲旺盛，有充足的能量从“血统不纯”与母亲施加的双重束缚中破茧而出。更难得的是，父亲和三叔牵引她走近周氏家族，从仪式和情感上同时进入古典雅致、根深蒂固的大家族，使这个比利时与中国人的混血女儿，在兴致勃勃的寻根之旅中，将根须深扎进成都平原的滋润沃土，完成血脉、文化和亲情的层层皈依。

韩素音抗战初期和丈夫居于重庆，她非常庆幸自己1939年初回到成都老家过春节，并在此后几年多次回家长住。三叔交给韩素音祖坟碑文上的拓片，她通过那些已经衰朽的纸片，去了解历代祖辈的履迹与荣光。1902年成都有了第一家照相馆，周家长辈都开明地照了相。将照片跟碑文参照，韩素音得以更真切地复原曾祖父等人的音容笑貌。

一次家宴上，三叔宣布，他按照周氏宗谱的排列顺序，给侄女找到了准确的辈分名字，将她列入家谱。韩素音成为周光瑚——“光”字辈的三姑娘，枝繁叶茂的周氏家谱的一员。当然，她早已被带去拜了祖先，祖先牌位在羊市街三叔家的祠堂里，祠堂前的院子花木繁盛。

那个春节令人陶醉，梅花开满庭院，花香、茶香与笑声交织，韩素音跟大家族聚在一起——回郫县祖屋祭扫祖坟，在延续久远、庄重缓慢的程序里，行礼如仪；大家一起守岁、聊天，听三叔长篇大论地讲家族往事、人伦传统、处世之道，温顺地跟在三婶后面走亲戚，给无数长辈磕头、鞠躬；与一大群堂、表兄弟姐妹玩耍，逛武侯祠、草堂寺，品美食；她吃辛辣的川菜，耐心地学会了中国复杂的亲属称谓……这种洋溢着浓郁温情，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个性的古典宗族制度，在当时真是给惶惑、飘零的韩素音，慷慨而充足地浇灌了亲缘和族群的养分。她找到归属感，觉得自己的根就扎在这里。

虽然周氏家族成员众多，有时也难免摩擦、不快，但所有人对韩素音都特别关爱。她后来发现，自己“从那时开始形成的对家里人深切的、也许是明确的爱，无论是时间还是革命都无法磨灭或摧毁”。她收敛起冲动急躁的个性，享受跟大家庭融合在一起的优哉游哉、安逸安全。

收养弃婴 创作起步

距离华西协合大学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青灰色瓦屋顶，中间一个院落。美国医生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此地。来自四川各地的学员，在此接受三年培训后，成为合格的助产士，她们大多会到小城市开办诊所。进入这所学校，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周家之外、成都不同阶层的生活。

玛利安也是一位作家，韩素音从欧洲辗转回国的经历，尤其是她从香港经武汉、衡山、桂林到重庆，穿越南方内陆省份的见闻和观感，让玛利安认定极富价值，很契合欧美人了解战时中国的急迫心情。她俩合作完成了《目的地重庆》——韩素音写作初稿，玛利安修改润色。该书1942年在美国、英国出版，这是韩素音的处女作。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在情感和内容上，跟中国紧密粘连。

1941年秋，韩素音收养了一个一岁半的幼儿，孩子生于农历正月初三，梅花盛开蓉城的日子，丈夫唐保黄后来给养女取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蓉梅——成都的梅花。当旁人都为这个生于贫困、被卖过几次的病弱女孩得到美好归宿而庆幸时，韩素音自己却深感幸运：“如果我不是小天竺街的一名助产土，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蓉梅。”蓉梅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激活了她的母性：“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可以没有她。”

当年，为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韩素音不到15岁就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打字员、秘书。她还兼了两份职，攒钱请老师补习中文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为将来念大学做各种准备——她的理想是成为医生。1933年，韩素音考入燕京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35年，她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1938年7月，念完三年级的韩素音突然脱离自己日渐靠拢的目标，返回战火焚烧的中国。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

在归国海轮上，韩素音邂逅了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的唐保黄（1907—1947年）。他俩相互吸引，船抵香港便订婚，1938年10月在武汉结婚。这桩被爱国主义、感激之心、一见钟情捏拢的婚姻，有过短暂或间歇的幸福、欢乐，但更持久的却是失望、痛楚和折磨。

1941年底，唐保黄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代理武官。1942年1月初，他们携女儿蓉梅飞离重庆。在伦敦，中断的医生梦逐渐苏醒，韩素音捡起功课，准备报考皇家自由医院所属伦敦女子医学院。她隐约预感到，有朝一日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抚养孩子。

1945年3月，唐保黄任期满了回国，韩素音留在伦敦念书。靠着每月30英镑奖学金，她一边打工一边抚养孩子，拼命用功，心无旁骛，辛苦、贫困却快乐充实。1948年初，韩素音提前完成学业，进入皇家自由医院当住院医生。工作之余，她除了在病理学博物馆兼职，还继续去学校进修，了解霍乱、伤寒等在欧洲已绝迹但在中国还存在的疾病。

1947年10月，唐保黄死于东北。1949年初，韩素音放弃了英国的安稳生活，携女儿前往香港。跟她1938年从比利时回国一样，这又是一次令人咋舌的选择。朋友们劝阻她：“不能老是把面包扔到水里去。”

韩素音在香港玛丽医院担任急诊部主任。1949年夏天，她在一次餐会上邂逅《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伊恩·莫理循跟中国渊源不浅，父亲乔治·莫理循1897年至1912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乔治·莫理循也是旅行家，曾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及长江沿线旅游、考察，出版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他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及其通讯、日记，还有几千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了解各地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

不久，伊恩被派往前线采访。1950年8月，韩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讯。这场仅持续一年多一点的恋情，一段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那是一种很奇异的体验：她明知伊恩已逝，他寄出的信，却一封接一封到达，总共18封。“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第三周以后，韩素音收到最后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自传体小说《爱情至上》（现译《瑰宝》）1951年完成，次年在英美出版。出版商写信告诉韩素音：“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

1952年2月，韩素音开始第二次婚姻，定居马来西亚。她坦陈自己并未爱上伦纳德，结婚是为了给女儿蓉梅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1955年，韩素音的老朋友、新任印度总督马尔科姆邀请她访问印度。参观修建中的印（度）尼（泊尔）公路时，她爱上了负责工程的印度陆军上校陆文星。前两次婚姻或伤痕累累，或平淡无奇，到第三次婚姻，韩素音终于能享受江流宛转、月照花林似的恬美。她曾对陆文星说：“你是我的大地，要是没有你，我就不知所措。”他俩晚年定居瑞士洛桑，这段婚姻持续40多年，直到2003年陆文星病逝。

百年沧桑涌笔下

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行医15年后，写作与行医愈来愈难以兼顾，韩素音1964年关闭诊所，专事写作。她的系列自传《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既写个人和家族历史，也试图再现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历史，同时也描述她中年走进的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这些书在一些欧美大学里既是历史研究着作，也是有关遥远东方的消闲读物。

从1956年开始，韩素音频繁回国探亲、采访，她热切地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变化。那时，外界对极度封闭的中国充满好奇和恐惧，她及时为人们掀开了一个观察、探究的缝隙，经常到各国讲演。

《瑰宝》欧美畅销，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声誉，1955年小说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大受观众欢迎，还获得三项奥斯卡奖；1956年出版的《雨，我饮的水》，一直被美国大学列为研究马来西亚最好的书；完成于1957年的小说《青山青》也不断再版，又被好莱坞搬上银幕……韩素音的身份特殊，上世纪50—70年代，周恩来希望通过韩素音对世界传递中国的形象和声音，多次会见她，接受她的采访。韩素音为周恩来的智慧和魅力折服，也由衷地为新时代的进步、变化而高兴。

冷战时期，韩素音力图摒弃西方世界的成见、偏见。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难以随时都驾驭得得心应手，但她的笔触一旦涉及个人直接感知的部分，就一下子变得细腻、精准、灵动。比如，她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被挤压、揉搓的憋屈感；成长中的踉跄、痛楚与强韧；几段爱情、婚姻的欢欣迷狂或伤痛绝望；命运的不由分说与不可思议……与此同时，韩素音对家族历史的深情回溯、刨根问底，以及用细节去还原旧时生活场景的篇章，最富意趣。她为我们留下了清末、民国时期内陆城市成都、重庆与北平的鲜活影像。

英国国家肖像展廊展出过女摄影家艾达·卡尔1959年为韩素音拍的一组肖像。那年韩素音42岁，瘦削苗条，身姿笔挺，鼻梁又窄又陡，线条清晰简洁，像刀子雕出似的。她年少时的桀骜不驯已经被岁月打磨，有了一层淡淡的柔光，但那股倔强、笃定、我行我素，还是显而易见。这个遭遇过环境捆绑与伤害的女人，因为性情和才智的锋芒毕露，不折不挠，终究由早年的枯黄转为郁勃，迎来满枝浓绿青翠。（文 王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