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曾经的第一高楼——华西钟楼 甘霖 摄

1905年，英国人陶维新、加拿大人启尔德、美国人毕启等人在成都商议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华西协合大学。那时的华西坝，还是成都城南一片颇显荒凉的地段。5年之后的初春，一所模仿牛津办学模式的新式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招生开学。又过4年，大学创办了医科。在这之前，外国人已经在成都创立了历史上第一所西医诊所。

华西医院院部办公楼 甘霖 摄

如今，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4号，仍保留着一幢由加拿大人建筑的楼房。此楼为砖结构，大屋顶，小青瓦，一楼一底，风格为传教士们惯用的中西合璧式。它是这条街上的五座市级文物建筑之一。几年之前，笔者曾迈上此楼幽暗而逼仄的楼梯，在二楼宽大的走廊上，在这里上班的一位先生向我介绍了外墙上两匹非常独特的墙砖，只见砖上面镌刻着“民国十一年壬戌建”的字样，其中一匹砖的刻字是倒着的，让人费神半天方能看清镌刻的字样。这匹灰色的墙砖，镌刻了现代医学在成都启蒙和拓展的片段，也让中国人学习西医的历史在岁月深处悄然浮现。

四川现代医学启蒙者

四川西医启蒙者启尔德一家与医院同事

1892年2月的一天，一位剃着平头，留着一绺八字胡的西方人出现在成都街头，他打量着这座城市，寻思着他欲开创西医的想法。今天，所有的四川疾病患者都应该回望那一年，正是这位西方人在那一年开创了成都西医的历史，并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现代医学的中心，这位启蒙者就是启尔德。

启尔德（1867年——1920年），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大学理事会主席。他的医学学术训练出自美国金斯顿王后大学，与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的爱妻。夫妇俩在1891年作为加拿大志愿队的先遣队员横渡太平洋到了中国上海，一年之后，两人再从上海逆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成都，在老成都的腹心地带四圣祠街，他们租用了几间简陋的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并开办了一个小诊所，这所小小的“夫妻店”便成为成都现代医学的肇端。

起初，诊所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开药，以后声名愈大，四川一些政要认识到异国医学的价值，决定补助1500两黄金给诊所。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于1907年开始修建一幢四层楼的医学大楼。1913年1月30日，大楼正式对外开业行医，设病床120张，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是全四川最棒的，成为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各教区医院的医疗与学术中心。除了启尔德和他的妻子外，成都医学史也应当记录下以下名字：加拿大的斯蒂文森医生、赫尔医生、王春雨医生以及国籍不详的余发医生，他们都是成都最早的西医。

成都市民开始接受西医，前往教会开设的诊所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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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多数成都人对西医却是持怀疑甚至惊惧态度的。有一个传说在当时的成都被讲得活灵活现，说是洋人的药片之所以有疗效，那是他们将拐骗的中国小孩的眼球挖出来熬制而成的。而另一个传说更为离奇。有一年成都大旱，百姓当中便有传言，说是某人于某时在东门干涸的河床中听见了犀牛的怒吼“洋人在时，天是不会下雨的！”

启真道在指导学生实验

当1913年四圣祠福音男医院（西医初入川时受社会影响，男女医院分开）宏伟的四层楼房建成开业时，成都市民大都对那幢华丽气派的洋楼大感兴趣，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对那里面的医疗技术仍惴惴不安，愿意到这里来诊病的成都市民寥寥可数。启尔德不甘心，他雇佣了三个中国人，每人手持一个铜盆、一个棒槌，于是，近百年前的老成都人听见了一阵阵棒槌敲击铜盆的声音在落虹桥，在书院街，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响起来。就像贩子贩卖货物一般，这所成都的第一家西式医院竟然不得不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为自己做广告。

1920年启尔德去逝后，他的儿子启真道继承父业，从父亲手中接过现代医学传播的火炬。

启真道（LG. Kilbor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哲学博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启真道在四川长大，谙熟成都风情，他担任大学医学院院长时，西医已在成都扎下根并开花结果，报考华西医学院的各地学生络绎不绝，甚至有来自匈牙利的外国留学生。

对于立志学医的学生，启真道每每用一个“危言耸听”的话来告诫他们，他经常在课堂上说：“学医是最清高的事情，也是自杀的工作。”为什么呢，他诠释道：“没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不能学医，比如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拿去再一、再二地检查得津津有味。”在启真道的行医生涯中，他面对的还不仅是病人的排泄物，有一次，他面对的是一颗子弹。就在启真道行医不久的日子，有一天，成都发生了枪战，就在他行使医生职责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肩。上帝保佑启真道！他没有生命之危，只是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就像法官判案需要高度的责任感一样，对于患者，医生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启真道在课堂上曾告诫学生们：“药放在血管里或脾肉里，就拿不出来了！”这句话成为名言，牢记在一些学生的心中。

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启真道功不可没。那时候，每当华西坝的医学博士毕业时，他们手中总要拿着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中文、一张英文，英文学位证是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颁发的，华大医学博士同时享有该校的学位待遇。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持续至今，医学教育家启真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抗战中的“医学城堡”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区高校纷纷内迁，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率先迁移到成都华西坝。紧随中央大学之后，1937年11月25日，金陵大学师生分几批先后出发，他们先至重庆，再转换陆路向成都进发，1938年3月1日，学校在华西坝招生开学。同年，齐鲁大学也迁至华西坝上。翌年元月，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亦从四面八方向华西坝汇聚而来。当年秋季，学校招生开学。几年之后，燕京大学也向成都迁移，几经曲折，备受磨难之后，于1942年晚春时分来到华西坝。至此，汇聚华西坝的高校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时期”（1941年秋中大医学院迁出，尔后燕大迁入）。此外，东吴大学生物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和协合医学院护士专科学校也陆续融入华西坝。

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办学历史上，这个时期是独特而空前的。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除了内迁学校的学生而外，华大还接收了另外30所战区大学的105名借读生，并于1937年又续招了40名新生。面对纷扰的局面，几所学校表现出了精诚团结、共渡国难的合作精神。他们拥有文、法、理、医、农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各大学校长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并承认其学分。

当时华西坝汇聚了一大批在中国卓有影响的名医，共计有：内科学家戚寿南，外科学家董秉奇，神经学家黄克维、程玉麟，眼科学家陈耀真，胚胎学家童第周，细菌学家林飞卿，病理学家侯宝璋，解剖学家张查礼……此外，中国牙科的创始人林则，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中国生化学先驱蓝天鹤皆为本校精英。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不仅联合办学，还于1938年7月1日组建了三大学联合医院（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往成都正府街独立办院，齐鲁和华西继续合作）。由启尔德的儿子启真道担任联合医院总院长。中国名医戚寿南出任四圣祠医院院长，另一位名医董秉奇任外科主任。这一大批中国名医聚集华西坝，其一流的学术水平，让成都成为抗战期间中国现代医学与教育的重要中心。两个全国性的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药学会会志》在这里编辑发行。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由于医牙学院的规模逐年扩大，华西协合大学就曾谋划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实习医院以利科研教学的方便，并募集到了一部分资金，并已经建好了洗衣房、工作房等附属建筑。随着战争的到来，学生数量的突然飙升，客观上促进了新医院的建成。期间，华西医科同学会发起募捐获得一笔费用，学校更经各方努力，得到了中国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庚子赔款基金会的大笔资助。

1946年，新医院落成，占地80余亩，设病床500张。建筑沿袭了华西坝建筑的中国古典式风格，中西合璧，古色古香。所不同的是，几栋主要建筑相互连通，教学与医疗近在咫尺，非常方便，华西坝的人将之誉为“医学城堡”。建成开诊后，医院大门外同时挂有三块牌子：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华西齐鲁大学联合医院、华西大学口腔病院。同一时期，学校还建立了结核病疗养院，占地10亩；麻风病院，1943年开诊。1943年9月，北京协和护士学校在华西坝复校，因为大量护理人员的充实，大学医院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建立了大学新医院之后，为方便学生就近实习，1946年，四圣祠医院改为慢性病医院，除了少量医技人员留守四圣祠，主要人员悉数离开，医院的主要医护人员和设备连同病员一起合并到了华西协合大学新医院，这就是后来四川人无人不晓的四川医学院，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川医”，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百姓简称“华西医院”。

1950年，曾经的大学实习医院——留守原址的四圣祠慢性病医院由成都市军管会接管，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野战医院受命合并筹建为川西第二医院，1952年，该院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教会创建的陕西街存仁医院 （美）张柏林 摄影

洋医生陆续归国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华西大学”正式成立，原来的“华西协合大学”则成为历史的记忆。从1950年开始，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医生们陆续离开成都，华西医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洋医生们的陆续归国，他们带不走的大“家什”也纷纷变卖转手。着名史学家冯汉骥的儿子冯士美先生时常在华西坝二广场附近看见一些洋教师出售家具等物件，这当中“中国口腔医学之父”林则出售的一个屏风入了他的眼，成为家里珍贵的藏品之一。前些年，冯先生将屏风捐献给了四川大学，如今，业已成为骨架的屏风被静静地收藏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

1952年初，一辆开往重庆的军用大卡车行驶在颠簸不已的成渝公路上，车上载着最后一批离开华西坝的洋教授。其中有医学院院长启真道夫妇（加籍）、文科教师孟克明夫妇（美籍）、大学会计兼体育教师苏维廉（加籍）以及教育系教授云从龙夫妇（加籍）等人。他们在重庆转乘轮船至汉口，再由汉口乘火车到广东出境。这是一条他们曾经奔赴成都的路径，现在，却要沿此归去了。

启真道是地道的“中国通”，这位1896年出生于乐山以后又在成都度过少年时光的加拿大人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话，给学生讲授的时候，他总是先用英语讲解，然后再用四川话复述、补充一遍。他的医术和教学水平很高，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同事曾评价他：“教得很好，内容充实，清晰明了。”

林则的同事吉士道于1919年9月来到华西坝，那时他年仅27岁，在中国的30年里，他对牙科修复学系的建立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位牙科专家喜爱艺术，在西洋艺术氛围颇浓的华西坝，他的雕塑和音乐才能也算是一方风景。吉士道是位性情丰厚之人，在除旧更新的年代，华西坝有人概括过他的性格：“生性乐观，做事随意。”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是西方人在1890年发出的宣言式的文字。他们曾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四川开创了1所大学（华西协合大学）、10所护士学校、28所医院、19家诊所、3所疗养院。他们已然在成都点燃了西医的烛光，让世世辈辈服用中草药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近现代医学史上，他们的身影不应当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也值得尊敬与追忆。

继续开拓的新华西院长

如果说华西坝的洋医生们是四川第一代的西医实践者，而吴和光与曹钟梁、杨嘉良等一批中国籍的医学精英则为第二代的拓展人。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西坝的洋人悉数归国，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便挑起了四川医学的重担。

巴县人吴和光是华西医院第九任院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院长，任职时间从1950年到1968年。吴和光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难让人第一印象将之与医生联系起来。然而难以计数的手术证明，他一双宽阔的大手并不逊于绣花玉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位刚毕业的小伙子就跟随中国名医董秉奇创造了多项四川医学之最。那时候，他已经“熟练掌握了胆囊摘除术、乳腺癌根治术等当时成都未曾开展的手术，大胆对急、慢性胆囊炎进行急诊或早期手术治疗”。后来，又曾与另一位名医黄克维合作“开展脑外科手术，创建了我国西南地区第一个神经外科”。

吴和光初任华西医院院长时，整个医院的状况并不乐观，全院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共计4科，这4科仅设有230张病床，这是一个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数字。不仅如此，医院楼宇也早已不敷使用。吴和光用尽自己的心血，带着全院一步步向前，直至超过了他的前辈。当他从院长岗位离开时，留下了如下记录：兼并成都的两所专科医院使其成为本院的耳鼻喉科与精神病科。增加了三幢大型建筑，分别为门诊大楼、外科大楼、内科大楼。“增添了现代化设备，制定了一系列现代化的管理规章制度”，增加了800张病床，已经“拥有病床1000多张”。这些数字记录了吴和光的成就，也记录了他的汗水。

吴和光行医及从事医学教育58年，不仅桃李满天下，手术能力更是极为优秀。当吴和光拿起那把柳叶刀时，刀锋所至，他能够“从头做到脚”，这在当年不仅全国极其罕见，而在四川、在成都，吴和光就是唯一。凭着那把犀利而准确的柳叶刀，凭着深厚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功夫，吴和光41岁就成了一级教授。那时候，华西医院的另一个妇产科名医乐以成每每需要外科支援的当口，总会大声呼唤：“吴麻子呢？快把吴麻子叫来！”吴麻子就是吴和光的外号。在华西坝还流传着一个段子：“不要看吴和光那么有本事，他们家吃的猪肉没有一块是成型的。”原来，传说他每每将家里的猪肉用来操练刀法，因此他们家餐桌上就看不到一块巴巴适适的肉。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吴和光的威严并不是开口发话的时候，而是他缄默不语时。一旦他开口对学生发话，也并不啰唆，就像他那把柳叶刀一样，简练而犀利，却总是会点到问题的要穴。他的学生郑树森曾回忆说：“我于1984年考入四川大学（即四川医学院），攻读肝胆胰外科专业博士生，有幸师从吴和光教授。导师每周在华西坝有名的古建筑钟楼旁召集七八个学生汇报一周的学习工作情况。他听得很专注，随后一一作评论、指导。他要求我们用英文书写病历，他修改过的病历，上面连单词中错一个字母都用红色笔圈出来改正。”郑树森后来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医学界器官移植领域的翘楚，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另一个学生张肇达后来也成就不凡，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校长。

吴和光（右）与他的学生张肇达（左）

华西坝的名医圣手

民国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全景 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提供

1927年的某一天，曹钟梁从老家江津白沙镇打点行装前往成都考试，他同时报考了两所大学，皆被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专业。当年与他一同考进的同学共有30余人，最终毕业的只有7个人。曹钟梁在其中独占鳌头，成绩名列第一名，而且，他是用七年的时间修习完八年课程的。多年后，华西医院在天使宾馆为曹钟梁庆贺从医执教七十年纪念，已经95岁高龄的内科学家曹钟梁仍清晰地记得他刚进华大的一幕，他说：“当时华西协合大学规定，凡入学考试数、理、化成绩优等的，可以免修1年基础课……我3门课的成绩属优等，就去教务处提出免修1年基础课的申请，哪知一位固执的化学课老师对我这个县上来的‘土包子’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还是怀疑，劝我从头学起为好……这让我憋足了一肚子不服气和更加努力学习好的劲头，决心要让洋人看看我这个‘土包子’的能耐，要为‘土包子’争气。”

华西仿古老校门 甘霖 摄

倔犟的曹钟梁的确让洋教授们刮目相看，毕业伊始，他们将这位“千里马” 选留在了医学院，担任四圣祠医院的内科助教。二年之后，为进一步培养他，又派他去中国医学的最高学府北平协和医院进修学习。进修结束后，年轻的曹钟梁回到成都即被任命为四圣祠医院院长，当年的“土包子”一跃而为成都名医。当时有一例病例，临床上称作“阵发性夜间血色蛋白尿病”，在国内尚未被普遍认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潜伏的病魔，揭开了对此病研究治疗的帷幕。

杨嘉良是中国着名的外科专家，却因家庭贫困无钱完成正规学业。1923年，有好心人资助他到四圣祠医院护士班学习，这成为他事业的起点。后来他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又前往国外深造，回国后担任了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并兼任了四圣祠医院的院长。1942年12月15日，他给一位患者实施急症剖腹探查手术时，取出了一条活蛔虫。在国际胆道外科史上，这是一例首次发现的胆道蛔虫病。

1959年，杨嘉良的高徒邓显昭开始对膀胱扩大、膀胱替代及尿流改道展开临床研究，其“双瓣鱼嘴式”输尿管与直肠吻合法之后在全国得到推广，大幅度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并缩短了护理时间，减轻了千百万家庭的经济负担。

杜顺德和陈序宾，二人堪称成都儿科双杰。杜顺德，患者皆亲切地称他为杜爷爷。华西协合大学早期医科毕业生，也是美国彭省大学（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院的医学博士，他在中国首次发现并报道了蚕豆病和痹子病。他对新生儿破伤风的治疗方法挽救了成千上万婴幼儿的生命。陈序宾，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第二班毕业生，曾担任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他开办的“序宾儿科诊所”是成都第一家儿科专科医院。

还有谢锡瑹与乐以成夫妇。两人都是国家一级教授。夫妻二人性格迥异，妻子泼辣外向，丈夫内敛温厚，但是在医学领域却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乐以成是四川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西南妇产科学先驱，杰出的临床医学家。医学界每每将她与北京着名妇科专家林巧稚并提，名曰“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当年流传一个谈资，说从国外给她寄信，只需写上“中国，乐以成收”即可，足可见乐以成名气之大。谢锡瑹与妻子一同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由于学业优秀，1931年毕业即被四圣祠医院聘为主治医师及外科主任，是四川着名的骨科专家。后来他长期担任四川省人民医院的院长，而妻子乐以成则长期服务于华西坝，担任着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夫妻二人是华西坝滋养出的令人钦羡的医学并蒂莲。

那时候，一大批中国籍的本土医学精英或在华西坝授课，或先后从大学实习医院脱颖而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各地主要的口腔医学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大部分都毕业于华西口腔：中国口腔学第一位博士黄天启，中国口腔医学第一位女博士张琼仙，开办成都第一所私营医院“萧氏兄弟医院”的萧露加，“中国整形外科之父”宋儒耀，中国现代药物学大家汤腾汉，世界一流的眼科学家陈耀真，着名胚胎学家童第周，以及侯宝璋、罗光璧、杨振华、陆振山、冉瑞图、黄克维、曾子耀、邱蔚六、刘月亭、王成恩、沈怀信、萧卓然、刘昌永、翁心植、吴蔚然、戴保民、陈钦材、李昌林、邹海帆……这里一时不能尽数。他们作为中国人学习现代医学的佼佼者已经被无数患者所铭记。（文 雷文景 | 图片除署名外由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