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封神演义》堪称一部神化了的蜀、商、周大征战。商朝600年气数已尽，周朝代之而兴，有800余年的基业。商、周与蜀的关系，颇耐人寻味。商朝人一上台，就对成都平原上的蜀人毫不留情，多次派军队讨伐；商朝末年，蜀人助周伐商，本是友国，没想到牧野之战仅仅结束了37天，周武王即派军队伐蜀。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风云中，他们到底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友军还是敌国？

甲骨文中关于“蜀”的记载

37天 反戈一击

三星堆出的铜尊，即是古蜀与商朝文化交流的标志。

周武王伐商，于牧野之战一举奠定胜局。诡谲的是，一场战争的结束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同年庚子，周武王命大将新荒伐蜀，同时被讨伐的还有磨和宣方（周初的两个诸侯国）。5天后，周国军队即从蜀、磨回京复命。此次征讨，周人大获全胜，“拂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俘获颇丰。

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或者就不该发生。就在37天前的甲子，蜀人还是周人克商的得力帮手，在牧野之战奋勇杀敌。仅仅37天后，周人便对蜀人痛下杀手。

从牧野之战的战场到成都平原，周朝军队显然不可能5天内打了个胜仗，并且回京复命。这个“蜀”到底在哪儿？学者林向认为，周人讨伐的“蜀”是作为伐纣同盟军的蜀人在殷畿内的驻地。也就是说，牧野之战后，周人与蜀人发生了矛盾，进而激化成战争，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以周朝当时的实力，对付这些“虎入平阳”的蜀人，应该不是难事。

一石二鸟 周人的阴谋

三星堆遗址曾是古蜀国都邑

在周人信誓旦旦邀请蜀人参加伐纣之战时，他们是未曾说要如此对待蜀人的。

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诸侯多有不满，甚至不来朝贡。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周人的祖先，据传是帝尧时发明农耕的后稷，别姓姬。历经太王、文王的治理，周国逐渐强大，渐渐不把商朝人放在眼里。史书里面说，商王武乙有一次到渭水一带耀兵示威，被雷给震死了。这件事，周人颇有嫌疑。

周人欲伐商，但他们的国力当时还不足以一举把商灭掉。从周文王始，周人便一直试探商朝的底线。有一次，周人在孟津发表讨伐商纣的檄文，响应者有800诸侯（这个数目仍未及商朝诸侯国的一半）。太公姜尚见时机未到，又命人联络各族部落，成都平原上的蜀国也在邀请之列。

牧野之战前夕，眼看双方就要交锋，周武王集合军队，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唤作《牧誓》，编入《尚书》。在这篇誓师词中，开头一句便是“逖矣西土之人”，可见宣誓之人都是从西方来的，他们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不过，牧野之战中却是来自三峡一带的巴人冲在了最前面，并在战场上载歌载舞。因此，东晋常璩称赞“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然而在《尚书》中，却对巴人的战绩只字未提，再联想起牧野之战后周人对蜀人的征伐，不知道是史官的疏忽，还是周人习惯性地“忘恩负义”。

史料记载了更为真实的信息：牧野之战，周武王有兵车300乘、兵士45000人，而商纣则有17万（一说70万，殊难考证）大军，可见战争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顺利。史书中所谓的八百诸侯只是凑个热闹，兵力极为有限，反倒是西方来的蜀人、羌人派来了重兵相助。周人能够夺取政权，蜀人、羌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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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末年，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已颇为强大。且不说《华阳国志》记载的蜀国疆域如何，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说明蜀人地域宽广、国力雄厚。蜀人的势力，向北已经达到今陕西宝鸡一带，紧逼周人的发祥之地周原。上世纪80年代，陕西出土的弓鱼国遗址是蜀人势力的最好注脚。弓鱼国虽临近周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却与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颇为接近，也就是说，蜀文化在这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向南，早在商朝，蜀人便已占有了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王国对周人的新生政权颇具挑战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弓鱼国的存在无疑是周人的一块心病。

由此看来，周人邀请蜀人参加牧野之战，并在战后马上向蜀人开战，是一石二鸟的阴谋。蜀人强大，助周灭商是好事，而一旦周人掌权又会变成麻烦。因此，先邀请蜀人伐商，再趁他们远离成都平原之际将其一举歼灭，是高明的战略部署。

蜀人遭此打击伤了元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见于古史记载。周武王将族中女子井姬嫁与弓鱼国首领伯，藉此联络感情。“美人计”效果不错，弓鱼国渐被周人同化，到周穆王时已不见于古史。蜀人也失去了埋在周人身边的“前哨”。

此后，蜀人和周人又慢慢恢复了往来。1972年出土的《班簋》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作四方望，秉、緐、蜀、巢”。郭沫若认为，“作四方望”意思是天下的表率。秉指彭城，在今江苏北部；澶渊因緐水得名，在今天河北境内；蜀即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巢是南巢，在今安徽南部。这四国也就代表了周人的东南西北，实际上就是周初的天下。不过，周人一边表彰，一边却又想下毒手。几乎就在同时，在周原的宗庙中已经在秘密策划“伐蜀”了。看来蜀国不灭，周人寝食难安。

古蜀国神庙复原图 金磊磊 绘

蜀国强盛 商朝徒劳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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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寝食难安的不单单是周人，商朝人早就把成都平原上的蜀人看作心腹大患。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地殷，最外面叫方国，方国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诸侯一般是商王分封的亲属或功臣，方国则一般是臣服于商的异族。商王朝方国众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工口方等，就连周，最早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不过，这些方国并得不到商朝的保护；相反，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商朝跟方国之间战事颇多。有一次，商朝对土方和工口方同时发动攻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足足打了三年，其间武丁和他的妻子妇好轮番出击。

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是商的方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同样的证据还体现在考古上。1986年，三星堆遗址在广汉出土，这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一处古蜀国都邑，却处处向后人昭示着蜀人的个性。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经测定有3.5平方公里，而此前发现的早商偃师都城却只有1.9平方公里。稍晚的郑州商城，面积也不过3平方公里。按照商王朝的礼制，王都必定要大于方国之都，如湖北盘龙城古城是方国都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一些。蜀人的都城，却远远超过了商朝人。非但如此，在疆域上，商末周初，南中、陕西宝鸡一带的弓鱼国都已经归入了蜀国的版图之内，这如何不让商王寝食难安？

商王不甘心，执意与蜀人为敌。自商王武丁开始，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的商朝人对蜀人发动了若干次征伐，其中几次甲骨文略有记载：“王供人正蜀”，“登人征蜀”。“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当时不仅是蜀人，就连于蜀地缶人的反叛，商王似乎也颇为紧张，先是“敦缶于蜀”，后来又“乎多臣伐缶”，最后自己御驾亲征，“丁卯卜，王敦缶于蜀”。缶即陶城，据史学家陈梦家考证其位置在山西永济一带。蜀人与缶人或许曾经联合抗商，缶人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交战中，一些蜀人不幸被捕，于是“示蜀不用”，被商人残忍地用作人牲。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蜀道艰险崎岖，商朝人欲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的记载虽多，却少见商人炫耀胜利的记载，可见商朝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深入成都平原腹地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州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徐中舒认为，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覃父癸爵铭文拓片

化敌为友 商王为蜀占卜

战不能胜，于是从商朝中期开始，无奈调整外交政策，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此时的商王朝对古蜀人无疑颇具有吸引力，一大批蜀人跋山涉水来到殷都，彭祖就是这些蜀人的代表。他来到殷都，颇为商朝人所重，还担任了太史一职。在古代，这个官职是属于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的，他因此颇为圣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孔子说，“私下里，我想效法老子和商代的彭祖。”彭祖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启示：蜀文化与商文化彼此有相通之处，故能往来。而历史上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因此，古蜀国对商朝人同样具有吸引力。

在这种友好旗帜下，蜀王与商王的官方往来也增加了不少。商朝的巫师时常“至蜀有事”，“蜀御”，即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看来两国神职人员也有共同语言。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是商朝军队的名称，以商王朝的兵制来看，三百人已经可以组成一支大队了。

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商人为何如此关心蜀地的收成？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殷都聚集了大量人口，时人称之为“大邑商”，周围又是沁阳田猎区，必不能满足殷都的粮食需求。再加上商朝王公贵族、大小官员又大量饮酒，“作长夜之饮”“腥闻在上”，商王朝的粮食往往处于短缺状态。因此在甲骨文中，我们便能经常看到“卜年”的字样。成都平原上蜀人的丰收，大抵会深深折磨着这位商王的神经吧。（文 叶子祥 |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