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汉代生活的画像砖

鲁迅曾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作为汉代文化遗存最丰厚的地方，四川这些当初与亡者有关的绚烂石刻，在今天已成为一笔祖先的赠礼，由此，相隔两千年的两个时代在一个甬道上达成了美的融合。

追寻谢阁兰寻阙步履

承载着汉文化的四川汉阙

“雄健而人性”，这是维克多·谢阁兰对汉代气脉的感言。1914年，这位出生于法国海滨小城布雷斯特的才子带领一支考古队考察了四川汉阙。当谢阁兰骑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穿行在异域的诗情中时，他曾向妻子宣称自己“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现在，这位秘密的“神秘主义者”正从包裹着重重光影的真实中苏醒过来，将其撞醒的是神秘主义之物汉代石阙——中国留存于地表之上时代最早的建筑物。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四川汉阙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谢阁兰寻访了十几个汉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首次发现，考察成果后来被收入《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当如此多近两千年前的中国建筑被揭示出来，欧洲学界不禁吃了一惊。

谢阁兰到达着名的高颐阙的时间是1914年6月25日前后，在一大片玉米地旁的萋萋荒草间，高古雍容的石阙带给他一种欢愉的震颤，有孔的高颐碑上端缠绕着“汉代体范最美之螭龙”，两头长着羽翼的神兽腰部高高耸起，蹿入他精神高地的幻象之巅。谢阁兰之前，一个叫阿隆的法国人曾实地来看过高颐阙。之后，1939年深秋，梁思成和刘敦桢对高颐阙进行了实地考察，绘制了线描图，并借助高架木梯爬上阙顶进行细部测量，从现场照片可看出阙顶上长出的灌木已有一米多高。

高颐阙位于雅安东郊8公里的姚桥乡汉碑村九组，当地人把这里叫石马社。阙主人高颐曾任益州太守，颇有政名，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2011年4月17日午后，笔者来到这里时，春光正顺着黛青色的金凤山湿漉漉地飘过来。早先的玉米地早已围成了专门用作保护汉阙的仿古院子，一进门就能看到两头长着双翼的汉代神兽张着巨口守在汉阙外，似狮非狮，似虎非虎，气韵万千，身上到处是斑白的苔藓。

高颐阙的东阙现仅存主阙的阙身，由5块红砂石垒成，顶盖系后来配做。西阙的主阙、耳阙保存完整（除了耳阙的脊饰有所残损），是全国现存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的一尊。东西两阙相距13.6米。西阙为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主阙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4部分构成，共有13层石材，通高590厘米，耳阙共有6层石材，通高294厘米。阙体四面雕饰着各种线刻图、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像，题材有出行图、献礼图、鼓琴图、季札挂剑图、西王母图、鸟兽率舞图等等。阙体密布着柱、斗、拱，四隅斜伸出俨若顽童的角神。阙盖造型为重檐庑殿顶，下方雕有枋头24双，最顶端脊饰正中栖着一只衔有绶带的雄鹰，头朝北，汉阙专家徐文彬认为应该头朝南才对，是后人维修时把方向搞错了。1940年，为保护西阙，西康省修建了一个保护亭，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个亭子被大风刮倒。

风格多变的四川汉阙

朱成在整理他的汉代陶器

《说文解字》中道：“阙，门观也。”《诗经·郑风》中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都邑》中说：“阙者，观也。”阙是汉代遍布各地的威仪性建筑和纪念性建筑，分为城阙、宫阙、庙阙、墓阙几种，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建章宫的凤阙、圆阙，是历史上着名的大阙，传说凤阙高20余丈，这些巨阙除凤阙尚有夯土残址外，都已堙灭。中国现在遗存下来的30个阙，属于墓阙或庙阙，这30个阙中，河南有4处，山东有3处，北京有1处，其余21处都在四川盆地，主要分布在渠县、梓潼、忠县、绵阳、德阳、雅安、芦山、仁寿等地，其中时代最早的梓潼李业阙（建于公元36年），许多专家认为并不是阙，发现时间最晚的，是2001年出土于忠县乌杨镇的乌杨阙。

除忠县的丁房阙有可能是巴王庙前的庙阙外，四川盆地内的现存汉阙都是墓阙。墓阙也叫神道阙，在汉代，一般情形下只有官阶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墓前立阙。四川汉阙大多是两汉时宫殿前木结构阙的模拟物，以准确的比例雕勒出当时木结构建筑中各种构件的形态。

四川汉阙的风格主要有繁复沉雄和简约清逸两种，前者的代表是高颐阙、绵阳的平阳府君阙，后者的代表是渠县的冯焕阙、沈府君阙。平阳府君阙是双阙的主阙、耳阙都保留完整的唯一汉阙。新都弥牟镇的王稚子双阙，是历史上着名的汉阙，始建于公元105年，阙身上的隶书气韵精简、法度劲古，深受历代文士推崇，宋代拓本更是无比珍贵，清代初年，到过新都的王士祯在《蜀道驿程记》中说：“王稚子阙，下方上锐，垒石如累棋。其颠如盖覆之，望之若窣堵坡（塔）状。垒石凡五层，二层刻人物，三层象、虎、海马，五层狮子也……”可见当时阙体保存尚好，可惜不久后一阙倒塌一阙严重裂开，谢阁兰前往新都考察时，在路边的一个寻常屋子内，找到一个砖龛，里面放着一截阙身上有文字的残体，屋子背后放着几块阙石（可惜这些东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尽数被毁）。

从全国为数最多的汉阙遗存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繁多的汉阙图像，可知汉代时汉阙在四川是相当多的，据《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二十七年），秦灭蜀后，张仪筑成都城时修造了城阙，公元10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成都建了18个城门，周围各地纷纷仿效，“于是郡县多城观矣”。秦汉之际，成都是人口仅次长安的大都会，因为经济发达、民间富裕，于是巴蜀之地很是沾染了些长安一带的风气——尚奢华尚厚葬。造石阙不但费资耗时，而且需要艺术品藻，它在四川大量出现正是“尚奢华尚厚葬”的一种具体呈示。另外，对于墓阙来说，本地固有的灵巫传统也是一个因素，根据这种传统中的灵魂观，三星堆时代的蜀人相信灵魂借助通天神树可以登天，到汉代，通天神树更多地衍化为了天门，“天门”的具体形态就是各种阙，往往有一只美丽的朱雀歇在上面，四川出土了全国最多的“天门”，充分说明蜀人在那个时代的灵性指向。

崖墓是汉代人“视死如生”的体现

谢阁兰的考古队是在1914年4月21日抵达渠县的，旋即对6处7尊汉阙仔细进行了考察，这些汉阙密集地分布在距离县城20公里外土溪乡和岩峰乡不足10公里的地方。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看出，谢的马队在崎岖的古驿道上行进着，长时间的野外之旅使他的胡子有些零乱，锐利的眼神在静穆中流露出淡淡雄心，这位内心将一切视作泡影的法国人似乎正站在人与神之间的边界上，他要用自己的一次冲锋，在时间深处找到被人们忽略已久的一种东方灵力。

2011年5月21日，我追寻谢阁兰的足迹来到“汉阙之乡”渠县的土溪乡。坡地上不时能看到墓茔，一座连着一座，它们距生者的屋舍很近，当一个乡民荷锄从墓旁走过，我感到生与死被裹挟在某种隐在的链条中，生，是死的阳面，而死，是生的阴面。在被当地人叫作石厂湾的王家坪，我见到了王家坪无铭阙，阙体上布满了各种神灵活现的图案，其中最出名的是荆轲刺秦图。这个汉阙被围在围墙中。除了蒲家湾无铭阙，渠县的汉阙近年来都被围了起来进行专门保护。此外，谢阁兰曾在王家坪的水田里发现三尊汉代神兽，头部都已缺失，20世纪二十年代，在四川红极一时的军阀杨森命人把这几尊神兽搬走，因太沉重民工们只搬到了冯焕阙旁，然后当地村民把神兽埋了起来，2005年时挖了两尊出来；第二天我在渠县文博馆看到了这两尊长着羽翼的神兽，其中的一尊有尾巴，此类汉代神兽近来我看到了十余尊，这是唯一留有尾巴的。

着名的冯焕阙在土溪镇赵家村，因村东和村西的两个无铭阙，这个村已改名为“汉阙村”，一村三汉阙，的确天下无双。冯焕阙立于公元121年，原为双阙，现存东阙（渠县7尊汉阙中，只有沈府君阙双阙俱存，且7尊都失去了耳阙）。阙身由整块砂石做成，阙楼雕饰典雅，下部布满枋子和浅浮雕方胜纹图案，上部四周雕刻斗拱，两侧为曲拱，阙顶仿双层檐，檐石刻华丽筒瓦，勾头雕勒葵鳞瓣纹饰，可惜的是最高处的脊饰已失去。冯焕阙整体显得简练入神，朴素归真，敛含着典型的汉代风韵，谢阁兰赞其为“绝优美之物”，梁思成称它“曼约寡俦，为汉阙中唯一逸品”。阙身上用八分书分两排阴刻：“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这20个字在书写上兼具汉隶石刻与简牍之妙，充溢着率真与灵性，左掠右磔，极尽飘逸之态，被许多人视为蜀派汉隶的典范。

汉阙，是汉风的凝结之物，是汉风本身，它让后人深切感受到汉代文化贯穿着的雄勃朝气和充沛威力——即使是在造墓艺术中，亦没有死丧消沉之气。当谢阁兰感慨“伟大的汉，所有朝代中最中国的一个”，他的话外音是此后中国文化广受佛教为主的外来文化的浸染，生出了万千变化。而汉阙，恰是佛教文化传入前的纯粹之物。在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龛凿于南北朝时期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的小佛龛，仔细想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示现了汉文化“纯粹风范”的某种消殒。

在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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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县城南1.5公里处，发掘于1941年的王晖石棺就摆放在一座高处四面有飞檐的瓦亭里，全长2.5米，宽1.01米，高0.83米，棺体及棺盖分别用整块红砂石雕造，刻有5幅高浮雕图像，棺首为东汉时蜀地流行的半开门图像，右门半掩，一个衣带飘飘、腿胫上有鳞片的仙童探身作迎迓状，门上狞厉的长着双翼的辅首嘴里衔着门环，棺身上，一侧刻长着双翅和腹鳞的修长螭虎，虎头之情状无邪如孩童，另一侧是长着背鳍和腹鳞的虬龙，石棺后端刻两尾相交、两首欲吻的蛇龟玄武图。这座凿成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的石棺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建安风骨”。

王晖石棺的图案，显然主要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仙童则是朱雀的变体，在四川汉代石刻上，石棺棺首上的半开门象征着重生，是天门的一种隐喻。在汉代的宇宙观中，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组成的“四灵”，既是天上掌管二十八星宿的神灵，也是大地上的四方方位神，同时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人们相信死亡仅仅意味着肉身的消亡，而灵魂会以另一种状态继续它的“罗曼蒂克”之旅。所以，作为天门的世俗化介质，墓阙上面大都雕刻着四灵图案（如渠县的7个汉阙），这不仅仅是作为镇墓辟邪之用，也是为了护佑亡灵重生的仙途。

在四川博物院汉代石刻馆，我看到了另外两具精美绝伦的石棺，1973年前后郫县新胜接连出土了6具汉代石棺，棺身用整块石头凿空而成，在纷呈的祥瑞中，刻着各种宴饮舞乐、渔猎采莲、车马出行、角抵擒虎、日月星辰图案，掌管着长生不死之药的仙界领袖坐在龙虎座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对吻交尾托举着日月，一使者双手捧盾站在双阙组成的天门中央恭迎墓主人的到来。西王母在汉代四川受到了比其他地方更为热烈的崇拜，阴阳交合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化生万物，则是吉祥的创生母源，因而是灵魂重要的庇护神，在各种画像石、画像砖上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汉代画像石通常刻画在汉代石棺、墓阙、碑石、祠堂、摩崖、墓壁砖石上，画像砖是集雕刻和绘画为一体的模印砖，出现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专为装饰墓室而用。据统计，目前全国收集四川汉代画像砖有三百多种、铭文砖有一百多种。在四川博物院汉代石刻馆，可看到情态众多的画像砖，题材有双凤、羽人，骑从、宴乐、锱车、轺车、渔猎、燕集、酒肆、乐舞、野合、习射、百戏、迎谒等等，生活在秘密的吉光中重新复活了，在传神的鲜活和真淳的热爱中，四蹄腾空的奔马大口喘着气，人物衣冠萧疏欲动，几乎可以听到活泼的古人在春野里摊开的声音。

四川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比其他地方的更率性，更具有生活的醉意，主要题材可归结为长生升仙、生活情态、祈愿求吉、驱鬼镇墓4类，其中长生升仙是轴心。这些遥远的浪漫派造像，让我想起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那句意味深长的诗句：“死是另一个佛罗伦萨。”汉代人对死亡的认识与现在全然不同，他们坚信人与世界的同源性，这种同源性意味着世界的内部有着神秘的“永恒灵力”，该“永恒灵力”也贯穿了每个人，因而，死是生的尽头，死又是重生的开始——就像他们所喜欢的蝉，羽化是很自然的过程。墓葬地于是成了一个“生”与“重生”之间的中间地带，里面遍浮热烈的吉祥。

画像石和画像砖细微地示现了汉代人死后的彼世镜像。正如古老的《礼记·郊特牲》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按照汉代人普遍流行的信仰，灵魂是由魂和魄构成的，人死之后，亲人会登上屋顶，用死者的衣服为他招魂举行复礼，目的是“招魂复魄”， 招魂不成则表明魂与魄已分离，生命已到尽头，于是用染成红色的裹尸布裹住尸体。死者的魂气早早离开，而形魄还在尸体当中，所以竭力保护尸体和善待它是重要的事情，于是人们流行用玉塞住死者的嘴巴，并且“事死如生”大行厚葬之风。在四川，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崖墓，动辄成百上千，古人之所以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营造被后世称作“蛮洞”的原因，就在于认为崖墓更适合长久地保留形魄。使用仙气氤氲的雕镂石棺也是同样道理。正所谓“凿崖石以室兮，托高阳以养仙”。在彼世的新天地，亡灵延续着它的生活，尸体终将会腐化，而灵性将在后人的祭祀中踏上一条升仙之路。

连日来，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四川历史上的骄阳时代——事实上我只触摸到这个时代的几束光和几瓢气息，其中心却更加苍茫混沌。借着一些遗留下来的实物、图像和线条，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东方式生活，海市蜃楼般从遍地的马赛克大楼上掠过，那满是异端的瑰丽，令我倍感历史的本质是神秘。当我站在三面被渠江环绕的汉代遗址城坝，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乡民牵着头牛在水田里劳作，俨如汉代的农夫，3口汉代时的陶井已被使用了2000年现在仍在使用，不远处的农舍镶着些菱形纹、车轮纹汉砖，连猪圈上也镶有不少汉砖，一头白色的小猪用嘴抵住汉砖发出几声怪叫，潇潇细雨中，天和地像上唇和下唇贴在一起，万象显得恍惚，恍惚中，我记起了谢阁兰的感慨：“生活在中国是古怪的，因为人们在那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文 白郎 | 图 陈新宇）

遗落在郊外草丛中的汉阙见证古往今来，岁月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