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古蜀地多象，古蜀人崇象。巴蜀地区的野生大象，是何时彻底消失的呢？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

犍为 一个地名引发的考证

几年前春夏之季，我从宜宾逆朱提江、泸州逆赤水河而上，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来到川西犍为县，县文庙里正好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不禁疑窦丛生。

“犍为”一词历史久远。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西南夷时，就分巴、蜀两郡，在今宜宾市偏西南另置犍为郡，治所之地在今贵州省遵义境内，称之“？鄨县”（音biē，同鳖）。犍为郡管辖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牂牁郡管辖今贵州南部及周边地区。牂牁郡治兰且（今贵州贵定、凯里、安顺附近）。西汉中晚期，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划入牂牁郡管辖。据说当时郡内有山，名字就叫“犍”，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篆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来作为新设立的郡名。隋开皇三年(583年)，改武阳县为犍为县，此为“犍为”作为县名之始。自此沿用，即为后来的犍为县。

这是一般四川历史地理典籍里常见的解释。但对“为”字的解释，显然被《说文解字》误导了。爲字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许慎到底见过猴子没有呢？我深表怀疑。

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者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真相毫无关系。

“爲”本来的意思，就是役使大象有所“作爲”，“爲”人服务。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据金文和石鼓文的“爲”，认为：“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并认为古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才将大象役之于土木、耕作等工程。这一点上，他比许慎高明多多。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嬴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成都博物院馆藏陈列的金沙象牙

秦并巴蜀之后，广开“西南夷”。在森林覆盖密度极大、人口稀少的西南地区推行“文明”，无数植被、动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我在雅安、乐山、成都金沙博物馆等地，见识过直径达3米、长四五十米的巨型硅化木与乌木，它们至少生长了二三千年。早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渐为人们所驯服而役使。本地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一度“反哺”中原文化。比如，巴蜀文字学者冯广宏先生就指出：《说文解字》里的“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蒙文通先生早年率先发表了这一洞见。而在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钱玉趾先生有相关考据）。因此，我怀疑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到了蜀汉三国时代，尚有着名的“曹冲称象”。南北朝时今安徽、湖南、江苏，直至北宋时今湖北等地，都出现过野象闯入被猎杀的记载。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重要栖息之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犁、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先生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便强力地印证了“中次九经”中记述岷山、大巴山地区多象的记载。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这些亚洲象的象牙就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的，并非外来品。

巴蜀历史学者黄剑华指出，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譬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表达的也是将象牙祭献神灵之意。

象群南迁 因怀念而想象

郡名“犍为”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有1400余年。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人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古蜀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黄剑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也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

这一解释，是为洞见。我以为，在幅员广阔的“犍为”境内，是野牛、大象的栖居之地，尽管未必是“诗意”的。这进一步暗合了学者朱大可的观点：古蜀地乃是中国的“想象”之地，至少是当时逸出黄河文明一块“想象”的飞地。蜀人自古好文，辞赋、诗歌异常发达，远离他们南迁而去的大象，在“想象”之中上天入地。

写到这里，可能出现的学理漏洞在于：为何成都平原没有发现野生大象骨骼或化石呢？

2005年，双流县（今双流区）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经分析，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大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镇双堰村的地质构造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不仅如此，除了恐龙不可能在这里出没外，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可能在这里生存过，而且呈现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这块大象化石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简阳，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发现了多个距今4万年的野生象化石。

巴蜀地区的野生犀牛与大象，是何时彻底消失的？学者郭声波指出：“川西南地区更从汉晋起就以特产犀牛闻名，至唐来时犹屡贡犀角、犀牛、文犀、象齿、羱羊（即大岩羊）之类，但像犀、象这类大型南亚热带动物，唐宋时仅能在川西南及盆南的溱、黔、南平率猎获了，成都西部山区及岷江上游，虽自汉晋以来‘务习农事，工予猎射’，却也再无猎取熊、罴、虎、豹、犀、象等大型动物的记闻，而只见有麋鹿、鹿、麝、羚羊、狐狸等中小型森林动物的皮毛、角、香之类产品，应当反映出那时离成都平原较近地区的大型森林动物已由于长期猎取而减少了。而至于犀、象之类在北纬29度线以北地区的绝迹，则当又是气候转冷的缘故。”

消失之象 蜀地诗歌的发生学

我在有关张献忠征战西南的史料里，发现其部队在四川等地广泛使用过战象，这些大象来自云南。1651年，刘文秀进攻吴三桂镇守的保宁府战役中，刘文秀带来了13头战象，其中死亡了3头，他大败，最后骑在象背上渡过嘉陵江才逃过一劫……这是大象在四川出没的最后时刻了。

“想象”一词源自日语想像（sozo），而日语译自英语imagination。古汉语里也有“想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想象犹吾心也。”再如《楚辞·远游》：“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但这里指的是“想念”，与现代汉语“想象”意义不同，不能据此以为古已有之。这也可以看作是诗歌的一种“发生学”：首先是无尽地想念，然后想念腾空而起，神驰八级，想念与想象乃是诗与歌的双翼。

查阅《汉语外来语词典》，迄今为止外来语（字、词等）已收录一万多条，“想象”一词位列其中。我估计这一来源，是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学者们将“想象”“蛋白质”“阳极”“阴极”“映像”“碳酸”“自由”“文学”“原罪”“受难”“宣传”“恋爱”“读者”等等词汇进行了汉英对译。这样，它被洋人送回到了现代汉语里，但依然散发远古的光辉。

“想象”用“象”而不用“像”的最佳剖析术，是来自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观点：“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韩非子·解老》）”就是说，正因为很少有人见到活象，古人只好通过获得的象骨、象牙，来想象、复原活着的大象。我们闭眼再想象一下吧，人们没有去怀想狗、怀想牛、怀想犀（尽管远古成都平原也有野生犀牛）、怀想老虎，道理在于这些动物或过于寻常，或难以驯服，无法与人产生依恋之情。想象出来的“虚象”，就是意象。此时的象，不再受具体形式的左右，意思有点接近“盲人摸象”，成为了消失的大象留给人们的造影。（文 蒋蓝，图片由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