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夏天，云南昭通崎岖的山道上，一位身穿旧蓝长衫的青年正顶着烈日艰难地行进。他身无长物，手臂上简单的布包袱里只有几本书：它们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马寅初的《经济学演讲集》，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及宇宙观》和熊得山的《社会学》。包袱外面系挂着两双有名的昭通麻耳草鞋，是他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青年人心里明白，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穿着草鞋南行的青年，就是日后享誉中外文坛的作家艾芜。不过，此时他的名字还叫汤道耕。

艾芜给青年学生上课

蜀山无奇处 吾去乘长风

1921年，17岁的汤道耕考进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道耕有机会大量地阅读到中外文学作品，尤其受到郭沫若新诗的影响。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道耕童年的好友何秉彝成了“五卅”着名的殉道者。道耕与秉彝感情笃深，秉彝的牺牲，深深地震撼了道耕：“这幼年的同伴，他是永远光辉地走在我的前头，如同黑夜中一束燃得很亮的火把。”就在这时，只差一年就毕业的道耕作出了具有终生意义的重大决定：到社会半工半读去！因为随着“五四”的退潮，他对学校的课程已感厌倦，毕业后再去考大学对家境贫寒的他已属奢望；而他又不愿接受包办的婚姻，更不愿走父亲为他设计的报考步兵学校，走升官发财的路。

最初道耕想去北京或上海，因出不起路费，便想到了南洋群岛，那里易找工作，待经济积累后再去欧洲留学；更何况热带地方穿衣不成问题，“只为糊口而劳动，容易对付一些。”就这样，道耕终于选择了南行。出发前，他写了一首小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这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25年暑假，汤道耕毅然踏上了漫漫南行旅途。他怀着理想，靠一双坚定的脚板去丈量人生的道路。在漫长的南行途中，道耕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苦难，也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他饱览南国和异域自然风光的同时，也结识了许许多多最下层的人物：盗马贼、马哥头、烟贩子、流浪艺人、云游和尚，以及轿夫、小偷、强盗等等，这些被逼上绝路的小人物，后来都成了他笔下的主人公。逗留仰光期间，道耕一边在华人报社工作，一边积极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缅甸地委的活动，并且开始以“艾芜”的笔名发表散文和小说。一位新的作家即将登上中国文坛。

1931年，艾芜因发表同情农民起义的文章遭英国殖民当局逮捕，随即被遣送回国。历时5年的南行漂泊生活就此结束。艾芜开始了“左联”时期新的战斗。

《南行记》 卑微生命的赞歌

1932年，艾芜南行的第一个短篇《人生哲学的一课》在上海发表，随后又连续发表了《我的爱人》《伙伴》《在茅草地》等作品。艾芜的名字被迅速广泛传播，他成了“1932年文坛上的新人”。1935年，艾芜将8个短篇结集出版，正式起名《南行记》。《南行记》的出版，是艾芜为中国流浪文学举行的一个隆重的奠基礼，艾芜也因此成为中国流浪文学的开拓者。

《南行记》最初只有8个短篇，1963年增加至32个短篇和一个中篇，后来再版又加了一个短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行记》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它那绚丽的边地风光，奇特的异域生活，传奇的人物形象以及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清新明快的文字风格，一直是读者和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南行记》是一部至真至情的作品，是一曲对卑微生命的赞歌。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融合、升华了作家的生存体验、人生思考和理想追求。作品中贯穿有一个直面人生、砥砺自我、苦志劳形的流浪叙事者形象。虽然流浪的苦难无边无际，但流浪者始终昂扬着人生的姿态，决不向命运低头。这是《南行记》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在异乡穷愁无依的“我”，用完了最后一文钱，想去当黄包车夫或工厂学徒，却因没有铺保和保证金而泡汤。命运已经将“我”逼到了绝路。然而这却使“我”更加明白了“奋斗的意义”，即使在饿得头昏眼花，气息奄奄的时候，内心燃烧的仍然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这种昂扬的生命哲学，不啻是对生的依恋，更是对那个悲惨世界的深刻认知。所以“我”才会有那样坚定的信念：“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是掷地有声的人生宣言，这是辛酸沉着的生命的抒情诗。

用这样的生命哲学去打量南国边陲和异域之邦最卑贱的人物，艾芜发现了悲惨世界中另一种奇特的生命，这是新文学从来不曾观照过的角落。作家打量世界有三种视角：俯视、仰视和平视。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其实新文学中描写南国和异域，艾芜并非第一人，早在艾芜南行前，许地山就以描写南国传奇而闻名了。但许地山是带着浓厚的宗教的镜片去俯视男女众生的；只有艾芜“以自由生命意识平视南国和异域野性未驯的奇特男女，使之在蔑视现实的圣教伦理和官家法律中显示出一种大写的‘人’的尊严。”(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那些被逼迫铤而走险的强盗和被生活挤压变形的各色小人物，在他人看来是那么野蛮甚至残酷，可艾芜却从他们生命的野性包裹中发现了美丽闪光的人性内核。这是了不起的发现！这是没有南行苦难历程的人绝对看不到的。艾芜通过善良人们的扭曲、变形、异化，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原来那冷酷、残忍的总根源就是那个社会！《山峡中》魏大爷的话道出了全部的秘密：“天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就是这个将小黑牛抛进了江中的魏大爷，看似冷酷无情，而对不愿入伙的“我”却并不强留，在“我”熟睡后留下三块银圆悄悄地离开了。这与其说是对“我”救野猫子的回报，勿宁说是魏大爷尚未泯灭的善的本性。他对小黑牛的冷酷，实在是这个冷酷的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自保手段。

《南行记》的艺术风格清新俊逸，如诗如画。它不仅以深沉隽永的精神力量和五光十色、栩栩如生的流浪者形象吸引读者，而且以朴实自然、瑰丽多姿的南国风光引人入胜。《南行记》是小说与散文的融合，具有深厚的意境；《南行记》是小说与诗的融合，是卑贱者的生命的颂歌。

艾芜故居园内书房

南行 真理与精神的家园

《南行记》是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当年就说过“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郭沫若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南行记》不仅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还被拍成了各种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海内外都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艾芜的专家学者。一代又一代、而且越来越多的读者，从这部经典着作中获得了精神的力量与美的享受。

南行，已作为一个特殊的词汇载入中国文学史。艾芜一生与南行结缘，《南行记》之后，他还创作了《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可以说南行已经化作了艾芜生命的血液，即使是南行题材之外的作品，也跳动着南行的脉搏，那就是对生命的敬仰和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南行对艾芜而言，既是自然之旅，更是思想之旅、精神之旅。基督教学者诺克说，信仰宗教的人“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精神家园”。南行，在艾芜的生命历程中，则是比宗教朝圣还要神圣的精神旅程，因为他在南行中既找到了真理，又找到了家园。

因此，对于今天的读者，《南行记》不仅仅让我们再一次认识艾芜那个时代和那些卑微的生命，还引领我们去进行一次沉郁畅达的心灵之浴：毕竟，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艾芜为我们显示了精神追求的崇高与壮丽。（文 张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