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成都市政府致民众教育馆关于民众读书会的指令。

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宣定的“世界读书日”。

今天，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卷而读，尽享遨游书海之乐。但把时光前溯百年，读书人每天却会为“无书可读”而忧愁不已。市面上出售的书籍量少价高且不论，借来阅读的书又因为时间紧张，让人无时无刻不有“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紧迫。因此在百年前的老成都，图书馆、藏书楼、读书会纷纷进入“书虫”们的视线，镌刻下了无数读书人与书的光影和往事。

祠堂街曾是民国时成都的文化汇集之地

公共阅读时代开启

20世纪之前，文风昌盛、“蜀学”厚重的文化名城—成都，历朝历代的各种典籍可谓极为丰富。这些藏书被书院、寺观、政府藏书处和一些私人藏书家保存着、流传着，以一种几乎固定的模式传承了数千年。这些古代公私藏书之处，多称“藏书楼”。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林林总总、名称各异的藏书楼，往往都是达官贵人们的“私属”，基本上与普通民众是绝缘的。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奠定人杜定友曾说：“能运用图籍，使之流通，任何人士，皆享有阅读之权益。”晚清以来，“教育救国”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理想，他们积极推动藏书向大众开放，建立开放性图书馆，乃至普通民众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个叫吴可因的人在成都自筹书报，于成都会府北街设立书报阅览楼。据记载，该阅览楼有座位130余个，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开放，陈列中外书籍及华洋报章，任人取观。这座书报阅览楼，虽无“公共图书馆”之名，却是成都最早具有“公众图书馆”职能的机构。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提学使刘嘉琛奏请建立图书馆，拟借成都贡院公堂和清白堂为馆址。没想到历史的车轮滚滚碾来，到了来年却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在当年的10月20日，四川图书馆正式创立。四川图书馆成立后，市县公共图书馆也陆续成立。自此，成都民间公众阅读开始兴盛。据统计，民国后成都兴建的图书馆有十多处，公共图书馆包括四川图书馆、成都通俗教育馆图书馆、四川省立图书馆、成都县立图书馆，合计藏书大约16万册。此外，还有私立、学校和其他系统的图书馆十余座。不仅成都，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建设公众图书馆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中华图书协会193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全国有2818座图书馆，其中1002座为公众图书馆。

1921年，创设成都明治公共大藏书楼合作社简章。

除了图书馆，当时成都还设立有公众藏书楼。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档案，记录了成都创设“民治公共大藏书楼合作社”的简章。根据档案记录，“民治公共大藏书楼”的宗旨是：“兴起国民互助之精神，以合作藏书为事业。”要求社员以“实行博爱、崇尚平等、公共藏书、热心互助”为信守理念。

“民治公共大藏书楼”的组成方式，是由最初发起人组合十人为主干，主干十人中，每人再组合十人为第一组社员，第一组每人再组合十人为第二组社员……以此类推，则可百传千、千传万人。其中每百人选举一人为代表，代表可以共同商榷藏书楼的事务。社员入社需先交3元为入社基金，此后常年捐1元为社金。缴纳社金后，社员享有诸多权利：如常年看书、优待购书等，甚至社员的子弟在就读藏书楼附设的学校时，还可以减免部分费用。

举世闻名的贲园

因藏书丰富而名噪一时的“贲园”

民国时期，虽然公众图书馆事业得到了繁荣发展，但由于时局动荡，经费不足，许多公众图书馆因时办时缀，或合并于“通俗教育馆”，使得民众与读书之间仍隔着不小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私人藏书楼也得到了发展空间，甚至成都还出现了一座当时举世闻名的藏书楼——贲园。

贲园的创始人叫严雁峰，是山西渭南人。严雁峰曾就读于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熟读典籍，涉猎甚广。严氏几代人经商，以盐业发家。严雁峰本人虽苦读于尊经书院，但参加科考屡试不第，遂从此专心收罗民间古籍，造福士林。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斥巨资购进大量古籍，装运回川。途经西安古城时，巧遇一藏书家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遂毫不犹豫地重金全部收进，回川后建藏书楼３楹，名为“贲园书库”。

数年时间，严雁峰的藏书就高达50000多卷册。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书籍，严雁峰把书运到佛门清静之地。在大慈寺和文殊院这两座寺庙暂存之后，严雁峰买下和平街的景勋楼，将其改造为贲园。贲园之称谓，以“贲”字为园，取其“气势旺盛、诸事畅达”之古意。贲园始建于1914年，历经10年建成。据说，贲园书库长年雇有几位翻书工，坐在书库内，一年四季不停地、小心翼翼地专职翻书，以避免书籍被虫蛀、水沤、湿气浸润。当年翻书工的聘用条件是只要文盲，他们只可翻书，不会看书，以免误事。

严雁峰先生去世后，其子严谷荪继承家业。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由于经营有方，贲园的藏书增加到了30万卷册。其中善本逾5万卷册，自刻书籍木版3万多片，全国两千八百余县方志收录最全，中医古籍亦有不少秘本，居当时国内私人藏书之冠，藏书规模西部第一，堪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媲美。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来到成都躲避战乱，并慕名前往贲园。当时贲园的座上客，也多为文化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张大千、陈寅恪、于右任、叶圣陶、谢无量等等。不少文人为了查阅古籍，索性就在贲园住了下来。贲园主人严谷荪热情好客，从不拒绝，许多客人一住就是数月甚至数年。严家大院抗战年代，最热闹的时候曾经住了一百多口人，使得贲园成为当时文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宝地。于右任曾在贲园留下墨宝，称赞其：“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堂，其富莫京。”

20世纪五十年代，严谷荪将贲园书库及全部藏书30余万卷，自刻书籍木版3万余片，各个朝代名人的书画、碑帖、文物多件，悉数捐献国家，其中由蒙文通、杨啸谷、严谷荪共同圈定的善本书有5万多卷。如今，这30万卷古籍还保存在四川省图书馆内。

1941年，成都市政府送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呈报成都市书店名等事的公函。

书店卖书创意十足

成都是一座自古与书结缘的城市。书的出版在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深远影响的行业。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宋代成都印刷行业盛极一时，“蜀本”成为了中国古代精品书籍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1932年，成都的书铺约有150家。而抗战后，随着几大书局搬迁至大后方，成都的出版业也重新焕发生机。从民国26年至民国38年，12年里，在祠堂街及其紧邻的牌坊巷、半边桥街、陕西街、西御街一带，先后有120家新书店开业，形成了成都名噪一时的文化街。据统计，1941年，成都书店总数量遥遥领先，位居全国第一，1942年，成都书店数量仅次于重庆。

开设门市部是当时书店销售的主要方式。当时各家书店除少数贵重书外，一般都摆在书架上陈列，读者可以自由翻阅。读者不论浏览多少本，或只买一本，或一本也不买，工作人员绝无愠色。他们及时清理翻过之书，重新一一上架。其中，自立书店特设座位，供给开水。生活书店的成都分店，则把门市部办成像阅览室一样舒适，专门设置椅凳，供老人和无力买书者阅读和休息。

民国时期成都图书发行业中，有一种新奇独特的发行方式，就是书报流通处。成都当时有一家“励志社书报流通处”，该处是5家共建，包括少城商业街励志社、祠堂街着华书局、春熙路商务印书馆、代办处是春熙路益新教育用品社、总府路国民军学书局。该处成立的目的是“为减轻一般社会人士读书费用之担负，推进读书运动之普遍。用最迅速的方法，搜集最新的、最有名的书报，供给大家订阅”。其经营的方法是征集基本订户三百人，凡自愿参加者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均可随时参加。订户每日须阅书一本，由该处派人送换。订阅价目分别为每月定价一元，半年定价五元五角，全年定价十元。它的优点是收费低廉，送货上门，能够节省读者许多时间。但也有缺点，就是读者选择书刊的范围有局限性。

伴随着公共图书事业发展的，还有读书活动的兴起。由西方传来的读书会，民国时在成都也生根发芽。1933年杜定友在《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中指出：“图书馆的讨论集（读书会）是读者自由集合、自由发表的地方，实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所以各图书馆纷纷举办，成效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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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即便是书籍缺乏，时局艰难，成都依然用自己的创新与包容，让宝贵的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在人群中扩散着、传承着。成都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同时，成都人爱书、爱读书的情结也自古已然、至今依然。（文 陆离 | 图 甘霖，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