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创立了“国际博物馆日”。现代社会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空间结构，它传递着隐秘的历史信息，它承载着人类的艺术之美，它启迪着人类的心智，培养着人们精神文化的认同。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博物馆总数量和民间博物馆数量均居全国第一。通过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们感受天府文化，品读成都的城市史诗。

四川博物馆馆藏的张大千临摹莫高窟第66窟《南无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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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先生一共在敦煌生活了二年零七个月，临摹壁画大小共276件，目前藏四川博物院180多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60余件。

敦煌艺术优美庄严的造型与妍丽生动的色彩，不但统合了东西方近千年间绘画与雕塑的精华，更超出其他任何时空地域的佛教艺术成就，其内容表现上，虽起自宗教却直逼人生，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律动与旺盛精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光辉瑰宝。

张大千先生去敦煌之前，只知道佛经、彩塑丰富，而且不少佛经已被人盗走，石窟中只剩下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彩塑。他想作为一个画家，如果能将这些立体的彩塑借他的画笔转移到平面的画纸上来，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项大成就，所以当初他预计几个月就能够完成，没想到一面壁就近三载。

1941年，一到莫高窟，大千一行即被满壁的古代绘画及精美彩塑所惊倒，于是他决定放弃原来描绘彩塑的计划，改而临摹石窟壁画。

1942年，大千先生又专门聘请了五位藏族喇嘛画师同赴敦煌。摹制壁画时，大千指导门人、子侄和喇嘛画师分工合作，克服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例如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原壁画年久变色，颜色剥落，线条隐晦，先要爬上蹲下用玻璃纸覆在墙上勾摹轮廓，然后贴上画布，映着日光再用木炭勾出影子，然后勾墨线，最后才敷色。凡是佛像人物等主要部分，都是大千亲自勾勒上色，其余楼台亭阁，或其他背景的装饰部分，则由他人协助分绘。当时大千常一只手持蜡烛，一只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木梯上，有时蹲着，甚至还要躺卧在地上描。每幅均手续繁复，大幅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多天。他们每天清晨入洞工作，薄暮出来时，个个都是蓬头垢面，就这样日复一日。

四川博物馆馆藏的张大千临摹莫高窟第203篇《维摩诘经》壁画

大千先生认为敦煌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宝库，也是世界艺术的宝库，它包孕着精博的美，他曾经从十个方面论述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大千先生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也同时转化到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去，无论是线条、设色、布局等方面，敦煌之行以前和以后的作品都大不一样。他看到壁画，才知道古人心思的周密，精神的圆到，而对于艺术的真实，不惜工夫，不惜工本，不厌其详的精密态度，激发了他力挽画坛苟且风气、上溯古代艺术宏大博雅的精神，以开拓新的文人画风。

大千先生正是在敦煌找到了他开拓中国画新境界的突破口。台湾历史博物馆巴东先生所撰《张大千研究》曾总结道：张大千的画风早年由明末四僧入手，取法的范围亦多在元明以降之笔墨表现。而当他远涉敦煌见到隋唐以前那种雄伟精丽、场面壮观的表现与色彩，那种专业画家的执着与奉献的精神，洋溢着生命的光辉与热力，绝非“潇洒飘逸”的文人画风可比拟，使他深受震撼与感动，洞悟了艺术“法相庄严”的精义。

而他对于敦煌的研究和创作的近三百张壁画，无疑构成了大师艺术世界最动人的部分。大千先生在敦煌艺术中找到了中国绘画久已失去的色彩生命，这是他泼墨泼彩画风的精神内核。可以说，是敦煌之行，奠定了张大千先生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文 魏雪峰 小叶 陈皮 | 图 叶子祥 甘霖）

张大千临摹隋代《龙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