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廷隐墓出土的伎乐佣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歌舞乐队
2010年11月中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文物勘探过程中，发现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大型砖室墓。一支千年前完整的歌舞乐队重现天日：20余件伎乐俑色彩鲜艳、神态各异，手执陶质乐器，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
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揭开了神秘墓主的身份——后蜀宋王赵廷隐。在对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隐秘传奇的探寻中，我们穿越千年，回到后蜀时期的成都，回味“花间词”的锦瑟笙歌，体察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诞生在这里的历史必然。
王侯大墓重现天日
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发现的五代大型砖室墓直到2011年5月才发掘结束，在向媒体开放披露考古成果之后，进行回填保护。通过主持考古发掘的谢涛的回忆，我们仿佛置身发掘现场：
下台阶，经过一条长20米的墓道，一座高大的砖砌拱形墓门呈现在眼前。墓门上，依稀可见精美的卷云、草叶状彩绘纹饰。穿过墓门，进入到一个270平方米的五代“豪宅”——墓葬主体部分为一个长15米、宽18米的大型墓室，内壁全部着彩绘壁画，虽历经千年，仍可辨凤鸟、鸳鸯、人物和卷云等装饰彩绘图。墓室为“三室一厅”格局，一主室陈列主人棺木；两耳室加一后室，陈列着大量神态各异的随葬品。主室中央，是一座长约7米、宽约3米的棺台。棺床南北向放置，上部由红砂石板铺成，下部由砖砌成，木质棺因年久已腐烂。但在棺台附近发现水银，这对研究五代时期宗教与丧葬的关系提供了帮助。
在右耳室门口，两侧各一个1.4米高的陶制武士俑。门右侧的武士，帽子褶皱处依稀有鎏金痕迹。与右耳室不同，左耳室的“把门”俑为一鸡一狗。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正对后室右下角有一组长1.2米、宽1米、高0.3米的陶质庭院，庭院的东南西北都建有房屋，“极有可能是仿造墓主人生前居所而制”，完整地展现了墓主身前府邸豪宅的规模，其间还有近十件高约12厘米的侍立俑和墓主人座像，置于其中。正中央一个圆脸的男性人偶端坐椅上，身后围绕着几名表情谦卑的女子。据推测，坐着的男子是墓主，而旁边围绕的女子则可能是他的三位夫人。这组庭院模型为研究五代成都庭院建筑布局、结构提供了事实依据。
在四川地区已发现的唐、五代墓葬中，仅后蜀孟知祥墓顶部与该墓相似，为穹窿顶，其余皆为券顶。人们一度以为这是王建儿子的墓葬。确认墓主为后蜀宋王赵廷隐的关键证据是墓志碑。在主室与甬道台阶处，考古人员发现了1米长、宽的墓志碑。墓志碑已破但基本完整，其上阴刻近3000字，记录了赵廷隐家族谱系、一生经历、重大战役及子嗣情况等信息。
从墓志铭上得知，赵廷隐有3位夫人、3个儿子和7个女儿。其中，长子赵崇祚系将《花间集》集结成册的编着者。墓志所记内容，多数内容与史籍吻合，但赵廷隐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记载，修正了史书上其出生河南开封或南阳之说。
历史上，赵廷隐是一位显赫的人物。《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九国志》《十国春秋》及《资治通鉴》等史籍上对赵廷隐皆有记载，《九国志》对赵廷隐和其次子赵崇韬甚至单独立传。赵廷隐出生于唐中和四年（884年），卒于后蜀广政十三年冬（950年），享年66岁。他一生战功显赫，从23岁至40岁（907年—923年）事后梁，先任刑州兵马都监，平襄州之乱后官至兵部尚书；后唐灭后梁，赵廷隐为庄宗所得，同光三年（925年）随魏王继岌伐蜀，灭前蜀以功除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孟知祥镇川西，赵廷隐助其北拒后唐军、东兼董璋，为后蜀建国立下大功，官至太师，封宋王，后追赠太尉、徐兖二州牧，在后蜀政权中地位极高，“风疾”去世后，后蜀皇帝孟昶以极礼厚葬。
《花间集》的诞生
四川地区已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不足10座，且大部分盗扰严重，赵廷隐墓的发掘丰富了成都乃至四川五代墓考古资料。赵廷隐墓结构特殊，成为研究五代时期该区域建筑技术及对外文化交流的珍贵材料。考古人员在墓顶发现4个直径约50厘米的盗洞，推断墓葬从北宋时期开始就多次被盗。谢涛说：“墓葬垮塌穹顶应该是十字穹顶，可能在第一次盗扰后不久便整体垮塌。”但垮塌也阻止了更多盗墓贼的进一步盗取，使得许多珍贵文物得以保存。而考古人员在墓葬中还有更为惊人的发现，墓葬不仅被盗，更有被焚烧的痕迹。历史上“焚墓鞭尸”绝非盗墓，这样的极端行为只能是政敌仇家所为。
赵廷隐墓发掘现场
《九国志》言：“廷隐久居大镇，积金帛钜万，穷极奢侈，不为制限，营构台榭，役徒日数千计。”赵廷隐位列三公，被封宋王，儿子赵崇祚担任卫尉少卿，赵崇韬为都知领殿直，都参与掌亲军，家族显赫一时，为何有如此遭遇？在位高权重的显赫之外，赵廷隐也有皇权制度下如履薄冰的一面。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的幼主孟昶。这6人均为后蜀的开国元勋，立下不世之功，但孟昶即位后，历史开启了我们所熟悉的“循环模式”：随着年幼的皇帝长大成人，新皇和老臣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孟昶继位之初，赵廷隐、赵季良拥立有功。在二赵等人尽心辅佐下，后蜀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不但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而且逐渐走向更稳定的繁荣。“广政二年、三年，边陲无忧，百姓丰肥，以辅相得人也。”而孟昶也利用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让和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牵制对方，最终斩杀李仁罕，以强硬的手段惩戒了有不轨之心的大臣。其余几位顾命大臣深知功高震主，首席辅政大臣赵季良主动要求分权，处世低调；为了保身，侯弘实“晚年兴造禅院，开转藏经，广建第宅，竞得善终”……面对后主的防范和猜忌，赵廷隐却能在六大臣中当政最久，自有“不倒翁”的秘诀。
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了“赵廷隐家莲花”的故事：官员竞相修建豪宅，而赵廷隐建了一处花园宅邸，花园中有池，把锦江清澈的活水引进来，养鱼种藕，四岸有垂杨柳、木芙蓉，参差掩映。而最独特的是，这里向市民免费开放，让人们到这里钓鱼读书、谈诗论道，穿着鲜艳的服装游玩观赏。而赵廷隐所图的是，请人将此太平盛世画下来，“画图以进，蜀主叹赏”，“禁苑中有莲一茎，岐分三朵，蜀主开筵宴，召群臣赏之，其时歌者、咏者不少”。像这样高明的“拍马屁”，赵廷隐深谙其道。
广政三年(940年)，赵廷隐长子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问世。赵崇祚当时的头衔是“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一名武将为何“跨界”“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编撰词集？甚至能请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欧阳炯作序？赵氏家族其实用心良苦。
后主孟昶推崇道教，好游乐（击球、走马），生性浪漫。其父孟知祥出于军事需要，在成都“罗城”外围又修筑了一道羊马城，而951年孟昶则在羊马城上尽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成都从此留下了“芙蓉城”“蓉城”的美名。
孟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好舞文弄墨，能分韵赋诗。他写于964年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史载的中国最早的对联。据《十国春秋》记载，他也擅长填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玉楼春》一阙：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依枕钗横鬓云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此词作于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水晶宫中逍遥之时，风靡一时，甚至连大文学家苏轼也情有独钟，其《洞仙歌·冰肌玉骨》就从中脱胎而来，甚至有人认为苏词还不如孟昶原词。《花间集》语言风格艳丽精美：“镂玉雕琼，拟化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所选词曲很多有道教色彩。以此投孟昶所好，巩固赵氏家族利益。
《花间集》虽是赵氏家族为讨好孟昶而编撰，但客观上对宋词的繁荣开风气之先，被誉为“填词家应遵之格”，其内容的香软柔媚和其风格的绮靡曼艳，开启了词体婉约派的先河。其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也深受其影响。《花间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收录了18名作者的词作500首。词的内容，花间月下，男女之情约占十之七八，其余为咏史征戌、行旅写景之作。入选作品时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而入选作者更不局限于西蜀境内，展示和总结了当时词坛的总体面貌。
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看，西蜀受晚唐战乱的影响较小，又一向繁华富庶，加之蜀王孟知祥、孟昶为保自己的统治，励精图志。使后蜀时局呈现短暂的稳定，这为《花间集》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政治社会基础。成都平原据有都江堰水利之惠，蜀地物华民殷，“俗不愁苦”，“无凶年忧”；蜀纸和雕版印刷闻名遐迩。这些俱为《花间集》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花间集》产生在成都也因此有了历史的必然。
尽管赵氏家族用编纂《花间集》等办法曲意迎合孟昶，但赵廷隐还是没有躲过一劫。广政十一年(948年)，时任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被孟昶亲信安思谦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多亏其他大臣力保，孟昶才免其罪。赵廷隐请求解除兵权，得以自保，并得到宋王爵位善终。这也是孟昶向元老大臣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至此旧臣宿将或杀或罢或卒，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扫除了集权的一切障碍。而孟昶也没了即位之初的励精图治，沉湎酒色，不思国政，奢侈无度，最终沦为北宋阶下囚。
伎乐俑印证后蜀的锦瑟笙歌
赵廷隐墓最重要的出土器物是近50余件各类彩绘陶俑，包括文官俑、武士俑、伎乐俑、神怪俑等，俑高0.5—1.4米，俑表面施彩，且部分描金。其中最让考古界惊叹的是一整支歌舞乐队：20余件伎乐俑高约0.6米，皆为立姿，按装束及姿态分为乐俑、歌俑及舞俑三种。其所着服装鲜艳富丽，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乐俑所执乐器有琵琶、筚篥、羌鼓、齐鼓、笙、排箫等；歌俑神态尊贵，头饰金簪，位于众乐俑中部；舞俑中2件为柔舞俑，着女装，姿态柔和优美，1件为健舞俑，着男装，姿态干健有力。这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且其中部分俑所着服饰有典型的异域风格，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五代女性服饰、五代音乐史的宝贵材料。
这支庞大的歌舞乐队出现在赵廷隐墓中，自然是其生前生活的一种写照，也印证了《花间集》的流行。虽然无从考证这支乐队演出的曲目，但《花间集》是当时教坊中歌唱之人的歌唱选本，广受欢迎。着名学者饶宗颐指出：“观孟昶昵于舞倡，赵廷隐家养有伶人，时教坊部头且以徘优为乱，《花间集》之编成，正为教坊歌舞演唱之用。”在“花间词”的传播过程中，歌伎是重要媒介。王安石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花间词”作为“以资羽盖之欢、用助妖烧之态”的应歌之作，自然需要歌伎演绎，当年像赵廷隐这样的王侯将相家中都养了庞大的歌舞乐队。
唐朝五代，歌伎文化盛行。后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即为歌伎出身。她在《宫词》中描写了宫廷歌舞：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凤笙。
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再如：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
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这位出生在青城县（今都江堰）的绝色美女，不仅是出色的歌手，更是才华卓绝的诗人。后蜀的亡国之痛，由她一句沉痛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述亡国诗》），千古传唱。一般的歌伎没有花蕊夫人的文学才华，她们的唱词还依赖文人填词。但她们对词、词人的意义同样重要， 尤其对词的接受与欣赏产生影响。
歌伎婀娜多姿，仪态万千。作为歌唱者，她们嗓音条件出色，语娇声颤、字正腔圆、宛转悠扬。通过歌伎的演唱，实现了词的“二次创作”，使词这一全新艺术形式迅速风靡。从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到赵廷隐墓伎乐俑，为我们勾勒出成都从前蜀到后蜀的“音乐之都”的繁华景象。唐五代时期，成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文化优势，不仅通过千里蜀道，将中原音乐文化、西域音乐文化带到蜀地并沿南方丝绸之路将之传播于域外诸方，而且成为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北进中原与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枢纽。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繁、经济衰微、文化没落，大批原来活跃于唐代宫廷的乐工散落民间，乐谱丢失严重，音乐生活匮乏之极。成都却以丰富的音乐生活，继续扮演着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重要角色。此时的成都，不仅保存了唐代音乐文化(尤其是宫廷歌舞音乐)的精髓，更为宋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唐宋音乐文化连接的纽带，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都博物院研究员王瑛在《前后蜀文化的发展及影响》一文中指出：“至今仍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中国传统音乐流派‘南音’，仍奉后蜀皇帝孟昶为始祖。”后蜀音乐的影响可见一斑。（文 白路 | 图 卢升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