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成都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千百年来，护城河府河、南河（现统称为锦江）滋养着成都人，加上从西向东横贯城中心的金河、环流皇城的御河，还有水量丰沛的沙河，以及穿插于城区西、北的西郊河、饮马河等锦江支流，使得成都水道密布，像纵横的血管。
有水就有桥。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时全城有近200座桥，它们带着盎然诗意横卧水上，为这座以书卷气着称的古城再抹上几许风雅。有桥就有人。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从马可·波罗到张献忠，为这座城市留下一段段传奇。
成都府河边上的活水公园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
清嘉庆二十一年《成都县志》“堰水图”
蜀江水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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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经过汉中、广元，一直行走在连绵群山中。连着20多天的鞍马劳顿，他对四外嵯峨的山峰、脚下尖利的乱石，实在有些畏惧和厌倦了。幸而来到一处柔美恬静的平原，而平原的深处，竟是个热闹繁华的都市。
走进成都，街道旁是交错会合的大小河流，河中穿梭不已的船舶，划着船做生意的流动小贩，桥下顽皮嬉戏的孩子，雾气迷蒙、湿漉漉的空气，样样都让马可·波罗想起万里之外的故乡威尼斯。
1917年，锦江上的水车和筏子。（美）甘博 摄影
在河流的交汇处，商船、客船密如过江之鲫；南门附近的大河边是一座石桥，桥两边的大理石石柱上，有考究的屋顶，这是廊桥了。各式各样的货物就在桥上交易，桥面因此熙熙攘攘。桥头还设有官府征税之所；而万里桥边的吊脚楼上，全是挑着酒帘、撑着遮阳篷的茶楼酒肆。细竹帘后，间或能隐约看见锦缎飘拂的丽人。马可·波罗嘴角也不觉露出微笑，他喜欢这座城市遍布的流水和水一样的轻灵惬意。
如果一定要给城市划分性别，成都无疑是趋于女性的城市：线条柔和的地形物貌、潮湿温润的空气、花间林下的雍容气度……总之是偏向阴柔的。而造就这一切的，当然是水。
水实在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地方没有水，首先就缺乏灵性。底气不足，再怎么说它富庶、秀丽、繁华，都显得牵强。
成都就不必有此担忧，它是被水环绕的城市。
千百年来，护城河府河、南河（现统称为锦江）滋养着成都人，加上从西向东横贯城中心的金河、环流皇城的御河，还有水量丰沛的沙河，以及穿插于城区西、北的西郊河、饮马河等锦江支流，使得成都水道密布，像纵横的血管。
金河最初开凿于唐代，后来几经兴废。明代嘉靖年间，金河淤泥堆积，河水宽度仅余咫尺，大雨后难以泄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冬天，四川巡抚谭纶主持启动了金河整治工程，加深加宽河道，疏通淤积，重建或新建水闸、桥梁等。
清雍正年间，金河达到鼎盛期。它从外西磨底河引水入少城，流经金花桥、金河街、祠堂街，再过半边桥、西御街、青石桥、龙王庙、王家巷等，最后从大安桥汇入府河，全长5公里。在漫长的日子里，金河为市民尤其是沿河居民提供了诸多方便。运送柴、盐、粮食、蔬菜的船只可以从城东迤逦而来，在市中心三桥正街的三座桥梁附近集中交易；而金河城中心段的两岸，正好是居民密集的繁华地带，河边商贾荟萃，有这一条贯穿市中区的“动脉”，货物随时装卸，真是利商便民。
除了运输功能，金河还起到了泄洪、排污、排洪、点缀风景、防火等作用——旧时城内的房屋多为草房、瓦房，竹木易燃，金河长年有水，在消防措施不先进的年代，它对降低火灾的威胁出力可真不少。
清代末年洋务运动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总局，厂址选在成都东门内拱背桥至下莲池一带的空地上。依赖金河这条沟通城内外的水路，很便于运输工厂所需的原材料等。夏秋季节水量丰沛时，工厂还以金河的水力发动水轮机为动力。到了冬春枯水期，再烧锅炉发动汽机。之前，省内官兵都使用土枪，仅有少量远道购买的洋枪。四川省开始制造新式枪炮，就始于这家“机器局”。因此，它既是全省第一家兵工厂，也是四川近代工业的滥觞。
金河上的20余座桥，以石拱桥居多，它们小巧玲珑，有时仅隔数十米便有两桥相邻，偶尔还有小木桥窄窄一线，差不多就像供临水的某家人独享的。岸边几株榕树张开巨伞一样的枝干，绿荫将隔河相望的人家就全部笼罩了。柳树的柔枝不知为什么一门心思地垂向水面，远远看去竟也像拱桥的剪影。时而驶过的小木船就得避开树枝，也吆喝走水中嬉游的鸭子，摇着桨悠然而去。这种“小桥流水人家”似的景致，增添了古城的悠然情调——通都大衢的老成都，并不缺乏这些散落在街巷中的田园风情。
桥上桥下
1917年，都江堰上的竹筏。（美）甘博 摄影
不仅是金河，只消看看城内别的数不胜数的桥和不算少的塘，便知道成都跟水的渊源有多深了。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时全城有塘20余处，桥近200座，既有拱桥也有平桥，还有不少廊桥。就材料来看，则石桥、木桥、竹桥、铁桥应有尽有。全城以桥命名的街道也有四五十条，若再加上以河、塘、沟、池命名的，数目就更多了。像下莲池、白家塘、方池街等十多条以池塘命名的街巷，都让我们多少可以想见从前池塘在城里星罗棋布的景象。可惜自清末以来，因人口增多等原因，它们逐渐被侵占和填塞，空余名不副实的地名，让人惋惜。
老成都众多的桥虽然大小有别，或高或低，名字却起得一点不含糊：卧龙桥、双凤桥、陆萧桥、莲花桥、赛锦桥、双灵桥、柳阴桥……它们带着盎然诗意横卧水上，为这座以书卷气着称的古城再抹上几许风雅。
桥当然首先是供人行路的，行人、轿子、鸡公车、黄包车从桥上匆匆而过；桥下的黄桷树旁，拿着竹竿垂钓的人一竿一竿往上收，次次都有收获，喜得连一旁看热闹的人也合不拢嘴；桥边的吊脚楼里，端着木盆来洗衣服的女人，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听说东玉沙街刘家大公馆对面的照相馆，可以留住人影子，人穿的衣服还上了颜色；今年花会上外乡外县也来了好多小吃摆展，有一种椒盐锅魁味道最好；商业场的洋布又有了新花色……若是夏天，桥边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他们穿条小裤衩，或者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扑进水里，像泥鳅一样溜滑自如。勇敢者当然是从桥墩或桥栏上往下跳，“炸弹”“飞燕”“坐板凳”，姿态不一而足。如果桥上有众多观众助兴，伴以情不自禁的叫好或跳水者失误时喝倒彩的嘘声，那场面就更刺激了。
有些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从前。比如长春桥（东门大桥，又名濯锦桥），清末修补时发现有宋碑，可知其最早为宋代所建；九眼桥，古名洪济桥，明时叫锁江桥，乾隆时始改名九眼桥；被历代诗人歌咏不绝的万里桥（老南门大桥）在三国时已存，相传费祎出使东吴联吴拒魏，在此桥下登舟东去，诸葛亮送别时语带双关地对他说：“万里之行，请自此始”；沙河上的升仙桥年岁更大，相传秦朝这里已有一木桥，后因司马相如去京城长安时经过这里且夸下着名海口，由此改名驷马桥。
再古老的桥，只要还有形迹可寻，都不妨碍人们重新续上一段风流。
1938年，张恨水在南京沦陷后赴重庆，随后来游成都。他在南京、重庆时编辑《新民报》等报副刊，成都新闻界20余人在万里桥畔的枕江楼宴请这位作家与同行。筵前，众人请他留墨，张恨水略一沉吟，挥毫书成一绝：
江流呜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
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
国难当头的痛楚，离别故都的感伤，触景生情，奔来眼底。
抗战期间，还有不少流寓成都的学者在万里桥畔抒流离之恸。大后方成都接纳了无数去国离乡的伤心游子，看过月白风清，也闻过金戈铁马的七孔石拱桥万里桥，听着耳旁的愁恻之音，一定也会“无语凝噎”吧？
水上欢声
府河优美静谧的夜景
府河、南河（下文将此二江统称锦江）穿流市区，像两条修长柔软的手臂，将老城区紧紧环绕，最后在九眼桥附近合江亭会合。两江环抱、水色空朦的气象，最令成都人骄傲。
老成都人的衣食住行都跟锦江有不解之缘：灌溉、行舟、漂木、饮用、洗漱、游乐……哪样离得开“二江”呢？
合江亭附近的水津街是老成都的柴市，旧日市民用作主要燃料的木柴多由岷江漂送。每当夏季丰水期，顺流而下的漂木在江边随着波涛起伏冲撞，船工们赤着上身，用带钩的竹竿将原木收集拢来，场面十分壮观；不远处的太平下街是竹子市，江中江岸满是竹排、竹筏和竹子堆成的小山；临近还有热闹非凡的盐市、米市；东门大桥的鱼码头则是鱼、虾、蟹、团鱼的天下，活蹦乱跳的水族时常引得小孩馋涎欲滴；北门大桥附近有大安米市，下游的小南海菜蔬码头，堆满新鲜又便宜的时令蔬菜……水量充沛的岷江，将积雪消融的沁人清流源源不绝地输往成都，也将水的生机与欢愉送达古城。
锦江是老成都人的捕鱼场。成都处于内陆盆地中央，境内水脉纵横，不乏鲫鱼、鲤鱼、鲢鱼、黄辣丁、泥鳅、虾、蟹之流。清末民初时南门大街、湖广馆、棉花街等都有鱼市，但鱼类在老成都人的饭桌上并非天天可见，它们是待客的佳品，是寻常人家的上乘菜肴。
老成都人捕鱼的方式五花八门，捕鱼工具有虾耙、罾、网、钓竿、渔叉、豪子等。因为鱼虾多，就是用手捧，用木棒或石头打，用筲箕撮，都能有收获。最有趣味的是鱼老鸦船、鱼猫子船，捕鱼人专饲鱼类的天敌为捕鱼工具，效果当然奇妙无比。远离大海大湖，老成都的捕鱼业未能脱离小打小闹的家庭作业方式，虽成不了大气候，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锦江的鱼有多大呢？据当时人们的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九眼桥一带水域曾发现过一米多长的大鱼，一两尺长的鱼当然就平常得很了。
锦江也是老成都人的游赏乐园。“游锦江”是市民的至爱，这一风俗可以追溯到唐宋。清末民国时，游锦江、赛龙舟依旧是让人陶醉的盛大节目。从万里桥开始，游江的画舫和喧哗的笑语填塞锦江，岸边人潮涌动，往往入夜后仍然弦歌不绝。
陆游曾为之迷醉的“青羊宫到浣花溪”，到后世风采不衰。
明代散文家钟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来成都公干，也曾兴致勃勃地出南门，沿江西行去寻访少陵草堂、武侯祠。他的《浣花溪记》描述：锦水漫江碧透，曲折婉转，或远或近，一路相随。从万里桥至青羊宫一线， “竹柏苍然……水木清华，神肤洞达。”再往前行至草堂一带，更为清幽，房舍树林掩映流水，竹篱板桥，水槛木亭，都别有风致。
清末民国学者赵熙则这么吟咏那一带的景致：
青羊一带野人家，稚女茅檐学煮茶。
笼竹绿于诸葛庙，海棠红艳放翁花。
依旧是花艳竹翠，一派田园野趣。不论在不在花会期间，成都人对青羊宫到浣花溪的兴致都是不低的。
除了水，浣花溪一带的风物以杜甫草堂，以花木和幽深取胜；城东望江楼附近也占尽锦江春色，故成为另一个诱人的去处。
纪念女诗人薛涛的古井薛涛井在明代已是名胜，与之毗邻的胜迹，还有几处清代嘉庆年间兴建的亭台楼馆。薛涛井乍一看也无特异之处，但是据说它很神奇——即便天旱，井水水位依然很高，距井口不过一尺多，而且取之不竭。而井水之清冽甘美，更是胜过锦江水百倍。所以，薛涛井畔的茶园，往往座无虚席，旁边还有五间大厅，是供人品茗的雅座。每逢乡试期间，井水还要被运往市中心的考场，供考官等饮用。那时节，薛涛井边还会派驻专门的守护人员，不许寻常人等随便来挑水。
光绪年间，薛涛井附近又建成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濯锦楼，重建了吟诗楼等，与明代亭台相互辉映，加上曲径通幽，修竹疏篱，很引人流连。崇丽阁在原回澜塔旧址上修建，得名源自左思《蜀都赋》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它近40米高，飞檐高悬，气势恢宏，雕梁画栋。登上高层俯瞰江水东流，似觉水气蒸腾。远眺望百里外的青山，翠色扑面而来。
据说四川文风虽盛，清代却没有出过一位状元为地方增色，士绅乡贤深以为憾。而本地有一传统，凡大型公共建筑落成后，都必定要请名公钜卿率先登临，以求吉祥。这一年的四川乡试副考官为贵州第一位状元赵以炯，众人议定，待考试结束，赵状元一出闱，就请他登上崇丽阁。果不其然，沾了赵状元的喜气呢，没过几年，四川就出了清代唯一的状元骆成骧。
1928年，望江楼一带辟为郊外公园。直到今天，望江楼公园的建筑群体，大体格局仍与光绪年间相仿。
帆影点点
安顺廊桥根据马可波罗当年的记录复建，合江亭则是“二江抱城”城市格局的见证。
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
两江水量充沛，冬季也能行船，九眼桥下游水深数米，因而两江上航行极盛，樯橹如林，帆影点点。向下游运旅客和百货，从上游输送木柴、盐巴、农副土产的大小船只，一年四季穿梭往来。即便到了上世纪初，成都至乐山段仍可通行10吨左右的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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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着上行船的纤夫，赤脚过沙滩、涉浅水，步履沉重坚韧，挣扎着弯向地面的脊梁，已被阳光镀成釉亮的紫黑色；顺水行舟的划桨人就从容得多了，他们用乐山话唱出的小调（当时船夫以乐山一带人居多），有轻松的戏谑色彩。船上的旅客在这种悠然的氛围里，最能体会到船出望江楼后扑面而来的野趣：竹外桃花、春江水暖、家禽戏水、杂花生树……
载客船有大有小，小的叫“半头船”，可容纳五六人住宿，大船则一般只包舱面给坐客，底层由船主揽货。比较而言，下水船比上行船价格略便宜，船家供饭，菜蔬由客人自办，停泊起行，一般唯客命是从，所以沿途游览、购物很方便。
由水路出成都，东门外水神寺也是一大码头。1929年6月底，李劼人等利用暑假出川为成都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招聘教员，便是从这里启程的。校长张澜与吴虞、魏时珍等同事与他们在河边茶馆饮茶、送别。
抗战期间，四川大学迁至峨眉，一些从成都返校的学生总是结伴而行。少年心境毕竟澄明如镜，几枝芦苇，一尾银鱼，半畦菜蔬，都会让他们心情不错。假如你看见那些一向调皮的男生多少有点拘谨，拘谨中又暗含喜悦，那就一定是有女同学同船了。在男女同学和悦的交谈中，两岸风光不知不觉退向脑后。晚上，江月朦胧，船上的文艺晚会却热烈明快。外语系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用英语朗诵《罗密欧与茱丽叶》，赢得旋风般的掌声；家住青石桥的中文系腼腆女生不唱川剧，却清唱了一曲大家都熟悉的《苏三起解》，竟看不出她的嗓音这么响遏行云。家麟对住在隔壁森严的秦公馆里的蕙小姐早有好感，离开望江楼他就开始惴惴然——没有想到跟她同学了，此次竟又同船，能否更接近她些？可惜才两天就到目的地了，只恨水程太短，行船太快。
假如不是安全系数较大的短途旅行，而是出省出国呢？那就令送行者和旅人都唏嘘不已了。在望江楼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万舟排列的朝天门码头；又不知要历经多少惊险，才能穿越漩涡湍急的三峡，驶入江天一色的长江下游……
行旅的艰难与漫长，令告别的场面总是凄凄切切，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1903年夏，四川选送到欧洲留学的一批青年学生，也是从望江楼出发的。他们经过城里各方知名人士宴请后，哭别祖宗祠堂，上完了祖坟，与亲人洒泪告别，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登上大木船。包着铜角的漆皮箱和存放皮袄、丝绸长袍、马褂等冬装的樟木箱，都被船夫运上了船，用绳子拴在船板的铁环上，与其他旅客携带的成包的丝绸、成箱的鸦片、成捆的烟叶堆放在一起。他们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航行，经重庆，下宜昌，过汉口，抵上海，最后乘洋轮去欧洲，直到次年2月才到达目的地。
淘金之梦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现场
成都人做过有关锦江的黄金梦，锦江也冲刷过成都人的发财狂想。
彭山江口在锦江下游，锦江与岷江交汇处，由成都东门起航经九眼桥南下的水路，都要经过江口。1647年张献忠大败于此，后来当地村民、沿江渔户在水中捞起过零星珠宝或银锭。清代中期，四川巡抚曾经派人在江口打捞，未果。
抗战期间，望江楼下游的一段河道，突然有很多人拿着锄头、铁铲、扁担等工具出没，他们年纪有大有小，脸上都带着讳莫如深的表情，手里一刻不停地在河床上挖着刨着。过路人见此情景，想知道缘由，挖河的人就称是在淘金。这一来，“淘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那些知情者却并不想多言：他们的锄头指向的，是锦江中难以数计的金银财宝。在他们中间，那个让人心动过速的歌谣在悄悄流传：“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那时锦江里确实有一对石牛，在今天的川大校门与望江楼之间，石鼓在岸上。石牛为什么会在水里？它与石鼓的位置又为什么会与歌谣的叙述恰好吻合？这的确够神秘的。而人们之所以坚信锦江下面埋着宝藏，是因为张献忠。
实际上，有关张献忠在锦江下埋银的故事已经流传了300多年。说张献忠撤出成都时，因大量金银珍宝不便携带，就截断锦江，在河里挖了几个深坑，沉入珍宝，并将当时参与埋银的匠人全部杀害。不过，据说张献忠有个随员偷偷将埋银的地点绘图保留下来，后隐匿民间，传与后人。伴随这一传言，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在锦江边流连忘返，寻寻觅觅，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幸运的挖宝人，无奈都败兴而返。
抗战中的这次淘金声势最为浩大，一些商界、军界要员承头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声言挖出金银后一半捐作抗战用，一半按股分利。《新新新闻》等报纸也不断有文章论证，锦江里确实埋有宝藏。一时富商巨贾、名士高官纷纷入股。除了数千上万元的大股东，几百元的小股东更是不计其数。淘金公司购置了金属探测器、抽水机等设备，兴致勃勃大干起来——先令江水改道，继而在河心挖深坑。成都人喜欢热闹，每天扶老携幼去锦江边看淘金，人潮络绎不绝，岸边随时拥挤不堪，都想争睹奇珍异宝出土。群情激昂，有普天同庆的欢欣，被围观的锦江与其说是市民的名利场，倒不如说更像他们的游乐场。
结局不尽如人意，淘金公司草草收兵。万头攒动看挖宝的闹热也消散了。“锦里埋银”的旧梦，又像奔流的江水，随波逝去。但有关锦江隐秘的传闻，却从未真正消声匿迹，以后它时不时要掀起波浪，锦江被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多趟，让成都人幻想一回又失望一回。
张献忠沉银真正浮出水面，要等到2017年。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考古队，首度发掘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3万余件。其中既有大量刻着文字的银锭与“西王赏功”金币银币，也有明代藩王府与张献忠大西国册封妃嫔的金银册，还有各类金银首饰、兵器、瓷器等，对研究明代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价值重大。
张献忠沉银的传说，流播了300多年，让多少人满怀希冀又抱憾而去，好似镜花水月，虚无飘渺。
原来，它竟是真的。（文 王鹤 | 图 余茂智、邓崇刚、甘霖、刘忠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