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考古发掘，发现6个新的祭祀坑，坑中发现了象牙、黄金面罩、玉器等文物，其中一件巨大的黄金面罩，可能是纵目面具上的，可见纵目面具上也贴有金箔。时间回到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主持了三星堆发掘，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幕，沉睡数千年的古蜀三星堆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1986年，在距离葛维汉的探方仅仅6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2019年3月，葛维汉的外孙和曾外孙女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考古学家三星堆探秘

80多年前，当葛维汉从成都来到广汉月亮湾，一棵孤树映入他的眼帘。中国人告诉他，那是一棵风水树，这里是四川广汉的风水中心。葛维汉在四川度过了30余年，这位勤奋的文化人类学家终其一生始终也没有弄清何为“风水”。但在1934年的春天，不懂风水的葛维汉开始探掘这块风水宝地。当时，他使用了以下工具：

测量水准器、平板仪、洋铲、中外锄头、泥刀、钝刀、作为替代的橙色竹棍、竹签、标杆、扒锄、软硬刷子、钢卷尺、测量竿、大块琥珀、绘图的指南针、柯达相机……与先前使用农具胡乱挖掘的广汉农民不同，葛维汉使用的工具代表着先进的西方考古学专业手法。我们应当记住这些器具的名称，正是它们，将古蜀国的神秘一角开掘出来，拉开了惊世骇俗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序幕。

葛维汉领导的考古队受到广汉县政府的支持，以及一支军队的保护。他们最初挖的一个坑，长约7英尺，宽深皆3英尺，收获数件精致玉器。他们着手第二个坑的开掘，这一次挖得长一些，有40英尺，宽有5英尺。他们总共挖了6个深坑。随着一件又一件沉睡几千年的器物出土，葛维汉与所有的考古队成员一样，突突跳动的心在神秘的时空中充满狂喜，而他们的动作却又小心翼翼。

葛维汉在三星堆发掘现场

有必要罗列这些文物的名称，它们是：百余件石璧残块、石刀、玉刀、玉凿、玉剑、十五件绿松石和绿石或玉珠，以及众多的薄的方形或长方形小玉片。葛维汉发现，“两件光滑玉剑，靠近剑柄处有许多凹缺，这是战争的痕迹”。有两件湿润的方玉，“颇像劳弗尔（Laufer）在他着名的《玉器图录》书中提到的玉琮。这些器物铸造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这是葛维汉的初步判断。这个判断得到“甲骨三堂”之一的郭沫若的认同。郭沫若在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工作人员林名均的信中说：“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

见证葛维汉发掘的，有月亮湾那一棵孤树，有广汉的农人燕道诚，有军人陶旅长，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广汉县的罗县长。这批文物被移交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在这个全称为“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中，这些玉器被博物馆创始人，身兼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物理学家的戴谦和博士所研究，他在详细描述了这些文物之后说道：“当时有这样的艺术品是令人叹服的。”另一位华西协合大学的化学家柯理尔博士对陶片进行了实验分析。酷爱美术的加拿大人黄思礼博士主动要求分析这些古玉、石器和陶器的颜色。最终，葛维汉写出一篇重要论文：《汉州（广汉）发掘简报》。

几十年之后，中国人进一步发掘了三星堆，他们收获了比葛维汉更为丰富的文物。在今天的月亮湾，三星堆博物馆有如一块神秘的磁石吸引住来自海内外的造访者，又像是一篇古蜀神话让人沉醉，而发现神话的第一人当属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

人类学家西部边陲探险

从1913年来川，到1948年归国，葛维汉在四川待了35年，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认真、准确、生动的记录。他曾应邀参加羌族的法事，耳中回响着一位手握神杖的巫师的咒语，他深陷的双眼看见巫师将滚烫的火钳放在舌苔之上，又光着脚板踩上一个被烤红的犁头……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葛维汉后来的描述中不见心灵的动荡，呈现的只是冷静客观的陈述。

在打箭炉，葛维汉第一次目睹了藏族的“跳神”仪式，他不同意将这个舞蹈称之为“鬼舞”，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命名。”显然，葛维汉并不认为巫师的法事、藏人鬼魅的舞蹈就是所谓的迷信。作为一名文化相对论者，他更愿意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所见所闻。他更担心，人类早期的风俗仪式会行将消失于所谓的“文明”大潮之中。《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被认为是葛维汉最为出色的论着，它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古老民族多方面的资料，许多还是葛维汉的亲历。在这篇共计五章的论着中，葛维汉为西方人描述了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神奇世界，也为没有文字的羌族人留下了承载他们祖先精神血脉的过往图景。

与所有成功的探险家一样，身高1米91、擅长体育的葛维汉有着强健的体魄与恒久的毅力。成都华西坝是他的大本营，从这里出发，他先后30余次深入西部边陲进行考察探险。到过的地方有松潘、黄龙、打箭炉、穆坪、汶川、茂州、理番、川滇边境地区、川藏边境地区。当他第一次踏上前往打箭炉的探险之路，峥嵘的路途让他倍感艰难，他曾描述道：“到打箭炉的道路是如此难走，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进行这次旅行。行人必须跨过两座关口，每一座都有九千多英尺高，路边的小店条件很糟，还有很多跳蚤。道路难走，天气又很热。”但是，当他爬上高山，眼前的景致让这位西方冒险家精神为之一振。他也许从未目睹过如此雄伟壮丽的风光，鬼斧神工，摄人心魂。

在他一贯冷静的调查报告中，他一改“述而不作”的文风，将自己的心灵袒露在了大自然面前：“绝妙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雪山，近处长满绿色植物的山坡，藏人的房屋和峡谷中奔流的小溪，这一切都显得非凡的美丽。到处都是野草莓和色彩斑斓的鲜花——我们正置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天堂。”这是葛维汉难得忘情的描叙，他还说道：“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

葛维汉的学术训练得益于自然历史学派，该派的学术特点之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尽可能搜集大量的原始素材，而不轻易对其加以评判，因此，葛维汉的着述似乎从未深入到中国边民的精神内核，然而这却并不排斥他对这方土地的痴迷，对其怀有的艺术般的沉醉。羌族的碉楼、苗族的山歌、倮倮族的服饰以及藏人的海螺——回响在雪山之麓的深沉悠扬的号角声，在葛维汉的心中久久回旋，直到他离开中国。

收藏家的博物“天堂”

葛维汉的大量调查日记如今静静地收藏在芝加哥大学史密斯索尼学院档案馆。他几十次探险四川西部所搜集的文物与标本分置于两处，一处在美国，一处在中国成都。这位怀有文化温情气质的人类学家在中国西部收集了4万件标本以及众多的中国边民文物。在这些标本中，他发现了250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后来有2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成都靠近望江楼的锦江之畔，四川大学博物馆以收藏边民文物而着称于世，它的前身即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1932年，葛维汉出任该馆馆长，他与外表木讷而内心细腻的前任博物部部长戴谦和一道，将之打造成为了博物的“天堂”，他们的后继中国人郑德坤与闻宥更将之发扬光大。

在这里，藏有铜器、铁器400余件，六朝及唐代石刻200余件，历代货币千余枚，砖瓦千余匹，苗人挑花800余件，各类标本3万余件。有上起史前的石器、陶片，下迄民国的边民器物。有骨器、玉器、漆器、琉璃、木刻、书画、服饰、窗格、酒器、乐器、灯盏、印章、经书、纸钱……英国着名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华西协合大学的懋德堂。在今天的成都大学路，仍可见到这幢保存完好的建筑，中西合璧，错彩镂金。葛维汉在西部边陲搜集到的文物，有一批在这里短暂停留后，越过大西洋到了他的家乡，留下来的，在这里成为博物馆的珍藏。

三星堆出土的铜鸟和铜人首鸟身

2002年，旅美成都学者王笛因为一幅有关老成都民俗插图的版权事宜，费尽周折，寻找大卫·克罗克特·格拉汉姆。颇有意味的是，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就是自己的母校——四川大学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现在，正在研究区域文化、研究成都民俗文化的王笛表示，要研究曾经研究成都、研究四川、研究中国的葛维汉。（文 雷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