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列入成都市历史保护名录

在人民南路三段与小天竺街的交界处，有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大街上车流不息，人来人往，很少有人驻足留步，矗立在高楼广厦中的小楼房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其墙面上挂着一块不起眼的汉白玉牌——“成都市历史建筑？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旧址”，却昭示出它不平凡的身世。

77岁的着名成都作家谭楷带我们走进这栋小楼，将这栋楼的历史娓娓道来。谭楷的父亲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至1958年，谭家就住在这栋楼的一楼。60多年后，谭楷回家了，激动的心情令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他要讲述的不是自己的文学梦，而是这栋楼里几位大师的传奇。

建筑风格中西合璧

一楼四户皆泰斗

李约瑟曾是房客

天竺园是上世纪华西坝内一片院落的统称，现在保存下来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是仅存的最后一幢，2014年列入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这些院落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整个天竺园院落面朝小天竺街，有四栋小楼、一栋单身教职工宿舍。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是位于西侧北边的那栋小楼：二层小洋房，砖木结构，前门外是走廊，出后门是天井、平房。

上世纪30年代末，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华西协合大学迎接了内迁的学校和逃难的师生，先后有多所大学的师生会聚华西坝，其中包括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这就是着名的“五大学”时期。为了解决这些教授的住宿问题，用庚子赔款的经费修建了这栋楼，因此叫“庚款教授楼”。许多知名教授都比邻而居，虽然条件简陋，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当时天竺园西侧北边的这栋小楼便入住了四户人家，令人称奇的是，这四户人家的主人，都是中国学术界四个不同领域的泰斗。

楼房左侧一楼，居住的是留美归来、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系主任何文俊；左侧二楼住着中国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杨佑之，他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马寅初的嫡传弟子；右侧一楼居住的是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右侧二楼居住的是着名汉语言文学家、《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叔湘。这栋楼堪称当时成都最顶端的学术圣殿，“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外学者名人往来其间。

当时，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就在何文俊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他不仅在此练习汉语口语，还结交了罗忠恕等很多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李约瑟曾在日记中记录了何文俊带他到成都祠堂街淘书的往事：“书单上的书都买齐了（例如，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道教史、炼丹术史等）。九大本书只花了477元（记得两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要花100元以上）。星期六举行了盛大晚会，36位来宾都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重要名人。我们聚集在南门万里桥附近的‘枕流’餐厅，晚会无疑十分欢快。”何文俊、罗忠恕等人的帮助，为李约瑟后来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基础。该书第一次向世界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以及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陈寅恪“小巫见大巫”

闻宥创立中国文化研究所

谈笑有鸿儒，当年大师们在这扇门后面谈笑风生

这座教授的住宅楼，并非学校用于教学与研究的场所，为何被冠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头呢？这还要从研究所所长闻宥说起。闻宥是上海松江人，17岁便崭露诗才，成为名满天下的南社成员。他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英、法、日、俄语，此后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彝语、壮语、羌语等，还精于金石书画鉴赏，是西南地区铜鼓研究的先驱。

抗战期间，闻宥先后在昆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书，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方叔轩实施“名教授计划”，向闻宥发出邀请。当时，闻宥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二是闻宥的妻子和儿子当时在上海生活，要解决薪酬寄往上海的问题，方叔轩慨然承诺。

1940年，闻宥受聘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之前的主任庞石帚改任他职。庞石帚的恩师——蜀中诗坛大家林山腴大为不满，后来，林山腴读到闻宥诗词，盛赞其有李义山（李商隐）风骨，并对闻宥中年之后专事学术、不再吟诗填词深感惋惜。

来到华西坝后，闻宥着手创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的研究员，全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德国的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专家韩儒林，中国天文史研究的主将和先驱刘朝阳，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刘咸，发掘并研究殷墟的甲骨学家、后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董作宾，留美博士、被誉为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美术史家滕固等。居住在闻宥楼上的汉语言文学家吕叔湘也是该所的研究员，他不仅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语文顾问。

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初，因为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住房紧张，找不到适合的地方，闻宥便从自己住宅的四个房间中挤出三间，作为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成员们常常聚在此处翻阅古籍、讨论学问，有时还会通宵达旦。这样的情况下，其他三户人家从未表达过不满，反而时常热心地送来一些菜和点心。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但大师云集的天竺园，却是令现代人神往的学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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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天竺园学术成果斐然，赢得了国际声誉。后来，闻宥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从上海来到成都，由于住宅太小，研究所搬到了华西坝的广益学舍，即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的教学楼。1943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又迎来了一位文化界泰斗，他便是被北大教授傅斯年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在华西协合大学共事的短短一年光阴里，闻宥和陈寅恪互为知己，情谊深厚。陈寅恪赠给闻宥的诗中有两句：“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名满天下的陈寅恪，自谦为“小巫见大巫”，可见他对闻宥学识的欣赏。

马悦然在楼前台阶给闻宥拍摄的照片

李约瑟借住在此时与罗忠恕、何文俊夫妇的合影

马悦然拜师

闻宥为其改名

上世纪40年代，成都处于抗战大后方，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成为了许多西方汉学家来中国考察的首选之地，闻宥家中便住过许多外国学者。

闻宥家最先入住的是石泰安，他后来成为法国研究汉学的最高权威、法兰西学院教授；接着是英国着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研究元曲；住得最长久的是德国人傅吾康，研究明清史。众多外国学者中，和闻宥情谊最为深厚的是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1948年，一位名叫马可汗的年轻人慕名来到天竺园闻宅。马可汗是瑞典着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学习了两年中文后，马可汗来到四川考察方言。到了成都，马可汗立刻慕名拜访了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两人后来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友谊。

闻宥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对于外国人取中国名字也有一番研究。闻宥告诉这位瑞典小伙子，他的名字并不受中国人喜欢，因为“可汗”是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尊称。就在这栋小楼里，闻宥根据其瑞典名字发音，取了“马悦然”三个字送给他。马悦然非常喜欢，后来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多年以后，马悦然回忆起在成都求学，与闻宥相识的情景：“我与时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宥教授相遇。他当时的年龄已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友谊一开始，他的确像父亲一样引导着我沿着艰难的学术研究之路前进。我一直非常感激，是他耐心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激发了我对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兴趣。我感到极为荣幸的是，我的第一篇研究方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在闻宥教授主编的《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

1985年9月27日，闻宥与世长辞。马悦然撰文追忆老师：“真正的友谊是珍贵的礼物，跨越年龄，地域障碍的友谊更是稀世之珍。”“从第一次见到我亲爱的朋友闻宥教授至今已有40年过去了……我将永远珍藏这位老友的记忆，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最好的人。”

2004年，马悦然出版《另一种乡愁》，表达了对闻宥先生永远的思念，书中有一张照片是1949年马悦然在天竺园给闻宥拍摄的。2019年，95岁高龄的马悦然仙逝，这张老照片成为这段珍贵友谊的见证。那天，谭楷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的台阶上，对我们说：“那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望去，在走廊幽暗处，仿佛看到那段隐匿于历史中的传奇。（文 陆离 | 图 胡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