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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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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 | 王右木 四川的马克思主义先驱
        发布日期:2021-09-08 15:54:41 来源:成都市下载bst365_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bet体育赌博

        王右木是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革命群众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四川地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牺牲时年仅37岁。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时代潮流,到1924年秋失踪遇难,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不过5年,但他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开拓创业的一生、勇猛搏击的一生。学府执教,泽沃群英,他在巴蜀播种,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传遍全省,为革命培育了许多骨干。他艰苦创业,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他英勇奋斗,给四川地区无产阶级事业开辟了壮阔道路。

        生在风雨中

        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城。1887年11月12日,王右木就出生在这里。

        王右木的父亲王源光,为前清秀才,当过教书先生,后来家道中落,远走他乡。王右木从小由当塾师的大哥王初龄抚养。王初龄是个正直的旧式知识分子,经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故事,使他幼小的心灵萌生了报效祖国、救民水火的爱国主义情愫。

        少年时代,王右木先后就学于江油市登龙书院和龙安府巨山书院,“应童生试,名列前茅”。他目睹了清政府腐败无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现实。1906年8月,江油同盟会会员李实、何如道、高云麟等在家乡高举义旗,策动以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这时王右木已是19岁的青年塾师,他对发生在身边的革命斗争,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势单力薄的起义斗争在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王右木“痛心疾首”,他又一次失望了。救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艰难求索

        1907年夏天,20岁的王右木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优级师范科。他读师范,是受大哥王初龄的影响。王初龄奉孔孟之道,主张康、梁式的改良主义。他教训王右木,改良政治要先从教育入手,只要能培养出大量人才,国家会有希望的。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是四川革命党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在校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吴玉章主编的《四川》等。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得到启蒙。在学校,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同时非常注意锻炼身体,经常爬山、游泳、洗冷水浴。他认为,有广博知识而无强健体魄,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

        两年后,王右木毕业回到家乡,受聘为龙郡中学堂监督(即校长)。他大力改革校务,整顿校风,一心为国育才。他认为,要富国强兵,非振兴科学不可。由“教育救国”而“科学救国”,王右木又于1910年重新考入母校数理科,学校已经更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辛亥革命爆发,王初龄在江油市首倡共和。王右木激动异常,欢欣鼓舞。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没能使中国落后的现状有所改变。苦闷彷徨之余,他产生了前往东洋考察的愿望。1913年秋,王右木毕业后重回龙郡中学任职,考取了官费留日学生资格。1914年,他到日本留学,由应庆大学理化科转入明治大学法制经济科,如同许多革命先驱一样,决心从改造社会入手来救国救民。

        在日本期间,王右木与李大钊、李达等结识,参加中国留学生总会组织的反袁爱国运动。有一位老朋友参加了筹安会为袁世凯捧场,王右木闻知后怒不可遏,面斥:“如不退出,即与汝绝交!”

        当时日本思想界比较活跃,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广泛流传,关于社会主义各派别的着作都有译本,他都仔细阅读、比较、研究。除与进步学者山川均、上杉荣来往密切外,他还常常到京都大学听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研究的河上肇讲《政治经济学史》。他对“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留日期间,时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他会见了革命诗人爱罗先珂。这些都给王右木以极大鼓舞,使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1918年秋,王右木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家乡江油市。大哥王初龄本欲让他补选省议员,但被他拒绝了。王右木说:“我绝不能求自身荣达,去走升官发财之路。我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现在我从日本回来,当然是准备去革命的。准备和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道,共同努力,摧毁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我怎能去当什么省议员呢?”

        良师益友

        1919年6月,王右木回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学监,并兼任经济学和日文教员。从此,他以母校为基地开展改革活动。

        五四运动勃兴,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巴山蜀水。作为五四运动在四川的策源地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声援北京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封建军阀。革命青年在探索,在寻求,在行进,王右木也在仔细地观察和深深地思考着。他敏锐地感到:“必须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亟需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

        首先,他利用教学的机会,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讲经济学,就根据教科书上的纲目,结合实际,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很注意方法,讲课中并不曾谈“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但他常常使听课学生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逐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问题。

        他利用当学监的方便条件,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经常教育学生说:“要研究新的社会科学,从旧的国故中走出来,做中国的新青年。”针对当时空喊“实业救国”的论调,他尖锐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

        马克思读书会的启蒙者

        1920年暑假,王右木前往上海考察,会见了陈独秀等。受上海等地筹建党组织和《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年底他在明远楼成立马克思读书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四川地区最早诞生的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中的师生,发展到各中小学教师及少数工商从业人员、工人、记者等,达一百余人。

        读书会由王右木直接指导,每周活动一次。他自费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恽代英给会员讲阶级斗争,王右木则专题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等。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他“发言激昂,鼓动性强,颇能打动听众的思想感情,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理论宣传家”。成都点将台、万福寺、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王右木和读书会会员们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参加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组织工人与资本家的剥削作斗争,声援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各种宣讲,还利用学界每年开运动会的机会进行反帝宣传,在运动场上写下:“东方三岛如弹丸,荡浪沧海间,神州健儿力拔山,踏破有何难!”马克思读书会的建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巴蜀大地的影响,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到革命运动中。许多党、团的优秀干部,如童庸生、袁诗荛、廖恩波等,都受到启蒙,走上了革命道路。读书会为四川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人声》,人民的呼声

        《人声》报创刊号 成都市档案馆供图

        五四运动后,王右木感到不能光靠读书会,必须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2年2月7日,他主编的《人声》报应运而生。何谓“人声”?即“应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编辑部设在王右木家中,他集社长、编辑、主笔、内外杂务数职于一身,将大部分工资都用来办报。

        《人声》报是四川地区第一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创刊宣言公开声明“要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去分析社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它深入浅出地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基本理论,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批判无政府主义,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猛烈抨击四川军阀拥兵虐民的防区制,深入探讨文化、妇女、青年等各方面的问题。1922年9月,因《人声》报刊登揭露江油地方军阀和县太爷狼狈为奸、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王右木的大哥被囚于牢狱,二哥致死。王右木悲愤至极,但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人声》发行遍及省内外和社会各界。它如万马齐喑中突发的一声呐喊,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如天边微露的曙色,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如战鼓,振奋了无数的热血革命青年。《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和封建主义,一开始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发行到第3期时,四川省警察厅就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的罪名,勒令停刊。由于当局不断迫害,《人声》报不得不在5个月之后终刊。尽管如此,《人声》报的发行,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四川革命运动前进的道路。正如张秀熟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导》周刊出版前,《人声》在四川起了它不可磨灭的战斗先进作用。”

        1920年,王右木和袁诗荛关于成立新四川旬报社的报告

        脱去长袍 深入群众

        王右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也是革命群众运动的组织者。1922年夏天,四川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其主要领导者就是王右木。

        由于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各校校长年年为经费所苦,教职员薪水拖欠。1922年初,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发表宣言,历数军阀摧残教育的十大罪状,以“唤起民众觉悟,运动教育独立。”王右木抓住这个关系学校存亡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十分敏感的问题,亲自担任总指挥,当面与议长熊晓岩说理斗争。不久,重庆各校也表示声援,运动扩到全川。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

        1922年夏秋之际,王右木组建了社青团成都地方委员会,并赴上海与中央取得联系,遵照中央指示,回川组织社青团员开展工人运动。当时成都只有兵工厂和造币厂的工人算现代产业工人,一般的手工业工人零星分散。织锦业的“长机帮”工人最多,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劣,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王右木取下呢帽,脱去长袍,换上工装,深入“长机帮”,和工人交朋友,出入工人聚居的街道、茶馆。他多次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启蒙教育。他说:“工人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和解放,只有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自己的力量,不依靠他人。”

        王右木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在国立成都高师的明远学校办起了成都市第一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工人夜校。他和国文部学生谢国儒等人,在课堂上讲阶级斗争,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所夜校培养了四川工人运动的骨干、着名四川工运领导人孟本斋、梁华等。由于王右木扎实的启蒙工作,长机帮、生刍帮、建筑帮、牛骨帮和店员帮等20多个工会陆续成立。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王右木带领社青团员和读书会员,通过各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抗议北洋军阀暴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这次大规模活动,第一次显示了组织起来的成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1923年5月1日,成都市劳工联合会成立,发表了《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最早的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相结合,使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右木开始进行创建党团组织的工作。

        1920年至1924年期间,每年暑假他都要去上海,先后和党团的领导人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和阮达时等有所接触,并和施存统进行了较密切的通信联系。这对于他领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有很大作用。

        1922年4月,由王右木领导的马克思读书会的骨干成员童庸生、钟善辅、郭祖、阳翰笙、李硕勋、刘弄潮、雷兴政等,自发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发表宣言,开展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体现了“为国家除害,为人民谋福,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精神。

        为了和团中央取得联系,建立正式统一的组织,王右木于当年7月赴上海。时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沪召开,会议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使他明确了斗争方向。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等发给他《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等文件,委托他回川建立团的正式组织。王右木回到成都后,经过紧张筹备,在原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于10月15日在自己家中正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选出执委,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生童庸生为书记。王右木则因年龄大,以特殊身份指导团的工作。这是四川地区最早的相当于省一级的团组织。随后,王右木又按团中央指示物色本校国文部毕业生刘砚声、张秀熟以及珌辉等,委托他们分别进行重庆、川北(南充)地方团组织的筹建工作。后来在恽代英的支持和团中央的决定下,王右木于1923年5月直接担任了书记,到1924年初,成都地方团已建立了11个支部,团员遍及全市,创办了机关刊物《青年之友》,先后领导了声援开滦工人反帝爱国斗争,开展了民权保障运动,使团组织成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核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四川建党条件成熟。1923年5月,王右木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在四川建立党的组织。8月上旬,他亲自到上海和广州找党中央,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委派他回川建党。

        1923年秋天,王右木带着党的“三大”文件回到成都。根据党的指示,在社青团中选拔了一批骨干,按组织原则转党,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直属中央领导,由王右木暂任书记。1923年冬,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成都地区党组织的书记,这个组织即中共四川支部,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高山仰止

        在创建四川党组织的同时,王右木积极贯彻1923年6月党的“三大”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四川积极推进国共合作。他身体力行,带头按党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由于其声望和胆识,他被聘为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为北伐战争做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在国共合作中,王右木正确执行中央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很注意维护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一方面,他力求与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合作共事;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和陷民于水火的四川反动军阀,则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1924年春天,杨森的四个亲信副官抬着一大箱银元和一张杨森签署的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的委任状,说“杨军长久仰大名,请来共理川军。”王右木婉言谢绝。把军官们打发走后,王右木对妻子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信仰主张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怎么能去做他的官?”

        1924年暮春,王右木告别妻儿,去上海与党中央联系,并到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区广州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是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会议通过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北伐战争已准备就绪。不久,王右木领受任务,经广西、贵州步行回川,一路进行社会考察。是年中秋前夕,亲属收到他的来信,得知已到贵州土城,离泸州不远。但是此后音讯杳然,同志们和亲人再也没能见到王右木。他在贵州土城至四川泸州的路途上失踪了。据传说,杨森收买王右木不成,竟与贵州军阀周西成串通一气,在土城一带将王右木秘密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追认王右木为革命烈士。(文 | 图 刘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