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文物是历史、记忆、传统，是新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色与底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让我们走进历史，去看看一张入学登记表、一份泛黄的报纸、一本大学的教材……倾听它们讲述革命故事。

江竹筠化名江志炜，四川大学入学登记表

一张入学登记表

学号331044 化名江志炜 江姐川大求学

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文学经典《红岩》刻画了一群为了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群像，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便是江姐江竹筠。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保存着一张特别的学生入学登记表：江志炜，22岁，学号331044，农学院病虫学系一年级学生。1944年，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的江竹筠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化名江志炜，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学系，1945年，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四川大学档案馆还保存了江竹筠的《领取困难补助名册》《学生休学名册》等珍贵的个人档案，展示了她在川大就读的两年间，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并引领周围同学进步以及她在川大读书期间的婚姻、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钢铁战士和柔情母亲的形象。

1920年，江竹筠出生于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幼年的江竹筠跟着母亲到重庆投奔亲戚，后来在当地的一家织袜厂做了近三年的童工。进入小学，江竹筠勤奋刻苦、成绩出众，只用三年半就完成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学习。1939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正式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4年春，党组织安排江竹筠转移到成都去报考国立四川大学，但将其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重庆，并指示她在求学期间可利用寒暑假返渝汇报工作，但不得和川西地下党产生横向联系。江竹筠到成都后自修了三个月，化名江志炜，成功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

江竹筠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党组织的代称)写信，表示要按“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良的成绩”。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所说的“优良成绩”不仅是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

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期间，江竹筠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既要做好党的工作，又要做一个好学生。举止言行，起居饮食都要符合一般学生的标准，按时作息，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自修时间抓紧学习，不轻易缺课。这样，尽管中学未读满，并且课程丢得太久，由于在学习上保持和发扬了勤奋精神和踏实态度，她在班上仍然是成绩好的学生。

1945年，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期间，她于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结婚，并于1946年4月在华西医院生下儿子彭云。为了在革命工作中能够轻装上阵，在剖腹产手术的同时，她强烈要求做了绝育手术。1946年8月，根据党组织工作需要，江竹筠托同学代为办理休学手续后，中断了在川大的学业。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竹筠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这一年，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斗争，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在重庆万县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被后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2007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此后列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一张报纸

《人声》报创刊 四川首个马克思主义刊物

1922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成都卫戍总司令部陆军第三军司令部向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厅长王暨英发出了一则训令：“照得报馆为言论机关，关系于社会国家，洵非浅鲜。惟是，报馆言论是否中正，有无妨害时机，在戒严期内尤应随时注意。兹查有《人声》 报于公历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登载《红色的新年》一段，语极离奇，自应禁戒。为此，令仰该厅长即便告知该报馆，嗣后言论务求中正，不得再涉离奇。倘仍违抗，准由该厅停止该报出版，用维秩序而保治安。切切！此令。”并附上了一张 1922年 2月7日出版的《人声》报。

一份刚刚创刊的报纸，为何引起近百年前国民政府如此强烈的警惕？这份报纸上，到底又有什么样的“离奇”之语呢？如今，这份珍贵的报纸是成都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尽管经历百年沧桑，报纸的纸面已经泛黄，但上面印刷的文字内容仍然清晰可见，一段尘封的旧事由此揭开。

《人声》报创刊号，1922年2月7日刊发，社长兼主笔是四川江油人王右木。该报编辑发行处设在成都大坝巷第五号，由“成都探源公司”代为印刷。这是四川地区第一份公开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刊物，为研究四川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早期组织建设提供了客观、真实、权威的佐证材料。

《人声》创刊号头版头条的文章，是由社长王右木亲自撰写的《本社宣言》。《本社宣言》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本社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这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为全人类谋幸福”。同时，创刊号还刊登了日本着名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十年后之日本》等文章。《人声》报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并鼓动民众以俄国为榜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此外，还结合现实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极大欢迎。开篇的训令中所提到的《红色的新年》一文，是王右木的学生袁诗荛所着，他无情地揭露了“白色化” 即“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响亮地喊出了“打倒资本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的口号。

一份特殊教材

桂湖湖心楼的“国文讲义”

新都桂湖，是清代四川状元杨升庵故居，因其在此“沿堤遍栽桂树”而得名。在桂湖西岸有一座双孔拱桥，拱桥的另一侧是湖心楼。1929年11月11日，湖心楼迎来了特殊的日子，这天是设立在湖心楼的“通俗图书馆”开馆一周年纪念日。一位新都当地的进步青年，来到这里撰写了一副对联：“到这里来，能够看见历史发展的艰辛；从这里去，可以走向世界辉煌的佳境”；横联为“打开眼界”。

似乎暗有所指的对联，揭开了湖心楼“通俗图书馆”并不平凡的往事：原来这里是新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新都特别支部。写下这副对联的，是时任中共新都特支负责人的黄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将。

1924年初，中共成都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右木在从贵州返回成都时失踪，相传是被军阀秘密杀害。此时留在成都的党员较少，只好参加到团组织的活动中去，成都又回到了建团初期的情况：就是党、团员都以共青团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直到1926年4月，成都共青团组织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有社会职业的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并将党、团组织分开。据此，中国共产党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正式组建。

1928年6月，新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新都特别支部。中共新都特支成立以后，巧妙利用特支第一任书记陈晓岚市政公所所长之便，在升庵桂湖公园湖心楼开办了“通俗图书馆”，积极开展反封建斗争，大力宣传革命主张。

也就是这一期间，中共新都特支以湖心楼为阵地，举办了平民夜校和各种补习班，向劳工与青年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印发传单，陈列、借阅《共产党宣言》和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书刊，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由于当时反动派的打压，这些革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就连革命刊物都作了“伪装”。

这本封面名为《成都大学国文讲义第四集》的刊物，就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从泛黄的书面上看，这应该是一本大学语文教材。但翻开第一页后，才能发现其中的“蹊跷”：原来这是一本刊印党中央通告的刊物，主要有以下五个章节：“帝国主义”“抗日”“妇运”“党员军事化”“关于党的派别”。与其相似的是另一个封面名为《医学指南》的刊物，打开后发现其实里面记载的是“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

中共新都特支在湖心楼举办的各类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开展。1933年5月，因中共新都特支被破坏，以湖心楼为阵地的革命活动被迫终止。新中国成立后，1984年，新都文管所在翻修桂湖公园湖心楼时，在房顶篷上发现了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物：1927年-1929年期间，中共中央、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川西特委文件、刊物汇集共18本，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件。通过这些文物，当年革命先辈们的艰辛和危险，至今仍历历在目。（文 | 杨军，图片由四川大学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