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上世纪初，经学大师廖平自署了这副老气横秋、举世皆惊的楹联。他的一生，试图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为了这个学术理想，廖平一生中不惜六次否定自己的学说，称为经学“六变”，确定了经学大师的地位。
钓鲤鱼继学业
廖平，字季平，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父亲廖复槐，识字不多，在镇上开了家磨房和糕饼店。母亲雷氏，为人娴静，精于女红。廖复槐夫妇共生了6个儿女，廖平排行老四。
三个哥哥在家帮父亲操持家务，廖平因年幼帮不上忙，被送往师塾念书。廖父想让他读几年书，回糕饼店做账房先生。怎料廖平幼年天资平平，尤其是记忆力特差，每天背课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当时，想参加科举考试，记诵是基本功，班里其他学生都以能背课炫耀不已。廖父大失所望，令廖平退学。
廖平不甘心，一日他拿了钓竿，跪在祖先灵位前起誓：“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钓得两尾鲤鱼。”说完便转身出门。过不多时，果然在溪涧钓得两尾大鲤鱼。廖平急奔回家，逢人便讲。家人异常兴奋，廖父望着红鲤鱼，以为祖宗真的显灵了，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就牵了廖平再投塾师。
背诵不在行，廖平就专门从“思”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注意理解和融会贯通，这是他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廖平后来回忆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鲤鱼把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还促成了他养成重思考的习惯。廖平后来学有所成，还题其室名“双鲤堂”，以志纪念。
几年后，家中在镇上开了间茶馆，廖平再次辍学，在茶馆跑堂。一次掺茶时不小心将水溅到一位客人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凭廖平怎样认错，硬是不饶不依，羞辱谩骂。廖平在招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愤然离去。家人后来在一座破庙中，发现他正独自一人捧书苦读。三个哥哥大为感动，包下家里的重活，让廖平专心读书。廖平后来索性把铺盖搬入庙中，像苦行僧一样，青灯黄卷，四季不倦。井研乡穷地僻，缺乏书籍。廖平在庙中读书时，常常有一些老人来庙里焚化书籍，廖平发现有可读之书，就拣出留下。
16岁时，廖平娶妻李氏，仍只知读书。逢年过节，小夫妻回娘家，夫人小脚走得慢，廖平就索性跑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取出书籍阅读，等夫人赶到，再如法炮制，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蜀中五少年
1873年，廖平得中秀才，三年后参加科试，大为张之洞赏识，被选调尊经书院公费学习。此时的尊经书院由张之洞主持，除廖平外，书院还云集了“戊戌六君子”杨锐、“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辛亥革命大将军彭家珍以及宋育仁、蒲殿俊、张澜、吴玉章等人，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一时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
尊经书院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在这里，廖平再无衣食之忧。平时，他身着布衣，脚穿布鞋，吃饭也舍不得买菜，将公俸省下来贴补家用。学业上他却从不落人之后，书院藏书，别人读一遍，他要精读三遍；看到好书，他就节衣缩食，想尽办法买到。很快，廖平便攻读完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学典籍，觉得“字字有意”，并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等文章，名震一时，颇为张之洞钟爱，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蜀中五少年”。
张之洞要求学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不过，廖平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考据学道路走下去。他为学善思，读书好疑。他发现，考据学太注重名物，考得枝叶失了义理。他熟读诸子百家，重在义理，逐渐从小学上升到义理之学。少年廖平便有了一些离经叛道、不为人言的治学习惯。
另一位对廖平学业有深远影响的，便是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清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到尊经书院赴任。一时间，“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也不甘落后，常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深夜。王闿运见他博览群书，见解独到，放下山长的架子，引为至交。
每到春秋两季，师徒便结伴郊游。光绪五年六月，王闿运与廖平等人出游。“从曾园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鸡鸣”。同年9月，廖平等报考举人。一天晚上，师徒几人又在一起秉烛夜谈，廖平和王闿运一直谈到三更，才回房休息。半夜里，闻得城里有炮声。第二天大早，报喜的人就来了，尊经书院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廖平也榜上有名。王闿运做诗云：“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
王闿运治学，以今文经学为主，主治《春秋》。受王闿运影响，廖平也从今文入手，研究《春秋》，一生以《春秋》学着作最多。刘师培后来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这两个特点，廖平都受王闿运的影响。
广州会见康有为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闿运携眷离蓉，廖平也学成高就，到井研来凤书院担任主讲。同年，他的《今古学考》出版，开始了他的经学第一变。
在《今古学考》中，廖平提出应以礼制区分今古文学，认为古文经学是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文经学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学。汉代时，古人挖出春秋时期的书简，便把口口相传的经学，称为今文经学；把挖出来的经学，称为古文经学。廖平的理论一出，天下皆惊，被誉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一时间，大江南北，老师宿儒，同声称赞。此时的廖平，一代经学大师的形象已呼之欲出。
同年，廖平还拟定出《十八经注疏凡例》，欲建立一个别于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蜀学”体系，将《大戴礼记》《国语》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此语一出，举世震惊。人们在惊叹廖平创造力的同时，也不免说他好立新说。当时，清人新注十二经，唯《谷梁》无人敢问津，廖平撰《谷梁古义疏》填补空白。书成之前，廖平颇为自负，张之洞为山西巡抚时，他曾去看望，席间不免自恃甚高，廖平对张之洞说：“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张之洞笑而不语。
当世人还在津津乐道其旧说时，廖平又改旗易帜，放弃了自己的旧说。经学一变的第二年，廖平又开始经学二变。他说，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仅仅三年间，他便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篇书稿。而这两篇书稿，后来竟促成了历史上一大学术悬案。
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廖平在北京得中进士，圆了自己的仕途梦。朝廷本想授他知县，廖平以亲人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授。在回川途中，廖平南下广州，谒见张之洞。岂料，张之洞对他的新说并不感冒，只是一味规劝他“风疾马良”。
在广州广雅书院，康有为慕名前来拜会廖平。此时的康有为，还只是一介寒儒，在广州长兴学舍讲学。康有为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无奈一直不能如愿。在广雅书院，两人会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廖平回房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此书立论怪异，廖平平时从不以此书示人，见康有为是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不久，廖平回川。
在廖平《辟刘篇》的指引下，康有为偕同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大胆假设、穿凿附会，在廖平还在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成书。一时间，“粗豪狂姿，天下震动”！三年后，康有为又仿照《知圣篇》写成《孔子改制考》。而廖平的两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辟刘篇》才以《古学考》之名出版；至于《知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因此，钱玄同、张西堂认为康作在前、廖作在后，当是廖平取意康有为，并不确切。熟知这一公案的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廖平虽没有留名，他的学说却吹响了反对专制的号角，其思想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可谓大幸。
张之洞是廖平的恩师
经学六变
“二变”既成，廖平拾级而上，寻求新的境界，开始第三变。张之洞作古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所谓“四变”“五变”“六变”。从此，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宗教神学的界限，想建立“孔经哲学”。他还自署了一副“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楹联，标榜自己的成就。不过，此时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已经涤荡全国，因此廖平的新说，无人再感兴趣，也很难再掀起波澜。有人甚至以“离经叛道，行检不修”的罪名弹劾他，廖平被革去教授一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时他已58岁，不免老境颓唐，意绪寥落，失去了往日独往独来、开拓万古的气概。
1919年，68岁的廖平任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的他，着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儿孙满堂。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打破了廖平恬静的生活。从此，他“言语蹇涩，右手右足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不久，他辞去校长之职，回到井研，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生活。
1932年2月，廖平迎来了八十进一的大喜日子，弟子儿孙前来祝贺，此情此景，廖平“颇慰老怀”。宴罢客散后，便欲赴成都督促着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体弱，途中病发，卒于乐山。终年81岁。
廖平一生，好为新说，自成一体，并不拘泥于前人之言，堪称经学大师。自中进士以来，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院、安岳凤山书院。桃李满天下，弟子遍蜀中。黄镕、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门下。廖平一身勤于着述，成果颇丰，有着作140余种；也好立新说，甚至六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辞世后，着名学者章太炎为他撰墓志铭，在充分评价他一生的同时，也说他“言极恢怪”。（文 小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