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学家、广汉人李尤奉皇帝命写作《鞠城铭》，成为研究古代足球赛制和礼仪的珍贵文献。李尤除描述当时的球场形制、竞技方式外，还将遵守比赛规则与为官的公正守法联系在一起；唐宋时成都足球繁荣，使得女足也风靡一时；明代以后，足球逐渐衰落。1914年，成都有了第一支现代足球队——华西大学足球队。

元 胡廷辉《宋太祖蹴鞠图》

《鞠城铭》

最早涉及足球文化

我国古代足球经历了由对抗性朝娱乐性的转变。就此，西蜀东汉文学家李尤的《鞠城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鞠城铭》既是研究古代足球竞技方式最原始的资料，也是最早涉及足球文化的文献。

足球，古称蹴鞠、蹋鞠、蹙鞠、筑球、蹴圆等。蹴、蹋、蹙都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则是用皮革缝制、外壳中间塞满羽毛的圆球。战国初年成书的《十大经》记载：黄帝杀蚩尤后，取其胃制作成球，使人踢来踢去。这便是足球起源的传说。战国时，足球已在一些城市流行。如《战国策》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蹋鞠者。”《史记》记载：名医仓公为项处看病，告诫项处要静养休息，否则“必呕血死”，但项处一如既往地去踢足球玩，第二天果真吐血而亡。足球诱惑力之强，以至病人都将生命置之度外。不过，当时的足球是怎样的格局，文献语焉不详。《汉书》说：“《蹴鞠》二十五篇”，记述足球赛制和礼仪。可惜《蹴鞠》在唐代就全部失传，李尤的《鞠城铭》便弥补了这些缺憾。

李尤，字伯仁，西蜀广汉人，东汉文学家。大臣贾逵对和帝刘肇说：李尤“其文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由此，李尤被召至宫廷作赋，拜兰台令史。安帝时，李尤任谏议大夫，受诏与刘珍、马融等人共同编撰《东观汉记》（纪传体东汉史）。此间，安帝欲废刘保太子身份，李尤上书谏争，刘保得以保住太子位置。刘保称帝后，随即拜李尤为乐安相。刘保重建足球场时，诏李尤写《鞠城铭》。所谓鞠城，亦名鞠域，即四周有围墙的足球场，鞠城铭就是指镂刻在球场奠基石上的铭文。

汉代足球

双方共12名球员对阵

《鞠城铭》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意为：足球圆圆的像天穹一样属阳，长方形球场象征大地属阴。李尤从阴阳学说的角度来审视足球，认为足球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道理来设计的。接着又说：“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意思是：球场两边各有月牙形球门相对称，双方各派六名队员上场比赛，球队要选队长，即“建长”；比赛时，场上有裁判，即“立平”；裁判按比赛规则执法。李尤描述的球场形制、人数、竞技方式，在后来曹操养子何晏的《景福殿赋》中得到印证。何晏说：“其西则有左覠（cè，台阶）右平（指球场），讲肄之场。二六对陈，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兵戎。”大意是：足球场呈东西走向，设有坐南朝北供观看的大殿，双方各六人对阵，都想寻找对方失误，抓住机会，像士兵打仗一样勇猛，以求其胜。

《鞠城铭》还说：“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这是说：裁判不能有偏向，也不要存有私心，判决要公平合理，队员必须服从和尊重裁判，莫要有怨言。可见汉代规范的场地和竞技方式与现代足球颇为类似，只是场上踢球的双方各六人，而非现在各队十一人。之所以双方各六人，总共有十二人，这是代表一年有十二个月。

李尤最后总结说：“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即足球执法犹然公平，何况为官施政。李尤借足球告诫各级官员要公正廉洁，不要徇私枉法，开创性地将足球上升到政治高度。

南宋 马远(传)《蹴鞠图》之“白打”场景，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妖娆女足

与男队员同场表演

到了唐宋，足球运动已与《鞠城铭》的描述明显不同。唐代，足球从实心球改进为更有弹性的充气球，竞技方式随之变化，只设一个球门，约二尺见方的小门洞，立在“两修竹，高数丈”处。两队各派七名球员上场传球，不使球着地，几经传递，再由队长射向球门，最后以球穿过门洞多者为胜。

成都等大城市女子足球的勃兴，促成足球运动进一步娱乐化。前蜀宰相韦庄《宫词》说：“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其“白打”踢球方式不再设置球门，参与者既可单独一人，轮番上场表演，称作“井轮”，也可多人同时对踢，以踢出花样的多少和难度决胜负。宋元时期，“白打”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同时出现全职或半职业的女子足球表演者，与男人们同场踢球。如元人邓玉宾《仕女圆社气球双关》曲：“那丰标，体态妖娆，错认范的郎君他跟前入一脚，点着范轻轻过了；打重他微微含笑，那姐姐见球来忙把脚儿跷。”

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1390年），朱元璋下诏禁止踢足球，旨云：“蹴圆的卸脚。”即踢足球者，要遭受卸脚的刑法。龙江卫指挥伏顺、本卫小旗姚晏保就因犯禁，被“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中国足球由此衰落。

现代足球传入我国后，成都于1914年才有了第一支现代足球队——华西大学足球队，并在当年与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比赛，成都市民纷纷前往观看。比赛激烈而精彩，华西大学队以5比2胜出。这似乎又轮回到了李尤《鞠城铭》所描述的那种竞技场景。（文 游上 | 图 林元亨 叶子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