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那爱德1879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曾就读于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先后在美国两所大学任教后，于1910年10月抵成都，在四川高等学堂教授算学、化学、地质和矿物学。

路德·那爱德在四川高等学堂教职工宿舍的花园里

在川期间那爱德拍摄了大量写实照片，记录自己在四川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所到之处的民风民俗，涉及生活、农作、商贸等珍贵细节，这些影像不仅是清末民初蜀地历史民俗的写照，也是中国近现代摄影史的发展佐证之一。

1910年6月，一艘从温哥华到上海的巨轮上，一位年轻人在写信。遥远的海途给人的感觉是新奇混杂着恐惧——

“船在黑夜中上下颠簸着，有时似乎就要沉入海底。我龟缩在黄色的帐帘之后，面对那清晨的曙光，从未感到如此安全，因为很早以前我就将生命托给了上帝，'在海洋的摇篮里颠簸'似乎很真实。最后我听到的是巨大的'汤巴'号轮船心脏发出的震动声和甲板上传来的报时钟声，那钟声就像我们的祈祷。雨点打在小圆窗上，我好奇地透过窗帘，看到低低的云层在清晨把我的视野变得很小。船头在巨浪中前进，溅起的水花落在甲板上，身后留下一地泡沫。”

这个年轻人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助教路德·那爱德（Luther Knight），当时31岁的他，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以化学和矿物学的双学位毕业，又在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理科硕士学位，毕业时还有着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

此时，他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出任化学和算学教授，将去往遥远的中国任教。他通过俄勒冈，到西雅图，再到温哥华岛，最后取道日本，到达上海。

随着那爱德一起漂洋过海的，还有一部4英寸×5英寸的照相机，早在他15岁生日时，父亲劳埃德·奈特就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作为礼物，摄影是他的嗜好之一，拿到相机的当天，那爱德就为父亲拍摄了他生平第一幅肖像照。

那爱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他写道：“我小时候想做两件事：一是从中国长城上捡一块石头，一是从胡夫金字塔上取一块石头。”

成都北郊青龙场集市（摄影 那爱德）

成都，成都

经过几十天的航行，那爱德到达上海。他原只想在上海逗留几天，但因洪水受阻，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

初到中国，他发现这里处处是机会，“这里的男人工作一天只挣10-20分钱，而且用这点钱可以过得很舒适，在美国的穷人劳动一天都能挣75美分至1.75美元。这里的财富是巨大的，机会也很多。”

但他的目标终究是成都。不久，那爱德溯长江而行，一路观看风景，参观古迹，并拍摄照片。他拍下南京的明故宫废墟：午门只剩三个极大的门洞，其上长满荒草；明孝陵荒草丛生，景象凋敝；江南贡院的考棚上白灰皮处处脱落，只留下“日字号”的砖匾。他还拍摄了在三峡中行驶的木船，一艘艘挂着饱满的船帆，个头并不大，却灵活好用。

1910年10月，那爱德终于踏上了成都的土地，在新签订的中文合同上，那爱德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的化学兼算学教师。

他先后担任了数学、地质及矿物学、化学课程教习，用西方最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每周高达26课时，这也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学堂每个月发给他300块银元，这是相当高的薪酬，因为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一个银元。

他很快喜欢上成都这个气候宜人的城市，这里有丰富的物产、优美的庭院和美丽的乡村。成都的另一个优点是周围山峦环绕，走不了多远就可以进入相当原始的大山，而那爱德对于打猎和美景都很有兴趣。

夏天如果太热，他就去山区。每到假期，他常常在野外游荡，踏着积雪攀上11000英尺（约3352米）高的山峰，去山谷打猎。

他还在距成都一百多公里外的瓦屋山攀登过早期的冰山，“夜晚就住在一座空庙里，被里面的木雕神像注视着。”野牛在清晨走过门前，他的枪声多次穿过峡谷，响彻云霄。他称：“此山的夏天一定像天堂一样美。”

在给姐姐的信中，那爱德充满怀念地回忆山中生活：

“这里的山色真叫人喜不自禁，站在高高的山巅，展望广阔的、难以攀登的雪原风光和冰川河谷，你眼前是一种无可比拟、难以名状的美。射猎黑熊、鹿群和其他野兽的乐趣让人印象深刻。在中国西部，我还见过成千上万的鸭子，还有野牛、鹿和成群的野羊。”

他还走入普通四川人的生活，拍下他们。课余闲暇，那爱德记录了很多中下阶层普通市民的生活。

在川人俗称的“赶场天”（赶集日），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理发店，卖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

他拍下成都近郊水稻插秧的情景，还有背柴的妇女在途中歇脚的情景，她们都是天足（未缠裹之天然足）。

他的照片中有村间农舍：茅草屋顶和白色墙壁，稀稀拉拉的竹竿篱笆，门前菜地长着茂盛的蔬菜；也有泥巴砌的屋子，厚厚的茅草顶，映衬在高大的桉树林和竹丛之间，亦不显落拓。

他拍过成都北部的彭州龙兴寺塔，这是一座高34米的十七层正方形砖塔，始建于唐代，明弘治年间发生地震，塔的东北一角坍塌，仅余四分之一塔身仍然耸立。

他拍过藏区大群的牦牛、浩浩荡荡的岷江拐弯处……

他还拍过川康茶道、都江堰的二王庙、岷江上游放木筏运输木头的人……

他疾步于古老的山谷，行走在平原、高原，越高山、涉河流，最后进入肥沃的农田、青翠碧绿的田野，农民们在如画的田间作业，突然停下来，观看那爱德他们从身边经过。

那爱德说，在那一刹那他感到时间流逝的伟力，“围绕着他们的时间沙漏似乎已转动了千万次。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东西--那简陋的泥草房、竹林、院子，生活的故事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工作之余，他除了摄影，还为国外媒体撰稿、收集植物种子和动物标本。他为《芝加哥论坛》《高地之星》《那布拉斯加》杂志和一家西雅图报纸写文章，他说，“我在这儿掌握的素材是很棒的。”

成都花会期间，青羊宫大殿前的农具市场。（摄影 那爱德）

地质调研

1911年夏季，那爱德受清政府邀请，参与到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坝藏区的地质调研工作。对于那爱德，这无疑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那爱德热爱野外旅行，“喜欢聆听经过山崖断裂处和经过山顶时发出的声音”，他的计划很浪漫：花大量时间等候山间下雾、绵绵细雨后美丽的彩虹、落日和彩云，“这时候用来摄影最好不过了。”

110年前的川西，还是一片封闭的原始状态。那爱德带了一支由挑夫和保镖组成的十几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乘轿进入了高原地区。他第一次看到肤色像黄铜一样、头发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

在这里，那爱德拍下了表情严肃的活佛、匆忙赶路的当地人，还有披挂了一身货物的康巴父子。他的照片中藏族人大部分属于康巴人和嘉绒人，照片反映了他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

那爱德还一路考察地质矿产，带回了煤、铜、铬、银等矿石，采集到野鸡、野山羊、岩鸽等动物标本，有的标本此后还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

他走过茶马古道，路过运送茶叶的马帮，为背夫和马帮留下照片。照片中背夫们把丁字拐顶在厚重的茶包下，好让双肩短暂地休息。

高过头的茶包将被运到藏区，背夫们头上搁着遮阳的大斗笠，投下的阴影挡住了面容。古道边是高耸的裸露山体，杂草曝晒在正午的阳光下，在这些古老的山谷中，“时间的沙漏似乎已经翻转过千百次了。”

这次考察，他还经过叠溪古镇，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叠溪镇的全景照片。这里后来在1933年7.5级大地震中形成了堰塞湖——叠溪海子。

亲睹变局

待到他返校时，成都正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8月20日，他给姐姐尤雯塔的信中，表达了离别之意。但他最终没有离开，或许因为新的局面吸引了他。他写道：“伟大的变化到来了，（1911年）11月25日星期六晚上，四川省变得平静下来。现在各省都独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和平，但一切像石头扔进水中，波浪很快就会泛起。”

辛亥革命后，“大汉四川军政府（辛亥革命期间的过渡性地方政府）成立”。成都皇城内，老百姓欢庆清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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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巨大社会变革的现场，那爱德认为“在这里能亲眼目睹一些发生的事情也是相当有趣的……”他举着相机，满城拍摄“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的庆典活动，这历史性的一天，他的镜头里有参加就职仪式的新总督和副总督，有前来参观的人山人海，他也拍下了聚集在成都皇城、还在买卖蔬菜、旁观局势的群众。

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下自己的观察：“那天，人们剪了辫子，把头发剪成外国发式，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骄傲而蔑视的眼光回味过去，摈弃旧东西，眼神中充满挑战的自豪。”

1912年1月，那爱德和同事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

成都郊区农民正在水田里薅秧。（摄影 那爱德）

戛然而止

1912年9月，在上海担任了半年专职摄影师后，那爱德还是选择回到了成都，继续在四川省高等学堂教授化学、地质和矿物学。

那爱德打算在这里教最后一个学期，计划1913年学年结束后暂时离开中国，在回美国的途中先到中东、埃及、巴黎和伦敦，通过展出照片，向世界介绍中国。

他还打算靠摄影师或大学教授的工作来过定居中国的稳定生活。可惜，这些计划和梦想，对那爱德来讲，都没来得及实现。

1913年1月，一次旅行之后，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其他时间也是在山里度过的，我回来足足走了16天，由此你可以看出我身体多么结实。”但一直来往不断的信件到这里戛然而止。

那爱德的姐姐于1913年4月22日收到托马斯·托兰斯牧师的一封信，信中说那爱德重病，最后辞世。

事实上，1913年4月，那爱德带领学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水县白水河铜矿冶炼厂考察，在这次考察中，那爱德染上了斑疹伤寒。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由此引发的肺炎无疑是一种绝症。染病之后不久，那爱德在成都四圣祠街美国医院逝世，葬于成都外东南台寺，享年34岁。他的人生还未完全展开就戛然而止，但他留下来的那些照片，成为珍贵而重要的文史资料，透过这些影像，今天的我们可以清晰地感悟到一个美国人的视角里中国发展变迁的轨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人脸上、身上的印记。（文 绿衣 | 图 王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