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从诞生伊始，就是商品交流买卖的地方。在中国大地上，集市之地必是繁华之所，而在西南的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成都为核心的商业区。

因巴蜀地区富饶的自然环境和独特地理位置，社会相对安宁，人们安居乐业，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培养了蜀人“好娱乐”的共性，而“好娱乐”又极大地增强了社会购买力，这直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唐宋以来，成都还形成了全国有名的十二月市，五代及两宋时期，成都成为全国集市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

秦汉 蜀地豪商富甲天下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蜀地与中原连在了一起，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拥有了巴蜀之地的秦国，首先改变了成都城的格局，张仪和张若不仅依照都城咸阳来筑造成都，而且在城内置市。扬雄《蜀都赋》说到成都集市与城市的格局，“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

作为秦国的大后方，巴蜀之地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统一后的秦朝，也对巴蜀的商业有了新的定位。自从秦国移民蜀地后，蜀地人口大增，手工业发达，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从秦汉时期起，蜀地的经济发展就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粮食、蜀锦、冶炼、手工业等，支撑着集市的繁荣与兴旺。特别是茶叶，是蜀地最早的交易流通货物，西汉王褒《僮约》就说：“烹茶具尽，铺已盖藏，牵牛贩鹅，武阳买茶。”这也说明茶在蜀地已经成为流通商品，有了专门的销售市场。

汉代蜀锦织机复刻版，原型出土于老官山汉墓

锦市当然就是销售蜀锦蜀布的地方。这时期的蜀地集市贸易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还走出了国门，销往中亚、西亚各地。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阿富汗一带）就看到有蜀地的邛杖和蜀布等商品，据当地官员介绍，这些东西都是从远在千里的身毒国（印度）贩运来的，可知那时的印度已经成为蜀地商品的转口地。

蜀地的巨贾富商纷纷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邛崃卓王孙及程郑氏，靠着冶铁贩盐造酒，迅速地暴富起来，成为富甲天下的豪商大户，他们的铁器不仅销往全国，并销往国外。卓氏的冶铁生意兴旺，雇用数百工匠。而作为西汉首富的乐山人邓通，则是利用朝中的权力进行贸易活动，并私自铸钱暴富。

秦朝后期战乱不断，使各地的生产生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物质供应紧张，物价飞涨，而蜀地则受到的影响很小，农业、手工业飞速发展，集贸市场也相当活跃。中原各地来的客商，采购着众多的商品，再转运到各地出手，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帮助蜀地的商品占据了全国市场，这是个双赢的举措，成都由此奠定了雄厚的商业基础。左思《蜀都赋》形容：“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岁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成都市场规模巨大，商品种类繁多，货物堆积如山，远销全国各地，成为首屈一指的古代商业大都市。

三国 蜀锦支撑“兴汉”梦

三国时期各地战乱不休，蜀地同样也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人心惶惶，集市一度受到很大影响。刘备建立蜀汉，入主成都，很快稳定社会，利用巴蜀地区的优势，着手恢复农业生产，并大力发展集市贸易。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物殷民富。”庞统也说：“蜀地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蜀地最着名的商品当属蜀锦，此外还有漆器、茶叶、战马、铁器等，都开设集贸市场，输送到魏、吴等地，以赚取利润，支撑着扩军的庞大开资。诸葛亮设立锦官管理锦市，城内开列正规集市，锦市、茶市、粟市等，设立专门的部门，官员对集市有效地进行监督管理。由于天下纷争，连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货币贬值十分厉害，已不足以衡量物品的价值，于是魏、蜀、吴等各地纷纷兴起以物来衡量另一物的价值，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锦帛、食盐、粮食一时成为硬通货，在平抑物价上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

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了蜀吴贸易的场景：“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这大概是两国之间的互市，即是物与物的交换。吴地不产马，而蜀地不乏良马锦帛，后来东吴还专门派人来求马。

从《三国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蜀汉主要输出的商品是蜀锦，从秦汉时就是蜀地特产的高端奢侈品，可以说是三国时期蜀汉对外贸易的基石。据《丹阳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一语道出了蜀锦独步天下的巨大优势。蜀锦不仅是一种昂贵的商品，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它甚至成为了蜀汉的经济支柱，为蜀汉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支撑着诸葛亮的数次北伐征战之需，也支撑着“汉室复兴”的梦想。

唐代 天下珍货聚出其中

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后，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特别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横贯东西方数千里，不仅形成了文化的交融，各种货物更是通达其间。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一语道出了唐代的富饶。

唐代的成都，商业、尤其是国际贸易再次迎来了新的腾飞。商人们把蜀地的丝绸、茶叶等珍贵商品运送到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度去，再带回其他物品，一些外来食物纷纷端上了唐人的餐桌。唐初成都人口就达到74万余人，是仅次于京都长安的第二大都市。而蜀地的富饶程度又胜一筹，陈子昂上书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

唐代以前，各地都还很少出现单一品种的交易市场，而蜀地商品种类繁多，成都已经开成了米市、茶市、锦市、鱼市、车市等分门别类的市场形式。

唐代的成都，在城市中陆续形成了东、南、西、北的大集市，各行一方，各具特色。东市就在大慈寺东大街一片，这里在古蜀时代就是一个有名的集市。杜甫《春水生》说：“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南市紧临锦江大水，是南北着名的水津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很多，货运繁忙，集市上还有专门的船坊做船卖船，以满足货运需要。

蜀地历代地方官员都重视集市的管理和开发，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又将万里桥隔江的荒野片区开辟成集市。平坟辟荒，修起街市房子，楼阁相连，宏丽为一时之盛，人们很快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热闹的集市，称之为新南市。在水边开市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交通运输方便，码头热闹起来，周边的人家也盘活了。唐代诗人张籍从南门入成都，见到眼前的一派繁华，兴奋地写下《成都曲》道：“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那么多的酒家客栈，尽可以随便挑选。客人坐在临水岸边，一边品着酒吃着美食，一边望着江面繁忙的景象，那是一个惬意的时光。

785年，韦皋开辟解玉溪，因河中出产大量可解玉的金刚砂，沿街铺面都改成卖玉石珠宝，形成了玉石一条街。西市在市桥与笮桥之间，又叫府市。住在西门草堂的杜甫，有一次客人来访，杜甫想去市场上买酒割肉，又觉太远不方便，也只好将就，《客至》说：“盘飨市远无兼味”，而北市则是很早就有的集市。

唐代中后期，不再限制固定的交易场所，并逐渐分布在大街小巷，方便了买卖，集市变得更灵活了。蜀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漫漫的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人员不断增加，贞观年间，住在长安的胡人行商就有十万之多，有波斯人、大食人，有中亚、西域人，丝绸、银器、陶瓷、漆器、铁器、茶叶及服装，俱在其列。酒楼客栈比比皆是，有胡人女人在各处酒楼打工，则称之为“胡姬”。曾任太乐丞的王绩就经常逛酒家，并作《酒家》说：“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一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

成都也吸引着许多胡人，着名的就是何氏家族。何细胡在南朝时经西域来蜀地经商，所有商品都是从西域贩来，然后再将蜀地商品贩运到域外，奇货可居，赚取高额利润。《成都通史》说，在十几年间，何细胡就狠发了家，在郫县买地置田，建房定居下来，成为川西屈指可数的大富商。当时来蜀买卖致富的人很多，竹寺的释道仙从西域来，亦僧亦商，云游贩货两不误，往来于吴蜀之间，数年间积累珠宝奇货，家财十万贯。元稹《估客乐》描述当时的行商：“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据《新唐书·地理志》载，742年，成都有户籍16万户，这是个庞大的人口，成都为全国第三大城。众多的人口给城市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成都因此一跃成为“扬一益二”全国繁华大都市。（文 朱文建丨摄 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