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陶始自新石器时代，古代传说「神农耕而作陶」，到秦汉时期制陶技术日臻成熟。提到最具代表性的陶俑，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目前发现最早的陶俑出土于商朝安阳殷墟王室墓，是奴隶或战俘，共三件。
春秋战国时期，陶俑主要发现于北方地区，以齐、韩、秦等地最多，南方楚国及其文化圈内则流行木俑随葬；秦代，陶俑随葬习俗开始盛行；西汉时期，关中、徐州地区发现的陶俑数量最多、最精致，特别是关中地区，作为皇家所在地，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到了东汉，以上两地陶俑发现数量减少，四川、广州等地区陶俑开始盛行。四川陶俑的规格、艺术水平、数量都超过了其他地区，代表了全国陶俑的最高水平。
来自东汉的笑脸，说唱俑面部表情丰富，以各式各样的笑传达了诙谐、快乐的乐观主义精神
孔子为何怒斥“始作俑者”？
俑的起源，与古代“以生人为殉”的殉葬制度密切相关。俑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古代丧葬礼仪中所使用的生人殉葬，其本质是人殉的“替代品”。殷商时期杀殉之风达到高峰，随着西周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东周之后封建社会的兴起，使得当时人的自身价值被重新认识，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人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用俑来随葬的新形式。考古发掘证明，俑的出现恰恰伴随着人殉的衰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俑像制作之风大为盛行。起初，俑以草扎制，后来逐渐出现了木、陶、铜、瓷等不同质地的俑，又以陶俑数量最多。
陶俑的出现深受中国神话传说的影响，女娲抟土造人就有制作陶俑的影子。陶俑最大的特点是直观性强，东汉郑玄曾说：“俑，偶人也，有面容，机发，有似于生人。”《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为何怒斥“始作俑者”？他认为“为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恰恰是因为人们精心建造的俑过于真切、太像活人，因此他赞成用刍灵这种草扎的丧具随葬。孔子“恶其不仁”，反对的并非以陶俑代替人殉，而是担心残忍的活人殉葬之风复辟，“为其像人而用之也”“不殆于用人乎哉”。
人类文明的车轮随着时代发展在进步，雕塑的发展也把写实提升到艺术层面。陶俑陪葬的风俗，也从王公贵族普及到汉代的中产家庭甚至平民百姓当中。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随葬陶俑，几乎每座墓葬均有陶俑。这与古人的厚葬之风有关。汉代“视死如生”观念兴起，而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及盐铁工商业发达），蜀人的生活较为富庶。社会盛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风气，同时汉代又把“孝”作选拔官员的衡量标准。厚葬便成为了一种博得“孝”名的重要手段，如古人所云：“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
众生百态 栩栩如生
在四川发现的汉代文物，按材质可分为两大体系：石刻类和陶俑类。最早的陶俑是从苏北、鲁西南向西传播到河南南阳、四川一带，再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巴蜀陶俑的特色。
陶俑制作是费时、费力、耗财的手工艺。东汉早期，蜀地的陶俑从体形上看较小，制作也较粗糙；到了东汉后期至蜀汉，陶俑体形不仅变大，制作也更为精致，往往施以彩绘，涌现出大批真正具有地方特色的陶俑，如劳作俑、庖厨俑、说唱俑、秘戏俑、西王母、仙人、神怪俑等种类，这反映了当时四川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经济、文化、审美发展到一个超出周边区域的较高水平。
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考古工作者索德浩根据陶俑的动作、形象，如执刀、吹笙、抚琴、执锸箕、站立拱手、抚耳、抚案剖鱼俑等，再结合相关文献推测其职能，将四川汉代出土的陶俑分成了10类：拱手立俑、耕猎生产俑、家庭生活劳作俑、倡优俑、坐俑、童俑、行走俑、武士俑、双人俑、神怪俑。这些陶俑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构建了汉代社会的众生百态。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座东汉庖厨男陶俑，高45厘米，宽28厘米。男俑面露微笑，头戴帻，身着右衽衣，双袖上挽，跪坐于地，前置圆盆，盆上架案。右手持刀，左手按鱼，作切鱼状。厨师头戴巾帻而不着冠，这是因为在汉代，头上所戴的冠、巾、帽、冕都是区分身份标志的特征，身份低下的人不能戴冠。汉代的厨师地位不高，头戴平巾帻正是其社会地位低下的体现。
庖厨俑在四川东汉墓中屡有发现，四川省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多家博物馆都有类似的藏品。众多庖厨俑中，最有趣的差别在于厨师案板前的食材，大多数为鱼，但也有一些鸡、鸭、鳖、羊头，甚至饺子，体现出不同地区饮食文化的差异。
汉俑中的歌舞俑是汉俑艺术最精华的部分。汉代国力强盛，源自西域的乐舞、杂技很快流入中原，汉武帝时更是达到高峰。汉成帝时，乐府中“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汉时百姓也爱看戏，《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长安城角抵百戏会演，百姓“三百里内皆来观”。由此可见，舞乐杂技已成为汉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歌舞俑主要分为奏乐俑、歌舞俑、聆听俑、击掌俑和说唱俑五种类型。在四川汉俑中，奏乐俑演奏的乐器除鼓、琴、箫外，还有笛、埙、笙、瑟等。现存于巴蜀古陶瓷博物馆的东汉抚琴俑，高60厘米，出自新都。抚琴者身材纤细，下颌稍尖，面容俊俏，面带微笑，双手悬于琴面之上正在拨弄着琴弦，格外生动传神。另一尊四川出土的东汉歌唱俑，高56厘米，胸部丰满，头戴菊花，显然是位成熟女性，而当时的唱词多为经典诗赋或即兴小作。
在四川博物院内，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陶俑，刻画了女性哺乳的形象。这座东汉哺乳俑，1972年出土于四川资阳的一座崖墓，高21厘米，身着交襟长袖，盘坐，高梳发髻，头戴巾。这位女性敞开衣襟，左臂斜抱婴儿，右手作哺乳状，表现出母亲的慈爱形象。虽然人物面庞已模糊，但仍能看出母亲脸上浮现的幸福笑容。这是汉俑中一件展现母爱的艺术佳作，同类题材非常稀少，但并非孤品，成都博物馆也有一座东汉陶哺乳持瓢俑。
衣食住行 精神风貌
着名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认为：“古俑之可宝，不第发前人之未见之奇，识古人之葬礼已也。其衣裳冠履可考历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肃可考历朝之礼节焉；其装饰、其制作可考历朝之习尚与美术焉。”对于考古学者而言，陶俑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历史文献往往过于抽象，画像也只是平面形象，而陶俑通过立体形象直接重现了古代的场景，这是其他历史文献和画像材料所不具备的。
通过兵马俑，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兵种构成和排兵布阵；通过劳作俑，我们可以了解社会生产情况；通过宴饮俑，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饮食、娱乐方式；通过舞乐俑，我们可以了解音乐舞蹈史、服饰信息等……陶俑为我们研究四川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出土的陶俑，除了人俑外，动物俑也不在少数，其中以猪、鸡、狗最为常见，也出现有鸭、牛、马、猴等。四川博物院研究馆员魏巍认为，汉墓中出土的动物俑，其数量有一定规律性，反映了当时官府提倡的养殖模式。在东汉以后，而且越往东汉中晚期，汉墓中的动物陶俑的数量和品种就越多，这标志着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财富的积聚程度。
陶俑也反映了汉代成都百姓的衣食住行。在西汉时期的陶俑中，男人的帽子、发饰就有很多类型：头顶挽偏头髻的男人，多为劳作之人；身着“裋褐”（一种粗陋布襦），多为贫贱者；武士俑和手执长蛇兵器俑往往在腰下系一物，似后世裹肚。从陶俑来看，蜀人当时的主食是稻米、黍、小麦，庖厨俑反映出烹调的有鱼、鸡、鸭、狗、猪头等；蜀人自古饮酒，饮酒俑、醉酒俑表现了微醺状态下物我两忘的情景，非常传神，也为我们考证蜀地的酿酒史提供了资料。
汉代陶俑代表了汉代雕塑艺术的精髓，着名雕塑家朱成收藏有大量汉代陶楼陶俑 陈新宇 | 摄影
在四川汉代出土的陶俑中，西域人或者说胡人造像出现较多，其特点主要是高鼻深目、络腮胡。胡人俑有的露发、有的袒胸，这是与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和身体观截然不同的“胡俗”，尖顶胡帽也与中原人戴头巾的习俗不同。四川东汉的胡人陶俑基本是“胡人吹笛”，反映了汉代“视死如生”和“引魂升仙”的丧葬思想。根据胡人俑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随葬品之间的组合搭配可以判断，吹笛胡人在汉代社会中大体扮演了“宴饮乐师”和“引魂胡巫”两类角色。（文 陆离）
和中原同时期出土的俑类相比，四川东汉中晚期的陶俑没有严格地试图表现死者的身份等级，反而更多体现出活泼轻松、随性自然、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这是因为汉代四川礼制没有中原那么严肃，或许也源自蜀人自古以来的“乐观精神”。陶俑题材大多数与中下层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不是贵族，但脸上总是浮现着愉快的神色。2000多年前，汉代四川的生活是否真如这些陶俑表现出的幸福？我们无从得知。但乐观的精神，早已根植于四川人的基因之中，就像那些陶俑脸上穿越千年的笑容。
汉代陶庭院，可见当时人们饲养有各种家禽，动物陶俑的数量和品种代表了财富的积累
（文 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