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当时还很封闭、神秘的长江上游，出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他的中文拜帖上用汉语写着「盖洛」两字，拜帖的背面还用中文写着「持有护照的大美旅人」。盖洛全名威廉·埃德加·盖尔（William Edgar Geil），是20 世纪初美国着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在中国的旅游，还包括了两次巴蜀之行。盖洛没有从中国的大地上带走任何文物，他带走的，只是几本真实记录和研究百年前中国社会的非凡之作。
盖洛一行留影于重庆至泸州的石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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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31岁的盖洛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其足迹后来遍布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盖洛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与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几乎一一走遍。这个不大会讲汉语的美国人，靠着朋友、翻译、助手和向导的帮助，以及自己在中国大地上朝圣般的行走，留下了一些“具有永久性的价值”并“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书。
自流井（今自贡）的河流与盐井，李德良摄影，为1911年盖洛出版的《中国十八省府》收录
1902年，盖洛首次溯长江而上，开始了他最为神往的中国之行。然而，与同时代的其他探险家如斯坦因之流大肆掠夺中国文物不同，盖洛除了照片、少量拓片和搜集整理谚语、诗词、药方之外，并没有从中国土地上带走任何文物。他带走的，只是我们今天有幸在博物馆看到的四本真实记录和研究百年前中国社会的非凡之作：《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年）、《中国长城》（1909年）、《中国十八省府》（1911年）和《中国五岳》（1926年）。
爱上四川的“担担面”下载bst365_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bet体育赌博
子夜时分，在12月寒气逼人的空气里，从日本转道而来的盖洛手里提着照相机的三脚架，离开了上海的福州路码头，登上了“洪昌号”客轮，开始了在扬子江上的旅行。上海、南京、汉口、宜昌，一路行来，仿佛只是这个热爱旅行的美国人观察中国的序曲。那一天在宜昌，正好碰上西方的圣诞节，盖洛感觉到了一丝淡淡的乡愁。
时至深冬，凌晨时分，盖洛搭乘一艘兵船扬帆出发。这个细心的美国人记下了同行船员的名字：船长张先生，几个年轻水手的名字分别叫颜永胜、卓允、林赤樟、丁利、罗大宝、休安、和佑以及沙得仁。
“从宜昌出发，沿途尽是美丽的画卷、壮观的景色和雄伟的山峰。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在画布上再现那绚丽多彩的日落，没有任何语言能描述沿江那些峡谷和湍流的壮丽景致。”进入长江上游后，盖洛显得如此兴奋，以致他的秘书在日记里这样描述：“第一缕晨光刚刚显现，盖洛先生便身披羊皮大衣，头戴褐色软毡帽，站在舱门外。面对逐渐展开的自然画卷，他以赞美的目光凝眸远眺，开始描述它的壮美。”
“四川之富，随着扬子江之旅，越发显现。”自宜昌出发半个月后，盖洛再次从重庆出发，经永川、泸州到叙州。这一路，对盖洛来说既兴奋又很辛苦，一行人几乎总是在凌晨出发。在凤凰台镇的荣华客栈，为了赶当天150里的漫长路程，他们更是凌晨两点半就匆忙起床，3点1刻就动身出发了。“冬天的凌晨，天气十分寒冷，我决定步行，这着实让四个轿夫感到高兴。”一路上，盖洛还喜欢上了四川的“担担面”，他称作“羊毛团子”。
在叙州，盖洛在一位富裕的陈姓人家里做客，告辞时，主人不但送糖果给他，还派两个儿子跟仆人们一道，提着大灯笼为他照路，“他是一个在明媚春天里我所遇到的好人”，盖洛心生感慨。
在昭通，与“老兵勇阿仁”分别时，盖洛依依不舍。“我将会想念他友善的脸和欢快的笑，跟他分别时我确实很难过。他抽鸦片、酗酒赌博、敬天地、拜鬼神，在路上，只要他看见摆有菩萨神龛，就会过去拜一拜……我不相信他居心叵测，如果他有一点儿不良居心，这也难怪，因为他也是人。我宁愿只记着他的好处。”
有什么已经像杜甫眼里的春雨一样，无声地潜入了盖洛的心里。哦，新年就快到了，而盖洛此去云南、经缅甸再回国的路途，还很遥远。
成都意为“完美的都市”
1910年的春天，几乎与恩斯特·柏石曼同时，45岁的盖洛再一次溯长江而上，来到了川西平原丰茂的水草深处。这一次，他是为了自己的计划《中国十八省府》而专程来到扬子江流域的最后一站——成都。
“成都古老的光荣来源于三个闪光的名字，一位政治家、一位诗人和一位工程师，他们均是四川省的骄傲。”就像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推崇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一样，盖洛也有特别的视角。在诸葛亮、李白和李冰三人中，他认为最伟大的是修建了都江堰的蜀郡守李冰，因为，“他为四川增添了光辉——使得原来长一棵草的地方能长出两棵来，这样的人才是人类真正的恩主。”
虽然在平原上和成都城里到处都有李冰的足迹与业绩，然而为了溯源，抑或是寻找李冰治水的精神，盖洛沿着李冰开挖的渠道，从成都上行了120里。盖洛寻找的结果是——“这一地区的丰裕多半是因为灌溉，因为李冰的水利工程，这一点使得成都成为中国这个大省的首府。”“李冰真正的献身精神和他在历代民众中的感召力堪为后世垂范。”
盖洛对成都平原的谷物和丰富的物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估计，四川人口当时已经超过了五千万，盖洛对这个地方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而感到着迷。如果是今天，盖洛来到四川，也许他会更为惊诧。盖洛看到的是一曲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牧歌——“各种食物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四川拥有众多的人口……黄昏时分，在每一个胡同都能听到母亲用儿歌哄孩子入睡。”
在盖洛的眼里，虽然成都地处中国偏远的西部，但已经有良好的公共设施，来自西方欧美国家的游客也为数不少。同时，成都也在发生着一些显着的变革，比如说，从教育来看，“旧课程被取消，整个教育规划都是新式的：新学校、新校舍、新教员，质量目前一般，但几年内肯定会大为改观。不仅有小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规划。教育界的新气象从试卷中可以看出来。”
他发现，试卷不再是以前的四书五经题目，而更多的是提一些实际问题，关注新生事物，如自由贸易和保护、劳动力与资本、国债、铸币、海军军事力量的原则等。
巴蜀地区的何家三姐妹
1911年，盖洛的《中国十八省府》出版了。在该书里，每一个省府的名字都有一个好玩的解释，如杭州是“航船的地区”，苏州则是“苏醒的地区”，而成都，不知何故，他的解读更为出人意料，他说成都意为“完美的都市”。这可以说是对成都最为褒扬的诠释。
1919年，由于常年在外游历奔波，54岁的盖洛身体已经比较衰弱，然而他依然坚持在妻子的陪同下，向中国的五岳走去；那些神圣的山峰，成为他精神的象征与依托。1926年，盖洛的《中国五岳》出版。1940年，在一次重返圣城耶路撒冷的旅程后，盖洛病逝于威尼斯城。（文 蜀南麦子丨图 盖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