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4月8日，王朝闻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原名王昭文，1932年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取《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之义，更名王朝闻。他一生涉猎广泛，美术、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都能信手拈来，着述900万字；晚年又“不近情理”，终日伏案，是公认的美学大师。

从成都到杭州

王朝闻的父亲是川汉铁路的工程师，收入颇丰。王朝闻出生时，家中尚有一些田产，家境颇为宽裕。岂料3岁那年，王父在武昌意外病逝，家中顿时失去主心骨，家境开始每况愈下。自王朝闻懂事开始，便深刻体会到贫困的辛酸。

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中已无余钱供他读书，在亲戚资助下，王朝闻才来到泸州县立中学读书。但王朝闻并不是个“好学生”，入学不久就迷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白话小说”，参加学生团体“春晓社”。由于写“白话小说”影响上课，王朝闻多次被学校处分，最终被迫退学。在《童年生活影响未来》一文中，王朝闻回忆说：“我本想好好读书，但结果却和家长及自己的愿望相违”。

退学后，王朝闻到成都投奔五叔。五叔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能赚钱的银行职员，王朝闻却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职业，他不顾五叔反对，考入私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后又进入岷江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美术。此时的王朝闻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

1932年，王朝闻只身来到杭州，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当时中国有名的美术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着名的艺术人才。在这里，王朝闻受到向往已久的名师刘开渠、潘天寿、林风眠等人的教诲，德业精进，对美术理论也开始涉足。

“七七事变”后，杭州艺专被迫于当年秋天内迁以避战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朝闻毅然放弃学业，留在杭州，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被分派到浙江流动剧团工作。在那里，王朝闻遇到了邵全麟，邵不仅喜欢美术，且精通外文，对文艺创作也很有见地，对他影响很大：“他（邵全麟）对外国画报上的那幅‘破皮鞋’的画面作分析，分析出这双皮鞋的主人公的遭遇，就像福尔摩斯分析案情一样，这些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以后的理论研究大有影响”。

1939年，王朝闻再次来到成都，执教私立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复兴艺术专科学校，后又任成都民教馆艺术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的跪像，画像一出，全国上下拍手称快。

中国的罗丹

王朝闻 1947 年雕塑作品《民兵》

1955 年雕塑作品《刘胡兰》

1940年，王朝闻离开成都，转赴延安，被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加工厂从事创作，同时担任美术系教员。1942年，他为鲁迅先生创作了一尊浮雕像，被誉为“中国的罗丹”。新中国成立后，王朝闻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教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人民美术》《美术》杂志主编等职务。工作之余，他仍创作了《民兵》《刘胡兰》等雕塑精品。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艺术创作论》，这是王朝闻的第一部文艺论集。从此，王朝闻进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他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文章发表，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本论着出版，《喜闻乐见》《以一当十》《面向生活》等着作，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与大多数美学家不同，王朝闻的美学大多来自于自己亲身体验，并付诸文字。他爱好旅游，自然界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让他惊叹不已：泰山如月亮一般的太阳、青城山上的一片绿地、黄山的奇石、吃肉的娃娃鱼、催眠的蝈蝈、会看电视的白猫、池塘的蛙鸣、石缝间的蟹、水面上的只露脑袋的鱼群、树叉间上下跳跃的松鼠、可以钻进身去的空心大树、纹路复杂的贝壳、马蜂和蜘蛛的搏斗、楼下被折断的小树，都生动地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1992年5月武汉，王朝闻教孩子们走矮步，嬉戏玩耍

在别人眼中，王朝闻是个特别的老头。闲暇时走在街上，他有时会对着陌生儿童低声吆喝一声“我要冰棍儿”，尔后观察儿童的脸。他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喜爱坐在阳台上，欣赏石榴、君子兰。窗外的汽车喇叭和电钻的刺耳声，使他心跳紊乱，他便去外面散步，边走边看边思，回去便写下了名作《感谢噪声》。他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和日常美学感悟结合起来，善于在平常现象中发现美，甚至一块小石头、一片斑驳的墙痕都会留心。

凤姐是我

1973年，王朝闻开始了《论凤姐》的写作。凭着对《红楼梦》的独到认识，50多万字的《论凤姐》1978年完稿出版。该书虽为小说，却早已超出了文学范畴，涵容了王朝闻对社会、人生等的洞察和理解。在这部立论新颖的书中，王朝闻写下了最为人铭记的一句话：凤姐是我。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恰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朝闻的美学理论也随之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主张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其针对性与现实性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1年初，应《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之约，王朝闻陆续发表了一些美学短文，这些形象生动的小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于1983年3月汇集出版，书名为《不到顶点》。这以后的王朝闻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撰写出《美学概论》《审美谈》《雕塑美》《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史》等专着，《美学概论》至今已再版29次。闲暇时间，他也喜欢随时记录灵感。1992年，王朝闻来到威海的一个小渔村写作，有一天发现村里有一家饭店名叫“明天倒”。他顿时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渔民能够抓住游客的消费心理来设计店名这一现象反复琢磨，当晚彻夜撰稿，第二天就寄往《了望周刊》。

晚年“不近情理”

王朝闻涉猎广泛，美术、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都能信手拈来，着述极丰。1998年，22卷本、900万字的《王朝闻集》出版，不久后又出版了30万字的《石道因缘》，丝毫看不出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王朝闻的书房很有意思，有“少”有“多”。“少”指的是一幅版画，吴凡的《蒲公英》，这是王朝闻多年珍藏，挂在屋里的显眼位置，小女孩吹蒲公英单纯而诗意的画面，恰恰应对着他心灵的澄明和晶莹；而“多”则是石头多，王朝闻家中石头之多，如同一个小博物馆一般。在他眼中，千奇百怪的石头与艺术其实是相通的，“赏石活动和艺术创造虽大有差别，但是包含给石头命名、配座与陈列设计，不能不伴有相应的观察、想象、联想、思索和体悟。”

在家人眼中，晚年的王朝闻有点“不近情理”。节假日一家人好容易凑在一起，按理说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他却趴在书桌前；饭菜已经摆好了，任你千呼万唤，他却在书房答应“写完这句就来”；好歹出来吃饭了，却仍沉浸在刚才的问题中，饭桌上就讨论问题，也不管孩子们是不是有兴趣。王朝闻每天有写作计划，却又生性好客，有时与来访的客人相谈甚欢，告别后又因影响了写作计划而懊恼。有时生病住院，也不配合治疗，硬要把书带到医院，一次竟然因为病房夜间灯光不足，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写作，护士与病友常常也被他发动起来，帮他誊写文稿，成为病房一大“景观”。

王朝闻晚年视力几乎丧失，但仍拿着特大号放大镜，审定修改着作

晚年的王朝闻已是着作等身，可他对文章完美的追求程度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近情理”。王朝闻常把随时想到的修改文字写在香烟盒或药品说明书背面，贴在原稿上，然后让家人拿去誊写；就是已经发表的文章，他也要反复修改，因为他对清样的修改量过大，不少报刊的排字工人对他颇有“意见”，他就经常自掏腰包，请客吃饭。他视力几乎丧失时，还整天一手持着特大号的放大镜、一手拿着圆珠笔，把眼睛尽可能凑近书本修改。美术评论家夏硕奇回忆说：“朝闻同志对自己的文章总是改了又改，不断锤炼；因为改动地方太多，拉出一条条线来，被人戏称‘放风筝’”。

王朝闻虽终日伏案工作，身体却一直不错，他每天清晨4时左右就开始写作，完成了功课才去锻炼、吃早饭，他从不饮酒，每日散步两次，因为他深信中国传统的养生术中“百练不如一走”的说法。2004年9月4日，王朝闻给《人民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忆毛星》，谁能想到，这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两个月后，王朝闻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九十六载阅尽世间真假善恶童心未泯，二十二卷论析审美辩证通达竟自成一家”，弟子的挽联，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文 叶子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