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清末，随着大量外国人进入成都，越来越多的成都人开始接触到一个“神秘”的新事物——照相。从最开始担心照相会被“摄其魂魄”，到后来欣然接受，成都人在面对这个新的外来事物时，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转变。那么成都最初的照相馆，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的？照一次相，需要花多少银子？成都最着名的照相馆，又有哪些？

成都第一家照相馆

外国人在条件有限的旅馆内冲洗相片 美 • 张伯林1909年 摄

照相，对于今人而言，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拿起手机，无论是风景还是人像，轻松就能收入“囊”中。但在西方的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前，国人要把自己的“真容”保存下来，只能求助画师。画师开设“画楼”或“影像铺”，清末称为“画真子”（画人物肖像），成都画师有南派、广派、洋派之分，以吴绍伯最为着名。吴绍伯字焯夫，贵阳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同治年间由贵州来成都，在双栅子街开设一家“涤雪斋”，主营“画真子”。

吴焯夫的“画真子”为什么出名？原来他与法国神父杜融交往密切，接受了很多西方观念和文化。杜融告诉他，影印人像比绘画人像更为真切。吴焯夫最初利用法国传教士送给他的一部老式三脚架照相机“画”人物像：先给顾客用“水片”把相照下来，然后再对着相片用方格放大绘画法，一幅肖像要画十多天。画一幅人物全身着色像，收费要五六十银元，在当时可买大米约3000多斤（清末一两银子约换银元一元四角，四两银子可买大米约300斤）。

“画真子”与摄影照片比较，优点是可以为被画像者“遮丑”，如把麻子、皱纹抹掉，将表情凶恶画得慈祥……这种特点，颇似今天的“美颜”，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手工完成，耗时颇久；后者则是由数字技术完成，简洁而高效。这种绘画与照相相融合的产物，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往往是富贵人家用以传其后人，挂在神龛上享受香火跪拜的。

光绪八年（1882年）冬，吴焯夫由杜融介绍，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学习照相、石印技术。半年后学成返成都，购回照相机和手摇小石印机各一台。1883年，吴焯夫将涤雪斋迁至桂王桥南街有名的当铺恒隆当对门，修建一楼一底的亮瓦楼房，开设起双间门面的涤雪斋照相馆。市民常称其为“吴照相楼”，这是成都最早的照相馆。

照相楼开张后，曾给四川总督照过相片。总督见了惟妙惟肖的“真容”后大喜过望，派人送银400两。其后藩台、臬台等官员也闻讯去照相，酬银依旧如此。

至1908年，成都照相楼增多，收费已大幅度降低。“吴照相楼”照相的收银标准是：“四寸六钱，六寸一两二，八寸二两四，一尺四两八，十二寸九两六，十六寸十九两二……”一张四寸相片要六钱银子，可换铜钱约900文，当时一个佣人、丫鬟的月薪大致也只有这么多，所以摄影与劳苦大众依旧无缘。

那时照相只有黑白照，许多人喜欢为相片添上色彩，着色最佳的就是吴焯夫的照相楼。1908年前后，成都照相馆已不下数十家，其价目大致相同。“有容照相馆”也很有声誉，还有几家专为妇女服务（称为“照女相”）的照相馆。

1918年吴焯夫病故，影楼由其孙吴和斋继承。1931年开始由吴和斋妻赖淑瑶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末歇业。

涤雪斋不仅是成都最早的画像馆和照相馆，也是成都最早的一家石印社。开业四五十年中，先后传授画像、照相、石印艺徒一百余人，吴焯夫功不可没。吴焯夫还精于昆曲，在成都传播古典音乐艺术。1909年6月29日成都的一家报纸曾报道：涤雪斋照相楼成立了一个曲学研究会，每晚7点到9点钟讲解昆曲。报上写道：“昆曲虽小道，然声情绵邈，感人最深……本馆主人四十年来学习此曲，蜀中几成绝调，为保存昆曲拟开会研究……”

张纪常的“监容馆”

根据笔者收藏的老照片资料，成都的另一家照相馆“监容馆”至少在1908年就已很有规模，甚至比“吴照相楼”更有名。因为吴焯夫本是画家，开照相馆主要目的是配合经营石印业务和“画真子”，摄影业务倒是次要的。而其大徒弟张纪常开的“监容馆”则主营摄影，1908年张纪常就为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川省政要接见外国领事、传教士拍摄了合影。

照片是1908年赵尔巽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接见到任不久的法国驻成都候补领事韦礼德、德国驻成都领事弗瑞兹·魏司等。照片上房厅高大豪华，右侧为众多侍卫，摄影地应是成都督院街的四川总督府官衙内。相片下明白无误地写有“监容馆照像”。

吴焯夫曾自拟一副对联贴在铺门两旁：“点石成金，财恒足矣；以人为监，容光照焉”。“点石成金，财恒足矣”，是说自己的店铺主要业务为石印和“画真子”，也会赚大钱的。“监”如今通常写为“鉴”。张纪常开设的相馆取名叫“监容馆”，表明自己与吴焯夫一脉相传，而且店铺主营摄影，决不会抢师父吴焯夫的生意。

“监容馆”在总府街，一个大公馆里有两个大客厅，四壁悬挂军、政名人大照片及名人字画。张纪常有文人雅士风度，同样培养摄影艺徒不少。

成都照相馆的发展

清末，越来越多拿着照相机的外国旅游者、传教士、外侨来到成都，扩大了摄影术在成都及四川的影响。

清末成都照相业已比较发达。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上旬的报纸上，有两家照相馆为招徕顾客，连续登了五至七天广告。

一家是“有容照相馆”，设在华兴街皇华馆西辕门前，老板是广东人梁笑山。公馆内亭台楼阁、假山水池，成了摄影的天然背景。院内还设日光照场（又称“坝坝光”）。室内筑有半圆形阶梯，可供50人拍摄合影；另一家是“张萃贤照相馆”，设在东玉沙街贵州馆口刘姓公馆内。据报纸上的广告介绍：这两家照相馆的技术分别从广东和上海传来，“留影明洁可爱”。

1906年，日本人山川早水看见，成都青羊宫花会期间，“二仙庵前面人如潮涌……左侧有流动照相馆。”这是成都设流动照相馆的最早记载。1910年8月12日的报纸报道说：“梨花街‘流芳照相馆’可以拍特别快片，立刻成功，新法放大，系用日光。”同天另一条报道则介绍，成都已有自制照相用的化学药品。

清末成都的军政大员，都有意识地以照相术作为政治宣传工具。1911年9月7日，川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下令开枪打死冲进总督府请愿的平民26人。赵尔丰令人将死难者手中的光绪皇帝“先皇牌”取去，“另以兵器执手中，拍照存案……”

革命党人杨维是四川叙永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成都密谋起义，事泄被捕入狱。成都反清独立前一天（1911年11月26日）杨维被释放出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巡警总监（类似省警察厅长）。他出狱后，叫人“摆拍”了一张他在监狱门前作英武不屈状的照片，又摄了当上巡警总监的戎装照，广为宣传。市民在报纸上看了，连赞“反清英雄，好官，有胆识！”

这就是照片的“魔力”。

民国时期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四川老百姓

民国时成都摄影术更加发达。1914年7月16日创刊的《四川公报》每月2期，每期都发表几幅或十几幅高质量的照片，是成都新闻史上第一家发表新闻照片的报刊。说明民国早期，摄影术已进入成都的大众媒体了。

1937年后，成都有留真、庐山、光艺等着名照相馆。至1949年，全市有照相馆118家，从业人员391人。1950年后，成都约有20家较大型的国营相馆，如火星、新上海、成都、和平、艺峰、望江、胜利等。这些照相馆承载着时代记忆，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影像。（文丨图 郑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