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四川军民创立83处山城，依靠天险与蒙军周旋，其中八座最为牢固，史称川中“八柱”，分别为金堂云顶山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万州天生城、苍溪大获城、奉节白帝城、通江得汉城、剑阁苦竹寨。依靠这些山城，南宋与蒙古展开了长达52年的拉锯战。今天，金堂云顶山城尚存，险要的城垣与斑驳的古城，如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仍然在江边讲述着那部孱弱而又悲壮的南宋史。
斑驳的云顶山城旧址，向后世诉说着近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往昔
沱江 倒影瑞光塔
初夏的一个清晨，我站在沱江边，远眺对岸的瑞光塔，晨曦中的沱江似乎凝成了一块绯红色的水晶，河水流过浅滩，划出一道道透明的弧圈。对岸，瑞光塔拔地而起，清晨的霞光在天空抹下一道道彩霞，其中一抹横亘于塔顶，久久难以散去，与黛青色的瑞光塔相映成趣。由于年代久远，瑞光塔塔身已经剥落，远远就能看到斑驳的痕迹，过去，不知名的鸟儿衔来种子，如今在塔身的沟缝中已顽强地伸出了枝桠，与瑞光塔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也让古老的石塔嗅到了生命的气息。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进攻南宋王朝，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昔日寺庙众多，香火旺盛，名塔林立，却大多在国破后毁于蒙军之手，也正是为此，全国宋代古建筑并不多见，瑞光塔却奇迹般地在战火中保存下来。清代的一次雷击击落了塔顶的塔刹，从那以后，这座始建于宋代年间的石塔一直屹立在沱江之畔，如同一位阅尽沧桑的长者，讲述着那部孱弱而又壮烈的南宋史。
公元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蒙古人骑着骏马，带着弓箭、套索、标枪、狼牙棒，走过了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战争的印记。在着名的加勒卡河会战中，两万蒙古军队与十倍于己的俄罗斯、钦察联军激战三天三夜，全歼对手，俘获十多个俄罗斯大公，这些大公后来皆死于蒙古人的车辕之下。史料显示，蒙古军队仅用了五年，便征服了中亚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用了八年，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立伊尔汗国；至于击败俄罗斯，建金帐汗国，也不过用了十五年。
打开中国古代地图不难看到，南宋王朝的范围，如同一只碗的侧面，碗面对着北方，临安在碗的东面，靠着东海，碗的西部就是四川。金国灭亡后，蒙古军队打算从汉中入蜀，占得四川后顺长江而下，直捣临安。蒙军的入侵使得原本就饱受摧残的四川防线愈加残破不堪，宋军节节败退，退守夔门（今奉节），川西平原遂成孤城。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的成都人并不知道蒙军来袭，看到城中奔走的蒙古铁骑，还凑在一起看热闹，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战火已到了家门口，勇敢的成都人甚至拿着扁担、锄头迎战，以此来保卫家乡。可惜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自然远非蒙古军的对手，成都知府也被射杀在城南菜花街中。瑞光塔本来是百姓祈福的福址，此时却在沱江之滨，见证了一场腥风血雨。
怀安军 消失的军镇
绵远河发源于绵竹九顶山大盐井沟，自北向南流入川西平原，流至金堂与湔江、石亭江汇合后，始称沱江，全长634千米，如同一把蒲扇横铺在川西平原上，经金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在泸州汇入长江。在地图上不难看到，沱江穿过金堂峡流入淮口镇后，突然拐了一个90度的急弯，淮口镇就在这个大水湾旁。由于扼守水路咽喉，淮口镇的历史，始终少了一份宁谧，多了一份武功。
沱江之畔，有一座南宋时期的古城，唤作怀安军城。历史上，南宋王朝在矿产丰富之地设“监”，管理矿物开采与运输；在军事重地设“军”，修建城墙、门楼，屯重兵戍守。史料显示，四川境内设有2监、8军、10府、29州、180县，除了怀安军，尚有长宁军、宁西军、永康军、石泉军、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整个四川防线，事实上都控制在八军手中。
金堂淮口附近沱江呈现出 90°的大拐弯，宋代怀安军就曾在此扼守水路要道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文物普查中，怀安军城便露出了它神秘的面纱，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联合金堂文管所又对怀安军城进行考古发掘，我来到古城时，发掘尚未结束。这是一块长方形的遗址，一条宽约5米的石板路从中心穿过，两边用厚重的长条石层层叠叠垒成城门，纵然已埋藏了数百年，俯下身来，依旧能清楚地看到长石条上凹凸不一的刻痕。路边，每隔数米便能看到一个柱础，通俗点说，就是古代立木头的石墩子，如今，它已经空空荡荡，散发着一抹沧桑与凝重。
城墙长约50米，宽20米，正中的石板路便是过去的城门洞。中国古代历来有建造城墙之风，甲骨文中很早便有了“城”字，按照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城”跟“盛”通假，就是容纳百姓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城墙，往往以石头、砖块垒成，中间是城门洞，城外是护城河，以吊桥与城内相连，城墙上建有箭楼、敌台、跑马道，遇到攻击，弓箭手在箭楼防御，士兵经跑马道往来，布置兵力。
由于地处沱江险隘，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即令地方官修筑怀安军城，建造城郭，修建攻城用的楼橹，驻扎军队，扼守沱江水路；南宋年间，古城日益残破，当时的怀安军军事长官度正上书朝廷，建议重新修葺，修葺后的古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六尺”。遗址旁边曾发现过一条宽约10米的壕沟，可能是怀安军城的护城河。
事实上，中国传统城墙对于骁勇的蒙古骑兵而言，并无太大阻拦作用，就怀安军城而言，城址位于沱江旁的一块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附近仅有一些小丘陵，位置并不险要，1237年，蒙古军队接连攻破遂州、资州、阆州、邛崃、开州、万州、夔州等大小城池，经三峡顺长江而下，兵锋已威胁到了长江中游的腹地。在平地，蒙古军队可以纵横驰骋，发挥速度的优势，当年，欧洲人曾想用坚固的城堡阻止蒙古人的入侵，结果证明也只是不堪一击而已。
川中“八柱” 遏制蒙古骑兵
四川日益凋敝的局势令宋理宗坐立不安，这位年轻的君王，此时刚刚从宰相史弥远的专政阴影中走出来，他不止一次地在朝廷上长吁短叹，表示要考虑四川战事的人选，余玠正是这种情况下来到四川。
四川军民就在云顶山城中抵抗蒙古铁骑50余年
蒙古铁骑游走无定，南宋则以步兵为主，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古代一个骑兵相当于数十个步兵的战斗能力，且江淮之地多为平原，便于骑兵驰骋，正如宋人《黑鞑事略》所言：“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以致宋军频频溃散。宋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城池很难阻挡蒙古军队的进攻，必须借助山地与河流的优势，而四川除了川西平原外，丘陵遍布、山寨众多，余玠入蜀后，决定以山制险，修筑山城，将步兵分散在山中，依靠地形与其周旋，避免与蒙军直接交锋。
在余玠帅蜀的10年中，四川共建设或加固了83处山城，最险要的八座被蒙古人称为川中“八柱”，分别为金堂云顶山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万州天生城、苍溪大获城、奉节白帝城、通江得汉城、剑阁苦竹寨。其中，云顶山城据沱江天险，合川钓鱼城扼守在嘉陵江和渠江、涪江三江交汇之处，青居城下临嘉陵江，得汉城位于大通江畔，白帝城镇守长江咽喉，大获城据宋江（今东河）之险。南宋灭亡后，少数地处深山中的山城却侥幸保留至今，险要的地形与斑驳的残垣，成为记载下一幕幕金戈铁马往昔片断的载体。
南宋题记 讲述心酸历史
怀安军城，也就在此时搬到了云顶山上。就云顶城而言，沱江流经金堂，从龙泉山脉冲出一条河道，画了个巨大的“v”字形，隔开了两岸的云顶山与炮台山。淮口镇位于沱江冲积成的台地上，地势平坦低洼，惟独云顶山四面孤峰兀立，状如城垣。南宋时期的云顶城有南城门、北城门、瓮城门、长临门、端午门、后宰门、小东门七座城门。如今，七座城门仅剩北城门与瓮城门尚存，壮士的忠魂与蒙古铁骑的马蹄声，犹从南宋，缓缓而来。
北城门城高2.5米，宽2.2米，由长条石砌成，石头上雕刻着南宋典型的“人字纹”，由于年代久远，城门已经呈黛青色，表面层层剥落，不知名的杂草从夹缝中顽强地生长出来。北城门位于云顶山最北麓，扼守着北路山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走进城门，当年南宋军队在城墙上开凿的城门洞尚历历在目，穹顶上有两行南宋小楷：“忠翊郎、利州驻扎、御前右军都统兼潼川府路将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保义郎、利州驻扎、御前摧锋军统制兼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提督诸军修城肖世显规划”。
距离北城门大约百米，便是瓮城门，瓮城是在主城边上设立的一座辅城，如同一个“陶瓮”一样拱卫在主城周围，这也是中国古老城池的独特设计。从年代上看，瓮城门的年代要晚于其他6座，可能是宋军觉得有必要加强北麓防备，特意增设。一棵榆钱树与城门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苍虬的树根暴露在黄土之中，经年的风吹日晒，瓮城门上方已经垮塌，拨开杂草，石砖散落一地，在阳光下暴露着深浅不一的花纹。而历史也似乎突然在此时轮回到南宋末年那一幕幕血腥的片断。
今天，拿出一张四川水系图，如果在岷江、沱江、长江、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之畔，将南宋末年的山城标注出来，你会发现，这些山城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重庆城、钓鱼城为中心，凌云城、神臂城、天生城、白帝城为两翼，云顶山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小宁城、平梁城、大良城等为辅助。
依靠这些山城，宋军展开了最为顽强的防御战，在余玠率领下，宋军与蒙军大小三十六战，一点也不处于下风，余玠还一度北上，与蒙军大帅汪德臣于汉中鏖战，试图收复汉中，拱卫四川。然而，就在宋蒙战场出现转机之时，中国古代历史上“狡兔尽，良狗烹”的悲剧却再次换汤不换药地上演，宋理宗担心余玠功高盖主，听从谗臣之言，下令召余玠回朝，余玠郁愤难平，气绝身亡。那些谗臣，其中一个便是驻守云顶山的将领姚世安。
与其说余玠死于姚世安的谗言，倒不如说他死于宋朝对于武将的态度。诚如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将，而非偷生邀宠的文生。宋朝军队一向羸弱，少有胜绩，武将也大多萎靡无能，一旦出现王德用、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即想方设法防范，害怕“尾大不掉”。宋朝名将大多难得善终，余玠之死，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云顶山碑刻，铭刻在山石之中的文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云顶城瓮城门至今犹存，经年的风吹日晒，城楼已经垮塌，残存的券拱之上，“皇宋淳佑巳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几个楷体大字尤历历在目。淳佑巳酉是1249年，此时的姚世安依旧负责云顶城防务，对余玠的诋毁也源源不断从这里送到临安。
宝佑元年（1253年）六月，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四川宣抚使。余晦令都统甘闰在紫金山筑城，不料被蒙军偷袭，几个月后即被狼狈地召回临安。《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当年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宣抚使，连徐清叟都觉得太不恰当，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儇浮薄”，此举必定会招来蒙古人的耻笑。宋理宗的回答倒很是直白：“诏令已颁，决能反汗”。诏令既下，岂能更改？与他的历代先祖一样，宋理宗相信，本朝的武将远比蒙古人更加危险。余玠之死，也使得蜀地向好的局势土崩瓦解。可以说，小小的云顶城，影响了宋蒙战场的走势，也改变了宋朝的命运。
1276年，蒙古军队兵临临安，太皇太后捧着玉玺投降，下令全国军民向蒙军缴械，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王朝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又拥立南宋宗室二王，他们继续与元军作战。此前，无论是金、西夏、大理、俄罗斯、波斯，没有一个王朝能抵抗蒙军超过30年，在大多数人眼中，南宋王朝孱弱不堪，而四川军民则用死亡、坚韧书写着南宋史上最为惨烈与最具韧性的章节，展示着历史最为嗜血的一面。（文 小唐丨图 余茂智 杨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