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从云南来到四川,进行川康古建筑调查,这算是近代历史上四川的第一次文物大普查。让梁思成惊异的是四川遍地的石窟——广元千佛崖、绵阳西山观、夹江千佛岩、阆中涧溪口……他后来写了一本《佛像的历史》,隐隐觉得四川石窟是中国石窟鲜为人知的宝藏。
此前,曾有两位行色匆匆的外国探险者来到巴蜀,好奇地打量岩壁上陌生的佛像,看着那些年迈的中国人虔诚地在佛龛里插上一炷炷的清香。他们一位是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一位是法国汉学家色伽兰。柏石曼拍摄了最早的巴蜀石窟;色伽兰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西部考古记》。几年前,我买到了这本关于巴蜀石窟的最早的着作。这本书提到了广元千佛崖,提到了巴中南龛,色伽兰在书中不断追问:石窟艺术是怎么进入巴蜀,又是如何流传的呢?
当时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问题,色伽兰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中国。直到今天,国人熟知的石窟史,在相当程度上还局限于北方与中原地区而已。但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中,长安两次被攻占,大唐帝国陷入了一场亘古少见的动乱之中,北方盛极一时、美轮美奂的石窟相继衰落,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是四川。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大批官吏、商贾、工匠、诗人、僧侣、画师迁居入蜀,石窟艺术也循着金牛道、米仓道进入巴蜀,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地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很多县域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
巴蜀石窟的年代,从北魏、初唐、盛唐、中晚唐延续到五代、两宋,明代仍有余绪。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北方、中原的石窟衰落后,巴蜀继之而兴,把中国石窟的开凿年代又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巴蜀石窟,无论总数还是分布区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只是数百年来中国史学家提及石窟必言北方、中原,忽视了巴蜀石窟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如果说北方、中原写下了中国石窟的上半部历史,巴蜀显然就是下半阕,“唐盛宋衰”的历史被改写,也为中国石窟寻找到了湮没千年的续篇。(文 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