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擘，其“大河小说”被誉为“小说的《华阳国志》”，郭沫若称他是“中国的左拉”，曹聚仁赞他是“东方的福楼拜”，其文学成就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得到了认可。其实李劼人不仅在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卓有成效的民族实业家、影响广泛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他一生波澜壮阔，精彩纷呈，本文撷取的不过是李劼人生命轨迹中的几段印痕。
李劼人在菱窠
新文化的前行者
李劼人的文学生涯从媒体起步。他是成都最早的新闻人之一，报纸既成就了他，他也利用报纸推动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四川的广泛传播。
1912年，21岁的李家祥（李劼人原名）看到《晨钟报》征文启事，便写了两篇讽刺速写投稿，成了一名不拿薪水的记者。是年5月，共和党人在少城公园为袁世凯选举大肆拉票，丑态百出，他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游园会》，作品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这是“李劼人”的名字第一次出场，从此成为中国文坛一个闪亮的名字；而这篇作品也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六年。
1915年，成都商会会长樊孔周创办《娱闲录》文艺半月刊，李劼人又以“老懒”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儿时影》《夹坝》等数十篇白话小说，大受读者青睐。同年底，《四川公报》更名《四川群报》，李劼人被聘为首任主笔兼新闻和副刊编辑。他不仅在报上连载了系列小说《盗志》，而且写了大量时评，抨击社会的腐朽与黑暗。
1917年，樊孔周被军阀暗杀，《四川群报》遭查封。樊孔周之弟樊新周又办起了一张新报纸，名《川报》，聘李劼人为总编辑兼发行人。李劼人便邀王光祈、周太玄、曾琦分别担为驻北京、上海和东京记者。《川报》每天都能收到来自省外和国外的消息，刊登域外新闻在当年的成都媒介是破天荒的事。
《新青年》创刊之后的中国，新思想新文化如潮水汹涌。李劼人紧随时代脉搏，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李劼人被选为编辑部第二组月刊编辑员，由他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并任书记兼书报保管员；同时主编分会的机关报《星期日》周刊。该刊版式与《新青年》《每周评论》遥相呼应，大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23 年 7 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五期刊登了李劼人的小说
百年前的成都本是偏僻的内地城市，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重镇之一。李劼人曾把北京喻为新文化的中枢神经，而上海和成都则是最能够起反应的两只眼睛。成都之所以能够与开放的京、沪两地相提并论，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像李劼人这样杰出的新文化人物。
五四运动的浪潮之所以能席卷巴山蜀水，也与李劼人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系紧密。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李劼人，在五四运动火炬接力中是四川最给力的传递手。
1919年2月，周太玄在法国组建“巴黎通讯社”。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民众十分关心我国政府能否争回山东的主权。西方列强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真是岂有此理！周太玄连夜写稿，抢在英美日等国通讯社之前，第一个将报道发回了国内。随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此时，王光祈正在北大当旁听生，参与了集会和游行。5月4日当天从赵家楼出来，他就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回了成都。
李劼人收到王光祈发出的第一封五四运动的专电后，也意识到一件历史大事件发生了。他立即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的字号给予登载。5月16日，王光祈发回了详细描述五四运动来龙去脉的长篇通讯，李劼人当即勾出其中重要的句子，并加了许多激昂的小标题，满怀激情地配发了长篇按语。这篇绘声绘色的通讯发表当日，立即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真无异于投下了一颗大的爆炸弹”。张秀熟曾回忆当日的情景：“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们正在早膳，工友送来了《川报》，一人登上桌子高声朗读，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饭后，学校致公堂前面广场，聚集了各校学生数千人，商量对策，当日即展开游行讲演；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并一致通过反对仇货运动。”随着这颗“炸弹”的冲击波，五四运动迅速在巴山蜀水之间传播开去……
有梦想的民族实业家
1957 年，李劼人在菱窠家中（左为外孙女李诗华）
1925年9月，李劼人曾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现在初入社会，尚无事业可言。近在成都方面筹资组织造纸公司，拟作中国西南部文化运动之踏实基础。”是时，李劼人刚从法国留学归来，虽然他的专业和志趣都在文学方面，但深感民族工业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要，因此与朋友商议先办纸厂。
李劼人写信到法国，力邀刚从格勒布诺尔造纸专门学校毕业的王怀仲；又请着名的四川实业家、乐山华兴丝厂老板陈宛溪出马。陈宛溪认股1万元，约股1万元；李劼人在成都约股1万元；蜀新碱厂因经营不善，愿以全部固定资产作股1万元，这样纸厂便在蜀新碱厂的旧址上建成，最初取名叫“万基造纸公司”，1927年正式开工时更名为“嘉乐纸厂”。陈宛溪任董事长，李劼人当总经理。开工时，李劼人在厂大门贴出了一副对联：“数万里学回成功一旦，五六人合伙创业四川”，以此表达实业救国的理想。
创办嘉乐纸厂，李劼人作为实业家对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下载bst365_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bet体育赌博
然而当时军阀混战，狼烟四起，苛政猛于虎，加之嘉乐纸技术尚不成熟，产品成本高，根本不是外来纸的对手。如此惨淡经营到1931年，纸厂已处于瘫痪状态。李劼人将几年教书和创作收入的大部分都投了进去，非但没赚钱反而欠了债。
1933年，卢作孚邀请李劼人到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任职，提供了两个职位选择：一是公司总务经理，二是公司所属的机器修理厂长，李劼人选了后者。他的想法是，以机器厂为基础，用三五年时间扩建一个制造厂，既能修理大轮船，还能制造中型轮船、木炭汽车、抽水机等。因为他“已朦胧看出国际形势之不妙，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为此，李劼人放下了创作和大学的教授职位，将全家接到重庆。随即从汉口聘请了总工程师和7名高级技工，又以5000大洋购买了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沉没在长江中的千吨级“万流”号轮船，并将其改建成“民权”号轮船。该船后来成了往来于重庆上海的主力轮船，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改造民权轮时耗费了部分公司资金，李劼人遭到大多数股东的攻击，指责他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李劼人据理力争了半年，便于1935年5月愤而辞职。回成都后，用20天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李劼人的造船梦破灭了，却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部杰出的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洋纸难以入川，市场上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李劼人又被任命为董事长，以后又兼总经理。他一边写作《大波》，一边投入纸厂经营。1939年，厂长王怀仲在重庆遭遇日机轰炸身亡，全部重担都落到了李劼人肩上。不过，经营虽然辛苦，但好在嘉乐纸的品质已大大提高，品种也较多，所以销路甚好。当时大后方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出版物以及政府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用纸都是嘉乐产品，这是嘉乐纸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工厂取得效益，李劼人没忘报效社会，嘉乐纸厂持续数年向各类学校、困难的文化人进行慷慨的经济捐助。若没有李劼人鼎力相助，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刊物《笔阵》难以出版，日常活动都难以展开。作为实业家的李劼人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是不应被遗忘的！
法国文学翻译家
李劼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法国文学翻译的先驱。从1922年到1944年，在长达22年时间里，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部法国中长篇小说和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戏剧、民歌。这些译作包括有享誉世界的大家名着，如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物件》《达哈士孔的狒狒》（今译《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今译《包法利夫人》）《萨朗波》，艾德蒙·德·龚古尔的《爱里沙姑娘》，罗曼·罗兰的《彼得与露西》，维克多·马格利特的《单身姑娘》；也有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有十分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蒲勒浮斯特中短篇小说集《妇人书简》，赫勒·马郎的《霸都亚纳》。此外，李劼人还翻译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如鲁意士的《马丹埃士果里野的非常奇遇》、阿尔夫的《堵色·爱斯迭儿》、莫泊桑的《脂球》、都德的《误会》等；左拉的长篇小说《梦》，是与马宗融共同翻译的，出版后李劼人将自己获得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
李劼人的法国文学翻译时间早、影响大，这些译作发表后，对于正在成长的中国现代作家认识法兰西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学习西方作家写作的技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李劼人选择翻译的都是具有突出特色的作品，它们或以对女性描写见长，如《马丹波娃利》等，或以讽刺入木三分，如《达哈士孔的狒狒》等，或是以地方特色闻名，如《霸都亚纳》等，这些艺术手法也给译者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滋养。李劼人的小说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出色塑造，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详细描写，以及对于军阀、劣绅的尖刻嘲讽，无不与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有关。
李劼人的文学翻译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留法期间，他一面苦修法国文学，一面翻译，作品多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名义出版；后一个时期是归国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期间他不仅重译了部分以前的作品，还继续翻译了几部长篇名着及短篇小说。这些译作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马丹波娃利》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活跃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有“三李”：李劼人、李青崖、李健吾。福楼拜的这部代表作，三人都相继翻译过。李青崖译《波华荔夫人传》，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1948年9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李劼人的译本。
李劼人所据的是1922年出版的法文单行本。对这部在法国引起巨大争议的作品，他投入了积极的热情，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翻译，1923年便译完全书，1925年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中国作家正争相学习西方文学艺术，《马丹波娃利》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摹本，这本书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经典，尤其对丁玲等一批中国女性作家的人生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丁玲后来多次谈到此书对她写作的影响。沈从文在散文《记丁玲女士》和小说《梦与现实》中，更是反复提及这部作品。
对于李劼人法国文学翻译的意义，萧伊绯《左右手百年中国的东西浪痕》一书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很难想象，在那个胡适们开始大规模译介英美文学的时代，在那个鲁迅们重视推广日本、希腊、苏联文学的时代，李劼人却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继林纾译介《茶花女》之后，开启了1920年代的法国文学嘉年华。……可以说《马丹波娃利》就正是这样一个‘标准器’，它足以鉴证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真正开端。”（文丨图 张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