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气依旧旺盛的人民公园

1941年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举办自强杯足球比赛简章

“成都忆，常涉少城园。川路碑怀新史始，海棠花发彩云般，茶座客声喧。”

——叶圣陶《望江南》

人民公园中浓浓的茶生活

这是叶圣陶先生在上海，因怀念成都而作《望江南》词中之三阕。在成都的公园，一青瓷盖碗、一老式暖水壶、一方桌、一竹椅，舒舒服服喝着茶，坐一下午，是外地人无比向往的成都生活。其实这份已经浸入成都人骨子里的饮茶文化，早在百余年前已经成型。民国时期的少城公园，就是成都人民集喝茶、集会、募捐甚至求职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聚会场所。这座公园不仅为成都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还见证了百年来成都的巨大变迁。

成都第一座公园

对于成都少城的印象，时至今日只流传在老人们的故事之中，城市里却已难觅踪迹。追溯少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三百多年前。秦灭巴蜀后的第六年，也就是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丞相张仪、蜀守张若在建成都时，遵照秦制，在太城的西边，建造了少城，并在少城当中“修建闉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制·蜀制》），这就是成都少城历史的开篇。

两千年岁月如梭，到了清康熙五十七年，清政府在原来少城的地基上建筑了满城，周长四里五，高一丈三尺八寸。城门有五处：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作为“八旗”营地，“满城”专供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住，也就是少城。《成都县志》说：成都“有少城大城，少城一名子城，今满城也”。

满城的东南角，原来是一处风光明媚的地区。那里林木翠竹成荫，假山溪水遍布。金河水从西北流来，从此分成两股，一脉南流，一脉东去。沿河两岸、假山丛中，建有许多楼台亭阁。池水清波荡漾，圃园百花争芬。真是个“景色四时新，幽情畅于怀”的好去处，名声早传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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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当时的成都将军玉昆把满城的东南角划出来，增设了不少水榭楼台，圈养了一群虎豹鹿狐，又设了几处茶房酒肆，置备了棋弈射场弹子房，一个公园的雏形就此形成，这便是“少城公园”的前身。起初，这个公园可谓是满族“老爷”们的权贵专属，普通老百姓想入之一睹极为难得。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廷因财政窘迫，废除了旗米供给制度，往昔光鲜亮丽的旗民们生活日渐窘迫。为解决这个问题，玉昆便同意旗民在公园里开业谋生，并收门票，任人游览参观。后来，汉人也被允许入园经商，收取铜元五枚的门票。成都便有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园，也打破了曾经的限制，变成了百姓同乐之处。由于公园占地在当时的少城，市民约定俗成称之为“少城公园”。

镌刻“保路运动”印记

人民公园中的保路运动纪念碑已成文化名片

提起“保路运动纪念碑”，成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记载了往日岁月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公园西北角，它记载下了成都人民一段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清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把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主权收归国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国银行财团。正因为此，湖南、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奋起坚决反对，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开展保路斗争，尤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参加者达数十万人。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诱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伦等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百人，于是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组织同志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1913年，四川军政府为纪念“保路运动”牺牲的爱国人士，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建造“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公议请蜀中着名书法家颜楷、赵熙、吴之英、张夔阶四人各以不同的字体书写“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10个大字，镌刻于碑塔四面。纪念碑为砖石结构，由台基、碑座、碑身、碑首组成，通高31.85米。

民国时期，少城公园于1916年改由警察厅管辖，园务荒萎。1924年川军20军军长杨森任四川督理，推行“新政”，卢作孚任教育厅长。这年后，少城公园迎来它的“黄金发展期”。卢作孚当时在公园内办了“通俗教育馆”（1932年更名为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又修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集中了成都各行各业专家，前来学习、观赏者每天达万人以上。当时少城公园堪称成都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的中心。

纪念碑以东为体育场，碑西侧空地有茶舍，舍前为有名的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前后任“射德会”会长，常在古意盎然的此地“雕弓较射”。荷花池与假山之间为动物园，养有熊、豹、猴等奇禽异兽。戏园“万春茶园”，着名川戏班“三庆会”常在此上演，锣鼓阵阵、名伶荟萃。

在假山东边有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这里有时同青羊宫一样要摆擂台比武，馆内不时传出“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从这里出公园后门即半边桥，荷花池上有“聚丰园”船形餐厅横卧湖面，两面玻璃窗，夏日就餐时开窗，荷香扑鼻。

暗藏的“六腊之战”

彼时，少城公园内有浓阴、绿荫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各茶园就像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大都在某一个茶园聚会，如士绅多在“绿荫阁”“浓阴”，商贾多在“永聚”，练家子多在“射德会”，学生多在“枕流”，教师则多去“鹤鸣”雅聚。

茶铺里，只要听见有人喊道“来碗茶！”“堂倌”便高吼一声：“来啰！”左手夹着重重叠叠的茶碗、茶船和盖碟，右手提着长嘴铜壶风风火火跑来，变戏法般咣咣当当把“三件头”抛在桌上，眨眼间已泡上沸沸滚滚的茶。茶客熟练地用茶盖轻轻搅动茶叶，慢慢呷着热茶，连说：“巴适，巴适！”

少城公园的鹤鸣茶馆，是旧时成都招聘教师之处。过去成都每到一年的寒暑假，私立学校的校长、校董会在鹤鸣茶馆雅聚，兼之招聘教师。然而抗战期间，外地教师大量涌入成都，一时僧多粥少，除大牌教师、资深学者外，一般的教师应聘自是竞争激烈。在茶舍里拉关系、托人情、送包袱，等候聘书，幕后的明争暗斗甚至挥拳踢脚之事，也时有所闻。因这些事多发生在寒暑假期的六月、腊月间，市民便戏称为“六腊之战”。

茶园中，接了聘书者“拈伙食”有望了，自然喜气洋洋。盖碗茶喝得淡如白水仍无人问津者，只好强装笑脸在茶桌间去“毛遂自荐”；始终无人聘用者，只见一张“苦瓜脸”傻坐着发呆。

从公共体育场所到人民公园

1932年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关于开展定期网球比赛的公函

少城公园建成后，在如今楠木林的地点建了运动场，当时人称体操场。此后每到周末，成都各界人士来少城公园进行单杠、木马、跑步等运动，进行足球、网球、排球、篮球、围棋、象棋比赛者，络绎不绝。当时公园内既有西方近代体育活动，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积极动员民众参与体育，建立起一个较好的体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924年，卢作孚把公园、图书馆、体育场融为一体，把原体育场地改建为今楠木林，另新辟体育场，地点在纪念碑东侧，竖有“公共体育场”木牌一面。又在“民众教育馆”下增设体育部，聘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主任陆佩聋为体育部主任。此后，陆续修建了一个三百公尺的跑圈和一个足球场。又在纪念碑南面修建两个网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在纪念碑西侧建有平台、木马、浪桥、单杠等，还设有室内乒乓台两张。

1929年四川省国术馆成立，馆址仍设在少城公园。省国术馆成立后，接替了一年一度的成都花会期间武术擂台赛的主办权，并创办了武术专门学校。1936年，省国术馆决定除照例在花会期间举行国术比赛外，首辟国术游艺会表演国术。1940年，省国术馆以抗战时期“国术既可强身、复可卫国”为由，每月举行两次的定期表演活动。

民国时期，四川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国术、篮球、足球、网球等选拔赛，都曾在少城公园内举行，还举行过成都市第一届春季公开运动会、成都市第二届秋季公开运动会、西川运动会、成都市市民运动会等赛事。在这一时期，成都市比较正规的赛事都在少城公园举行，观众不下万余人。

少城公园成为民国时期成都最大的公共体育场所，也有着颇为无奈的时代背景——解放前，成都除了少城公园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公共体育场所（学校除外）。新中国成立后，少城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时至今日，这里虽然依旧景色怡人、悠闲恬淡，却已成为成都的文化地标，见证着岁月的精彩。（陆离 | 文，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