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澳大利亚青年莫理循悄然开始了从上海溯江而上，穿越中国西南的旅途。当他行走在巴蜀的大地上，面对“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发现“中华艺术在这个富裕的省份达到了极致”“四川显然是中华帝国最富裕的省份”，多年以后，他会发出深沉的呼唤：“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间。”
1894年，莫理循和所雇的苦力头头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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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清末成都望江楼，现望江楼为四层。
1894年2月11日，一个名叫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的澳大利亚青年，乘坐怡和洋行“泰华号”商船出发，开始了他的一次人生远足。“我计划静悄悄地旅行一次，溯江而上直达重庆，然后扮作中国人的模样，穿过中国西部、中国境内的掸邦和克钦山脉抵达缅甸边境。”——这个31岁的青年不会预料到，从此，他的后半生，将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苦难抑或温暖—虽然，他到死都没有读懂这片曾经深情伫望过的土地……
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
1894年，George Ernest Morrison从上海溯江而上，这次，他除了母亲寄来的30英镑，还怀揣着一个中国名字——一位老先生替他用笔墨书写的三个汉字——莫理循。
莫理循一船到了汉口，再转船到了宜昌上岸，本来打算从此走陆路去重庆的，但管海关的一个老外说服了他冒一次险，于是，他租了一叶小舟，雇了几个精明能干的船工，改走路途险恶但风光旖旎的三峡。此行他要经过湖北、四川、云南。1894年5月21日，在历经104天的艰难跋涉后，莫理循终于到达了缅甸首都仰光，整个行程大约4000公里。
具体在当时四川省府（包括今重庆）的行程，在他这次旅行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中，是这样的——离开湖北宜昌后，坐船经过巫山县、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丰都、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重庆，然后从重庆舍舟走陆路西行，经过永川进入今四川境内的泸州，过南溪县，到了叙府（今四川省宜宾市），然后进入云南境内的昭通城。
走在四川省府的大地上，看着稠密人口的山村、路上川流不息的行人，路上随处可见的精美牌坊，他充满欣喜地赞叹，“这里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中华艺术在这个富裕的省份达到了极致”，“四川显然是中华帝国最富裕的省份”。
巴蜀大地的风土人情
在万县时，面对挤着看他这个“洋鬼子”的热闹人群，他先前还不知所措。然而，一路走下来，内心已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很快，这个怀揣着一个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就这样走进了一条浩淼而博大的江河。他，被巴蜀大地上的风土人情折服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一路上接触到的四川人逐渐打动了他内心深处最为柔软而隐秘的部分。
起先，是三峡上命悬一线而又敢于搏击波浪的纤夫给了他全新的认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你才知道，你从未见过像他们那样冷静、果敢和技艺高超的人。”接着，离开万县的那天，他们的船在过布满滩石的险滩时，又第一次得到了别的船只的帮助，一只大船在危急关头伸出援手，把他们拖出了险境。“帮助是诚心诚意的”，从生死关头回过神来的莫理循由衷赞叹。
一路上，他碰见的纤夫和背夫的命运也让他感慨万千：“我们由于生活在优越的西方文明当中，因而无法理解中国兄弟负荷的重量。四川一位普通快脚脚夫要背80斤在行走困难的乡村一天走40英里。走短途的脚夫须背负更重的货物……有的脚夫背着160磅重的货物一天走30英里。有人雇用脚夫爬7000英尺高的山，把四川的砖茶运到西藏。”
而对于西部地区还遭受着缠足痛苦以及男权枷锁的女人，他发现，她们是如此美丽，这让他倍感同情：“我在中国见过的一些少女，即使在欧洲任何一个首都，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女。她们聪明美丽，和蔼可亲，忠诚可靠，贞洁谦让……”
也许，在1894年某一个听见蛙鸣与桃花飘落的夜晚，在厚重慈恩的巴蜀大地，莫理循会重新审视他的中文名字，那汉字背后奇特的墨香，那力透纸背又柔软芬芳的一条江河……
“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
1894年，清末成都望江楼，现望江楼为四层。
我一直以为，最先改变莫理循看法的，是这一路上，先后一直跟从他走了一段路程的苦力们。事实上，莫理循对他们的照料与跟从，对他们的身世命运有了一个微距的观察机会和体认，并在后来的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中，逐渐流露出了深沉而真挚的感情。虽然，他们一路上也有算计与提防，也有争吵与嫌隙。尤其是苦力头头老王：
老王是个忍耐性极强的人，走完一天的路，他还得为我准备晚饭，照料我的骡子，但他到达目的地时，却总是几个人中最精神饱满的。他总是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天还未亮，他就开始干活儿，料理我的骡子，为我准备粥和鸡蛋做早餐。
他“刚刚娶妻，两周后就出来谋事。现在他找到了我这个东家，愿意随我到缅甸去，越远越好。他想看看西行的路是不是那么长，路上是不是有妖怪。”对于老王，莫理循有着细致的观察，或许，这也是他从而能够走进他们，由此后来能够爱上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陪伴我的老王身体强壮，认真，坚定，但又态度谦恭；他很健谈，可是有点口吃，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在中国西南旅行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似乎很喜欢这趟旅行，从不想家；当然，我从未问过他，这样长久的分离，他是否思念新婚妻子。”
1894年，一位老妇和她的孙儿们。
当莫理循与这片土地产生感情的时候，他也与这些同行的苦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我的苦力们告别，我感到很难过。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我服务，我无法表达这趟旅行带给我的快乐，只能说，当旅行结束时，我深感不忍离去，这是我离开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感受。所有与我同行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特别是他后来得知，他们在八莫（缅甸北部城镇）分手后，三个苦力在回去的路上都遭了厄运，他们在蒲缥（今云南保山市蒲缥乡）都病了。“骨头”和麻子死了。老曾虽然捡了一条命，但三件行李都被旅舍老板扣下抵作了食宿费和两个伙伴的丧葬费。
1894年，莫理循穿越中国西南所见的路旁宝塔。
1920年5月，又是一个美丽的春天。躺在病床上的莫理循，是否会想起1894年，他在长江边、在巴蜀大地上看见的那些风光，遇见的人？逝世前，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的一个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间。”
今天，英国的西德茅斯墓园里，有一座墓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没有竖立十字架，而是选用的中国式样的汉白玉围栏，墓碑上安静地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巴蜀大地像世外桃源一般触动着莫理循的心灵
（林元亨 | 文，莫理循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