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过后，倒春寒一茬接着一茬。上午十点不到，巍峨高耸的宝光塔前已经排了不少前来跪拜祈福的人，有相互搀扶的白发老人，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结伴而来的亲友，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纷纷在塔前虔诚地跪下，双手合十，默念着自己的心愿，然后起身绕塔三圈。人们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寄托于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砖塔。风轻轻吹过，塔身上的铜铃响起，声音清脆却又轻柔，虚无缥缈，仿若是佛像们在喃喃细语。

80年前，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和莫宗江也曾来到这座塔前仰望，并去往新都其他寺庙拜访。他们力图以古建筑学家的视角记录和守护新都的寺庙。

正因寺中刻造于南北朝时期的千佛碑，一直被历代寺僧视为珍宝

“三里一庵，五里一寺”

新都，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中川北之行的第一站，它位于川西平原的腹心地带，距离成都仅16公里。公元前7世纪左右，蜀王开明氏在新都境内建都，为有别于杜宇氏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遂名“新都”，与广都、成都同为蜀中名城，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

青白江、毗河等河流横贯新都境内，这些河流的冲积物经年累月地沉积下来，成为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为新都带来丰富的物产，成为四川着名的粮库之一。这里还是成都的北大门，是中原入蜀官道金牛道的必经之地。集齐了天时地利的新都慢慢变得繁荣起来，在历史上被誉为“蜀中宝玉”“天府明珠”，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古迹和文物。而东汉王稚子阙、宝光寺、寂光寺和正因寺，正是营造学社此次前往新都考察的目标。

1939年11月16日下午两点，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从成都北门外汽车站出发，乘坐人力车往新都赶去。这条新成公路，便是以前的北大路，是川陕驿道南端的最后一段。坑坑洼洼的碎石路上，汽车、马车、板车、架架车、人力车来来往往，常常掀起尘土飞扬，搞得路上的人满嘴是灰。

那时，人们即便还没有到达新都，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塔，高耸在一片葱葱郁郁的树林和青砖黑瓦的建筑群之中，尤显得遗世独立。这就是宝光塔。高30米的密檐式四方形砖塔，它曾是新都境内最高的建筑，在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的年代，新都周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一睹宝光塔的风采。

汉传佛教寺庙，发轫于汉代，风靡于六朝，继盛于隋唐，延续于明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乡之中，或隐于山林之间，或偏安于闹市一隅。在古城新都，从简陋质朴的田间小庙，到壮观精美的寺院，真可谓“三里一庵，五里一寺”，据清代道光年间编撰的《新都县志》“祠祀志”记载，当时的寺观数量超过60个。它们是佛教弘扬佛法，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更是老百姓祈福避灾，寻求心灵安慰的一方净土。

寂光寺、正因寺：那些消逝的遗迹

东汉王稚子阙，是国内稀有而珍贵的文物之一，从宋代开始就有许多着述记载过它。清雍正九年（1731年），“汉故先灵侍御史”一阙没于沟水，唯“汉故兖州刺史”一阙尚存，字分裂为二。道光十七年（1837年），新都知县张奉书用砖石嵌合，碑字为一，同时又在王稚子墓前修瓦房三间，将阙立在瓦房中后壁。

可惜，当营造学社一行人来此考察时，发现“阙已无存，惟余‘汉故兖州刺史……’数字，嵌于路北某店墙内，视王氏《及金石萃编》所纪，更为残毁不全矣。”（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这样的遗憾，在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田野考察中并不少见。“时常，我们从文学典籍中读到某个古代遗迹的精妙景致，但满怀期望的千里朝拜只找到一堆荒墟，或许尚许零星瓦片和雕石柱础聊充慰藉。”（梁思成《我们的旅行》）

也正因为这些遗憾，更显示出营造学社考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曾在新都考察过的寂光寺、正因寺，如今都已被拆毁，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在营造学社成员的图文记录中留下了一些片段。

寂光寺，位于新都县东十几里，庙子不算大，其大殿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细致地观察细节后，梁思成发现这座大殿虽然屡经培修，但斗拱梁柱极有可能还是明宣德时期的旧物。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于1941年来到这里，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测绘和考察，确定它为明中叶的建筑物。外檐采用厚重的五彩重昂如意斗拱，昂尾长达两步，架交在金檩底下。刘致平对大殿的天花板赞不绝口：“天花板的制作可以说是相当精美的。天花枋底下，用斗拱、雀替、斗子、蜀柱承托，这不但是制度古老，而且雕制得也非常精美……此寺大殿则用小方格状的平闇。平闇也是唐辽古老建筑上常见的东西，而此殿仍用此制度，可见造这殿的木匠应该是一位有来历的大师了。”（刘致平《西川的明代庙宇》）只是，这座川内并不多见的明代庙宇，最终也难逃在城市进程中逐渐消亡的命运。

正因寺，位于新都县东南七里，始建于唐代，最初叫作“静乐院”，明永乐年间改为“正因寺”。万历年间，僧人果庆大事修筑，使其成为一方名刹，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明末毁败，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寺中刻造于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的千佛碑，一直被历代寺僧视为珍宝。碑身虽然仅高175厘米、宽65厘米、厚14厘米，正面却雕刻了小佛像21行，每行29尊，每个小佛像高度约5厘米；碑的中央有一龛，内刻一佛二菩萨；碑侧于小佛龛下，刻四天王像及供养者。

尽管梁思成认为这块千佛碑的刻工谈不上精湛，但是“惟南朝造像碑，稀如星凤，获此足弥其阙”（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他没有想到，如此珍贵的古代文物，在十年动乱中同样没有逃过浩劫，被用来搭桥、磨刀，直到1973年才被移入宝光寺，给予特别保护。而正因寺在小学迁走后，新都镇打算在原地修建线缆厂，1999年将其大殿迁建到木兰山保护，从此便再无正因寺了。

宝光寺保存了中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布局

宝光寺：闹市听梵音

相比那些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寺庙，宝光寺是极其幸运的，它历经数次战乱，在毁损与重建中轮回演变，最终被留下来，成为我国唯一保存了中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典型布局的寺院，是我国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佛教禅宗寺院，被尊为长江流域的禅宗四大丛林之一。这里距离新都古城北门仅半里，千百年来一直身处繁华之地，却以青灯古佛和茂林修竹，为人们营造出一个远离尘世烦恼的宁静空间。

宝光寺，相传建于东汉，但目前尚无信史可考，据寺内出土的唐代《施衣功德碑》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寺庙已经叫作宝光寺，并且规模不小。不过，宝光寺的真正兴盛是在唐僖宗入蜀之后，他曾在宝光寺后修建行宫。相传有一天晚上，唐僖宗突然见宝光塔废墟上霞光迸出，经悟达国师提点之后，在地下塔宫内发现佛舍利十三粒。于是，他下令重修宝光塔（取名无垢净光宝塔），扩建佛寺。之后，宝光寺又历经几次兴废，至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不断被培修扩建，再次回到鼎盛，成为成都附近的四大伽蓝之一。

位于中轴线的z照壁上有抗战宣传画

寺内一塔、二坊、三楼、四殿、十二堂、十六院组成的数十座建筑，主要以宝光塔为中心，为一条从照壁到藏经楼后紫霞山的中轴线所统领，有序而又灵活地分布在宝光寺各处，既有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庄严与辉煌，又有天井院落的曲折与灵动。不过，面对这座千年古刹，梁思成心中最大的遗憾是：“然寺内现存建筑，仅无垢塔（原名无垢净光，简称无垢）与明经幢，年代较古耳。”

无垢塔，也就是宝光塔，前后有天王殿、七佛殿相呼应，左右有钟楼、鼓楼相对峙。梁思成认为这样“中为无垢塔，巍然全寺中心，而佛殿位于其后”的布局设施，“犹存唐以前旧法也”（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我国早期的寺院，受印度影响，多以塔为中心，把“塔”视为“佛”来看待，因此建在最重要的位置，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唐代以后，殿堂才逐渐成为主要建筑。而宝光塔与天王殿之间的距离仅仅只有十米左右，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抬头仰望宝塔，更容易产生一种塔身压顶欲倒的感觉，使宝塔更显得高大威严，让人不由得产生敬畏之心。

宝光塔塔身十三层，风格典雅端庄，每层的四面皆嵌小佛像，四角挂有铜铃，底层龛内塑有释迦牟尼佛的贴金坐像。宝光塔相传建造于唐代中和年间（881年~885年），不过据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细致观察，只有少数小佛像的“面貌神情，极似唐人作风”（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而宝塔的外观经宋、明、清几代的培修，“唐代手法，所遗无几”（刘敦桢《川、康古建调查日记》）。

与宝光塔面面相对，立有一座明代尊胜陀罗尼咒石幢，也就是梁思成所说的明经幢。它位于天王殿的弥勒龛后，殿后檐柱上有一副石刻对联：“莲开净域，尊胜宝幢呈瑞彩；月照禅天，无垢佛塔放光明。”经幢是一种唐代发展出来的介于建筑与石刻之间的佛教法器。这座尊胜幢高6米，幢座上刻飞龙、荷池、荷台、祥云等纹样饰物；中为幢身，八边形，以方寸楷书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幢顶略小，每面雕有佛像。它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后因明末战乱而坍毁，被埋入土中。清同治二年（1863年），宝光寺主持真印和尚建尊胜殿（即天王殿），在殿中重立尊胜幢。经过营造学社的仔细观摩，认为“形制雕刻，俱不相侔，疑清同治二年培修时所增补者”（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

来自人间的“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堂，位于宝光寺大雄宝殿东侧，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内有500尊罗汉像以及77尊诸佛、菩萨、明王、祖师、名僧和十八罗汉等塑像，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以塑像奇巧多姿而扬名天下。

五百罗汉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时期浙江天台山，伴随出现相关绘画和雕塑活动。两宋时期，中原、北方、四川等地开始建造五百罗汉堂。元明两代修建较少，清代中期以来，由乾隆皇帝倡导，一度衰竭的罗汉堂再度兴盛。堂内雕塑以佛像为主尊，五百罗汉以环绕方式逐层排列。

清道光初年，宝光寺主持妙胜禅师曾发愿兴建罗汉堂，托钵行化数年，募集白银三千余两，同时又遍访京城及净慈、灵隐、天宁诸寺的罗汉堂。回到新都后，妙胜禅师邀请北派的陕西帮、南派的川西帮与川东帮的工匠，共同塑造罗汉像。其中川东帮的黎广修因为泥塑技艺高超，成为这支泥塑大队的负责人。

黎广修从小就读书学画，之后跟着父亲学习雕像，同时对佛学也有一定研究。他认为，罗汉像应是出家的比丘像，他们不是超自然的神，而是以修行获得正果的人，因此，应是神态各异、感情丰富、“似人非人”的“非人相”。于是，黎广修带着徒弟们，不仅去各个庙堂观察各种神、菩萨的造像，还要走街串巷，观察过路行人，寻找“模特”，然后才以白泥做出小样，不断地进行讨论、定型，最后才塑成1.7米高的罗汉像。

正是由于工匠们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泥塑技术以及大胆的艺术表现力，才使得这五百尊罗汉像千姿百态、妙趣横生。不同于往往千人一面的菩萨像，他们就好似五百个来自人间的普通人，嬉笑怒骂、神情各异、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或胖或瘦、或美或丑、或喜笑颜开、或愁容满面、或憨厚老实、或精明狡猾；有的正掏耳朵、有的穿针引线缝补僧衣、有的闭目养神……这些罗汉的姿态、服饰，甚至手中拿着的物品，大多数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原型。

这种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而数罗汉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盛行。当人们想要求学业、问事业，或者保平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去罗汉堂数数罗汉，根据数到罗汉的神态，占卜吉凶。如果数到自己不满意的罗汉，还可以重新再数，直到满意而归。这样的风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其实也是帮助人们释放内心压力的缓冲手段，也算作五百罗汉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众生解惑吧。（文 舒欣 供图 林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