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1922年出生于成都，本名曾正昌。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有“神童”美誉。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1948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击败大教授的“神童”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姓曾名正昌， 1922年 1月 4日出生在成都帘官公所街的一家中药店里。他 3岁时死了父亲，由于大哥不善经营，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母亲把希望寄托在聪明的小儿子身上，6岁就把他送进了私塾，教他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背诵古文和诗词。尔后田家英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成都南熏中学，在班上他成绩优秀，尤以作文见长，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他母亲便去世了，哥嫂辞退了店里的学徒，不再供他读书。12岁的家英一边在家里的药铺里当起了“抓抓匠”，一边在自己的蚊帐里写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志向。他刻苦自学，一有空就到西玉龙街和祠堂街的书店和书摊上去“读白蹭”——就是蹲在角落里看书不给钱。老板发现后把他撵开，他转一圈又回去读，这样撵几回转几圈之后，一本书也就读完了。到后来他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动了当“作家”的念头，便用“田家英”的笔名在《华西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书评和诗歌。两年后，他居然用所得的微薄稿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着名的成都县立中学读书，再次走进了课堂。？
“田家英”这个笔名很快就引起了成都文坛的注意，可是他的庐山真面目，直到成都文坛上一场笔墨论战之后才被发现。那是1936年，即田家英失学的第二年，成都一位姓刘的老教授写了一篇“论文学救国”的文章，说是“文学救国，不得自作主张，非以国府（国民党当局）之方为准不可……”文章见报之后，田家英奋起反驳，刘教授不服，撰文以争，两人一来一往，笔仗打得甚是热闹，最后终因田文论据充分、立言严谨、笔锋犀利，使得刘教授无言以对，甘拜下风。事后这位刘教授左右揣度，觉得这位名叫田家英的论敌，要么与自己一样是位大学者，要么是一位化了名的资深左翼作家，特地前往拜识，要跟这个旗鼓相当的论敌交个朋友。谁知一见面，刘教授禁不住瞠目结舌：怎么是个 14岁的中药铺里的小学徒？面对着一张娃娃脸，大教授连呼“神童！真乃神童！”事后，有位老学者拿田家英与唐初大诗人王勃的少年时代相提并论，认为田家英自幼博览群书，过目成诵，且忧国忧民，志存高远，“真乃蜀中奇才，国之望也！”更有一位名叫陆石的“追星族”，从重庆追到成都，后来又追到了延安，直至成为田家英的挚友。
毛泽东身边的“秀才”
1937年秋天，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5岁的田家英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去了延安，相继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任职。他很快又在延安的报刊上崭露头角，发表了好些有见地的文章，包括1942年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虽然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文笔却老辣深沉，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力透纸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此时田家英只有 20岁。后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归来，因为在苏联的时间太久，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便选中田家英做儿子的语文和历史老师。24岁的毛岸英非常喜欢这位比他还小一点的老师，这“两英”如影相随，连上厕所都一起去。田家英在26岁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一当就是 18年。
田家英一度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掌管着毛泽东的大印和稿费钱折，替他接待来往亲友，处理来往信件，应对日常应酬，深得信任。这或许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都喜欢历史书法，都喜欢诗词文赋……但毛泽东更喜欢的是田家英的严谨和勤奋。
乡亲眼中的“孝子”
田家英自从 15岁离开成都之后，只回来过两次，都是为了搞调查研究。第一次回四川，是在1956年初。34岁的田家英，已经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奉毛泽东之命，到全国各地调查农村合作化情况，先是带着他的秘书逄先知去了山西，然后就赶赴家乡四川。一来是他认为搞调研最好到自己亲戚朋友多的地方，容易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二来离家已经 20年的田家英，也想借此机会寻找老家亲人，为母亲扫墓。可是在他的记忆中，老家只剩下“高墩子” 三个字，至于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上来。四川省委有关同志费了好大的劲，问遍了成都附近的温江、郫县、 新津、大邑和崇庆，最后才从双流县委书记叶开业那里得到准确的答案：高墩子就在双流的永福乡。春节刚过，田家英驱车到了永福乡，“正昌幺娃子回来了”的消息，立即在家乡父老中传开了。 2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鲤鱼脊背一样的“墩子”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乡亲们还清楚地记得每年都随着母亲从成都回来吃“清明酒”的正昌幺娃子，记得他爱在河沟儿里摸鱼，在竹林里掰嫩笋，在婶子的怀里爬上爬下…… 20年不见，这娃娃怎么就成了北京的大干部了？田家英笑嘻嘻地在农家的小院里坐下来，向围坐在身边的乡亲们调查了解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直到现在，好多人都还记得田家英处分了那个打人骂人的社长，给乡亲们出了口恶气；还记得他在县委不吃大鱼大肉，只要大师傅做“苕菜宴席”……田家英来到母亲的坟前，站了很久。去延安之前，少年家英每年都要来为母亲垒坟。他走了之后，这里没人管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土堆，母亲还静静地躺在这里，等着她心爱的儿子回来。田家英向远处望去，平畴沃野，一望无垠，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沃野就会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建设成沟端路直的新型村庄，移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田家英向亲友交待：到了那个时候，请代自己将母亲的坟起了，将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带到北京来。两年之后的1958年，大规模的起坟开荒开始了，田家英的姐姐按照弟弟的嘱托，专程从成都赶回来为母亲起坟。棺盖一打开，大家都愣住了：只见黑漆的棺内，装着大半棺照得见人影的清水，10多张青秀如鲜的竹叶漂浮在清水之上，田老太太平静地躺在水中，犹如熟睡一般。按照传统的说法，如此好的风水，开棺破了是不吉利的，可是亲人们还是按照田家英的嘱托把老人家火化了。远在北京的田家英，用一个精致的瓶子装着母亲的骨灰，放在自己常常看得见的地方，以纪念亲爱的母亲和故乡。
田家英第二次回四川，是在1959年春天。毛泽东派田家英回四川调查农业问题。这次田家英回到了他母亲的娘家——离成都仅仅 20来里的新都大丰镇住了大约半年，这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农村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诗云：“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文 林雪 钟开友）
注：谨向审查此文的前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田家英同志的夫人董边，以及在采访中提供了帮助的前双流县档案局副局长熊德成，新都县委宣传部等致以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