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建设，意外地发现了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这个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砖铺古街之一，被媒体冠以“天府第一街”的美誉。被悠悠时光尘封千年的“天府第一街”，成为繁盛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它不仅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的空白，更是研究我国唐宋里坊制有力的实物补充。

鸟瞰发掘现场，可见街道都配以发达的排水渠网，城市规划世界领先

闹市下还藏着一个闹市

徜徉在寸土寸金的春熙路、红星路步行街，你会感受到都市心脏蓬勃的脉动。抬头，248米高的IFS国际金融中心代表成都这个西部中心城市的高度和时尚；脚下，江南馆街街坊遗址则诉说着这座2300多年的历史名城的厚度和底蕴。时尚与历史，商业与文化，在此交融，彰显出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

2007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香港九龙仓集团的这一工程项目，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历史的因缘际会，让考古工作者意外触摸到古成都繁华的一角。

基础勘探工作在紧邻红星路步行街这一面积约50000平方米的地块进行。一开始只是配合城市建设的常规勘探，但考古工作者很快有了意外发现。先是陆续有唐宋年代的器物被发掘出来，而大规模的街道与房址遗迹发现更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早在199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江南馆街附近的大科甲巷北侧发掘出一处长400多米唐代晚期的大型排水渠，水渠呈东西向，直到宋代晚期废弃。江南馆街的发现是否能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一次幸运女神更为慷慨，唐宋时期的繁华街市被揭开了冰山一角——经过长达2年多时间的细致发掘，唐、宋时期的铺砖主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8座和大小排水渠21条相继重见天日，成都城市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兴奋地说：“江南馆街唐宋街坊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砖铺古街，堪称世所罕见、独一无二。”

为何唐宋的闹市历时千年，依然可以隐匿在今天现代化都市的闹市之中？这也归功于成都独特的城市格局。从公元前311年张仪建成都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江南馆街唐宋街坊的出土，为历史记载的唐宋时期成都的繁盛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证。

唐时成都经济持续发展，彻底扭转了西晋后城市衰落趋势，发展成为了繁荣的大都市。初唐诗人陈子昂描述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成都的城市风貌也焕然一新，其迷人魅力赢得了不少诗人的高歌。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中赞美道：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从北方来到成都的杜甫，也被成都的繁华和美丽倾倒。他在《成都府》中惊喜地写道：“曾城填华物，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城内花木扶疏、阁楼高耸。城西南有张仪楼、城东北有散花楼、城东南有锦楼，城中心还有筹边楼，俱蔚为壮观，闻名遐迩。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白敏中先后在城内开凿出解玉溪、金水河，以它们为主干，唐代成都城内水网密布。城里还有湖泊摩诃池、江渎池。摩诃池为隋代蜀王杨秀开凿，水域面积达数千亩。至唐中后期，摩诃池成为了成都最负盛名的泛舟游览宴饮之处。杜甫在《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一诗中描述过摩诃池的秀丽风光：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

成都的城市人口，也因为城市的繁荣而持续增加。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万户、74万余人，仅次于长安，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大都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年），成都有16万余户，以户数计，仍为全国第三大城市。人口的增加，进一步激发了成都的经济活力。到了晚唐，成都成为与扬州齐名，闻名天下的两个最大最繁荣的经济都会。唐元和年间，“扬一益二”的说法，开始在历史记载中出现。《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扬一益二”的说法，得到时人的广泛认同，至晚唐，该说法逐渐成为了一句俗语。“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宋·洪迈《容斋随笔》）

由于城市的繁荣，唐时成都不得不大大拓展城市的面积。公元876年高骈调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878年他新筑“罗城”。“罗城”周长25里，是秦代城垣的1倍多，并最终形成了成都郫、流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

当年浩大的筑城工程，也在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中的排水道得到了实物印证。考古人员在砌排水道的砖中，意外发现除了唐宋时期的薄砖外，还有汉代的花纹砖。“这些排水道最早应该是晚唐高骈扩筑成都罗城时修建的，当时由于工期紧张，建筑材料紧缺，很多砖是从城外的古墓中取来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解开了这一奇特现象的谜底。当时高骈征用10万民夫，昼夜不停施工，在4个月内完成了修城。由于对砖石的需求量巨大，一时来不及烧制，高骈即下令开掘成都城郊20里范围内的古墓，取砖修城。

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就像书本一页页翻过，过去不曾消逝，而只是被悄悄掩埋，时隐时现，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传递着信息密码。江南馆街的城市考古发现，就像一本偶然翻开的大书，等待人们破译密码。

历史的密码陆续破解。201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春熙路附近的正科甲巷(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发现了唐宋时期街坊遗址，考古队清理出房屋、排水渠(沟)等生活遗迹，证明正科甲巷遗址与江南馆街遗址发现的部分遗迹单位之间存在联系。这一连串的考古发现，让王毅有了一个大胆设想：“红星路步行街下面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古街，也许那就是马可·波罗见过的‘美丽大城’！”

公元1287年，马可·波罗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繁华让他惊呆了：“都会大城”“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马可·波罗的匆匆所见，并非古代成都最美的时刻。成吉思汗的铁骑攻打四川，遭到了长达52年的顽强抵抗。元军4次攻入成都，大肆烧杀掳掠，成都的元气已经大伤，但纵然如此，成都的繁华已经让马可·波罗叹为观止。

唐宋砖铺街道清晰可见

排水渠网：世界前沿城市的注脚

唐宋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发达的城市排水渠网，正好为这座当时的世界前沿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城市里并不惹人注目的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被法国着名作家雨果称为“城市的良心”。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折射出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生活质量。

与中国唐宋同时期的欧洲当时就正深受城市排污之苦。虽然古罗马人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能及时排除城市中产生的污垢。但随着古罗马文明的衰落，整个欧洲的卫生状况迅速滑落。人口众多的巴黎更是其中的典型。由于缺乏排水设施，巴黎居民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污物倾倒场，等着它们被雨水冲到塞纳河里。落后的给排水系统时常成为流行疫病的温床，如1348年到1349年的瘟疫造成巴黎平均每天死亡800人。在1370年，巴黎才建立了第一条石砌拱形下水道，而开始修建现在举世闻名的地下排水系统还要等到19世纪中期。

在巴黎还在被城市排污困扰之时，在东方的成都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城市排污的难题。江南馆街遗址中发现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共21条，均为砖砌，道路、排水道纵横交错，地面和地下构成两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连的系统，成棋盘格局。这一城市下水道系统最早建于唐末时期，其间多次维修，延用至南宋。其中地下三条排水道形成“丁”字形结构，位于铺砖主道十字路口西北侧，形成主排水系统。地面排水系统主要由主路道两侧的排水道构成，与道路同为南宋时期修建。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当年城市规划和修建者的细致和严谨：主道路面呈弧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与道路两侧房址的散水相连，相交处自然而然形成了地面排水道。而地面水道的水再分段由地漏汇入地下排水道系统排出。城市污水汇集于地下主排水道东部源头的方形水池后最后由东向西排出。排水渠的走向与1995年大科甲巷北侧发现的水渠走向一致，两条水道均为东西向，但大科甲巷水道是由西向东排水，江南馆街水道是由东向西排水，流向相对，由此推测现红星路步行街下原有南北向大型主水道，由北向南排入河道。而2014年正科甲巷的考古发现又证明江南馆街地下排水系统延续自此。古代成都地下网络的发达令人惊叹。它折射出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繁盛和管理的智慧。

四川宋墓中出土的生活场景可从侧面印证“扬一益二”的繁华

商业：首屈一指的繁华

唐代在全国推行象征“礼”“法”结合的里坊制。它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严格划分，集中居住，封闭管理。着名考古学家宿白认为，唐宋成都城内有十六坊。十六坊中有金马坊、碧鸡坊、文翁坊、扬雄坊、锦官坊、龙池坊等等。四川师大的王文才教授考证，其中在东大街附近的是富春坊。江南馆街街坊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富春坊”位置吻合，位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里坊制下居民住在“坊”内，商品交易在“市”内，并规定严格的交易时间，“坊”与“市”用围墙予以隔断，这种安排并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富有商业精神的成都人逐步冲破了里坊制的桎梏。这种改变从唐代的中后期就开始萌芽了。元代费着《岁华纪丽谱》记“上元节放灯”云：“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富春坊即有了酒市。

中唐开始，成都人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兴起了夜市。到了宋代，成都夜市更为兴盛。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引《成都志》记载：“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经济活力让成都这座城市成了“不夜城”。公元1176年的一天，陆游呼朋引伴到大慈寺游玩，对大慈寺外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夜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诗中感慨：“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不仅从中唐开始出现了夜市，也从那时开始，蚕市、草市、锦市、花市、药市等专业化市场，也陆续在成都出现了。

北宋中后期，新的街巷制取代了封闭的里坊制，市场交易的地方扩大到全城，各处皆可为热热闹闹的市。在江南馆街街坊遗址中发现的房址都以砖砌房基，室内垫土或铺砖，墙体为木（竹）骨泥墙结构。房址大小不一，有单间或套间。房屋建筑分布于道路的两侧，排列有序，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其使用性质多样，既有居家的一般住宅，也有小商铺。“坊”与“市”已经融为一体，里坊制的严苛已经被成都人抛弃。放开手脚的成都人，在商业浪潮中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宋代的成都商业更趋繁荣，夜市和各种专门市场比唐时更加兴盛，并逐步形成了成都历史上着名的“十二月市”，即每月都要举行一种特色商品交易会。曾为官成都的北宋赵拚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记载了这“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陆游在《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词中记录了当时成都药市的盛况：“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在“十二月市”中，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等多种专门集市皆在大慈寺举行，包括江南馆街街坊遗址在内的大慈寺周边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商贸集中地。这里“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贩脂卖浆，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文 白路 图 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