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名诗《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填补了中国雕塑艺术史的空白。它的出土，也为研究古代成都城市的格局打开了窗口。从成都城市格局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窥见秦汉时期成都的城市发展进入了第一次繁盛期，并在汉代最终确立了自己中国西南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一头石犀两次现身

1973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一天，正在打桩作业的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发现大楼附楼东北方位有一个地方“冥顽不化”，基桩怎么也打不下去，估计是遇到了“孤石”。工人挖开一看，的确是一块大石头。继续将坑挖到直径2米，才看到一只石头雕刻的动物。“啥子怪物哟！”施工方报请上级请文物专家现场勘查。主持勘查工作的专家是当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的芶治平。待他赶到现场时，地基已经进一步挖开，坑有好几米深，只能趴在坑边上勘查。石兽侧身卧地，体形比牛还大，右半截仍埋在沙土里，只看得见左边足部和腹部，看不见头。尽管芶治平非常希望能把石兽挖出来，但施工方表示“埋得太深，东西太重”，找不到大型吊车，依靠人工挖掘太难了。文物部门同意就地回埋。这只石兽因此再次沉睡。它的悠悠大梦，没有被打扰。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着的《成都城坊古迹考》里也记录了修建电信大楼时，确曾挖掘到一只石兽：“……修建电讯大楼时，掘得一石狮，故知此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地。因石兽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处，其上即为大楼基脚。”

2010年10月7日，天府广场东侧电信大楼上面那个成都人引以为骄傲的“成都第一钟”在连续报时37年后，连同大楼一起被拆除了。

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钟楼原址开建。开工之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进场勘查。作为考古现场领队，易立也是最早亲历石兽重见天日的考古队员。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历史的机遇，出现在对一个探方进行扩方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先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接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地层。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千年之后，它重见天日了。

令其重见天日的易立感到欣慰：“幸好1973年那次没有强行开挖，鉴于当时的考古手段与文物保护水平，一旦强行出土，说不定这尊石兽上的文化密码将遭到难以挽回的损失。”

经测量，这尊石兽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马嘴象耳，腰背有沟，臀部浑圆，四肢粗壮，右侧刻有卷云纹和其他印记，通体近似犀牛。

李冰的石犀？

这尊石兽的石料为成都平原周边常见的浅红色粗质砂岩。由于粗质砂岩不耐风化，如果不是密封于地下，石兽估计早就化作尘土了。经过仔细辨认，考古人员在石兽臀部左侧发现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暂时无法辨认，但推测应该是雕刻石兽时的时间落款。易立认为，大体可以肯定，石兽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因为它的雕刻风格古朴、粗犷，线条简练生动，显然不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石刻风格，与秦文化更接近。

还有一个地层学的理由，也支持易立对石犀制作年代的推断。石犀出土于编号H99的灰坑内，灰坑叠压于第7层（即“晋初层”）下，直接打破生土，填土为青灰色。除石犀外，还夹杂有少量的陶器残片、绳纹瓦和模印有花纹的铺地砖。根据层位关系和坑内共存遗物的时代特征，考古人员判断石犀的埋藏时间为蜀汉末年至晋初，故石犀的制作年代应该更早。结合东汉以前的造型风格分析，石犀“诞生”的时间完全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这意味着石兽的年龄已有2000多岁，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艺术品。这一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雕塑艺术史的空白。

也就是说，它的风格与古蜀王朝的“大石文化”无关，而与李冰治水的时代密切相连。李冰约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这就意味着，石兽的“年龄”有2200多岁，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艺术品。

当年工匠雕刻石兽，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由此推测，当年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事实上，金沙遗址即出土有犀牛骨骼。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

工匠们之所以呕心沥血雕凿石犀，也和蜀地对犀牛的膜拜密不可分。在古蜀人眼中，犀牛能够战胜水精。与其他地方以龙为尊不同，古蜀人更欣赏犀牛。既然镇水，石犀当置于河滨，为何又埋于这里？其实，秦汉时期，这附近有条河道。2009年考古人员在青年路一带发现郫江故道的痕迹。而在盐市口东御街附近，也发现了一座横跨28米宽的郫江故道的木质桥梁。据《蜀王本纪》等文献记载，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时，曾造了5只石犀，以镇水精。这次发现的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目前学术界还未有定论。四川大学教授林向、秦汉三国史研究专家罗开玉等学者倾向于，该石犀为李冰所造。

石犀左侧

秦筑成都城

《蜀王本纪》曾记录了李冰放置石犀的位置：“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这“府”，即蜀郡府。林向、罗开玉认为，此次发现的即为“在府中”的两头石犀之一。

除了石犀之外，这片区域还发现大量其他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巨大的东汉时期的夯土台。在其旁边还发现了大量精美纹饰和“大富贵”“大福昌”等吉祥文字组合在一起的汉代瓦当，以及模印有花纹的铺地砖。通过这些文化遗存，推测当年这里绝非普通民居。参与发掘的易立判断这一区域“自战国末以来即为高等级建筑区”。而罗开玉直截了当称，当年的蜀郡府就在天府广场东侧。他认为：“这里开始作为蜀郡郡府的上限，应在秦修成都大城时；而下限至蜀汉灭亡，即该郡府衙门遗址使用时间竟长达约570余年。”许多见诸史册的历代高官如秦国的张若、李冰、汉代的文翁、公孙述、张堪、张穆、第五伦、陈宠、廉范，王子稚、王商、三国蜀汉的法正、杨洪、吕乂等均在此主持公务。而郡府于西晋荒废，其原因可能是洪灾，也可能是西晋司马昭命人大举攻蜀将其捣毁。

事实上，天府广场附近历史上多次成为成都政治权力中心。隋代蜀王杨秀在这里建造蜀王宫，唐代变为川西节度使署。前后蜀的皇宫也在这里。明代再造蜀王府。蜀王府的中轴线在今四川科技馆至人民中路一线。

成都城市发展的历程，要追溯到烽火连天的战国。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在蜀地设蜀郡，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兴筑成都、郫城、临邛三城。他们仿制秦都咸阳，对成都城重新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当时的成都城包括大城和少城。大城以原蜀国故都城址为基础，“周围十二里，高七丈”，城郭下有“下仓”，可以作为仓库；城垣“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大城为蜀郡治所，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少城为成都县治，手工业者和商贾集中于此，为城市的经济中心。

秦庄襄王时期，李冰出任蜀郡守，着力治理岷江水患。除了建设都江堰分流工程，还把湔堰所分内江两大支流——郫江与流江分别引导到了成都城下和城内，因此，当时成都“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穿二江”的伟大举措，为成都城市提供了稳定丰富的水源，定是成都在2000余年发展中城址不变的重要因素。

秦筑成都城时，在大城中“市张列肆”，即在大城中修建了集中交易的市场。李冰“穿二江”、“建七桥”，并将原本在大城中的市场迁到城外的“两江”之间，遂形成了成都“两江珥市”的城市格局。（文 蒋蓝 图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