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普贤道场，自古以来，四川佛教文化雄厚，成都也曾是中国南朝造像的中心。黄文志 摄影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我们从小便耳熟能详。南朝的江南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以万佛寺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让后人一睹“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之风，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的成都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千年古刹不甘湮没地下
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的一天，成都西门外的万佛桥，有个农民在地里劳作，突然 “咣当”一声，锄头碰到一个硬物。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残破的佛头。仅仅一天，农民就挖出了百余尊佛像，这件事很快就在成都城中炸开了锅，官吏、文人、洋人、古董商、看热闹的百姓纷涌而至。
时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我国着名金文学家王懿荣之父）在《天壤阁笔记》一书中，记录了整件事的原委：“乡人掘土，出残石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捡得有字像三：一元嘉，一开皇，一无纪元。”
有字的三件中，“元嘉”雕的是经变图以及太子诞生、乘象入城等佛本行故事，雕凿于刘宋元嘉二年（425年），是四川迄今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南朝佛像，后来便不知去向，若干年后出现在法国一家博物馆的展厅中；“开皇”是隋文帝杨坚年号，这件隋代佛像被王廉生收藏，可惜也下落不明。而当年出土的百余件佛像，丢的丢，散的散，大多杳无音讯。
1937年，乡民在万佛桥又挖出佛像12尊，佛头26个，均似真人大小。1945—1946年间，前四川理学院在万佛桥修校舍，据传挖出佛像甚众，可惜大多被砸毁，又埋入地下当地基了。1882年到1946年，六十余年间，万佛桥时有佛像出土。那些深埋地下、肢体残破的佛像，似乎在向世人讲述一座寺庙的兴衰，一个个梵音缭绕的故事，却每每欲言又止。
1953—1954年，在一次基础建设中，万佛桥又出土了200余件佛像。在一件经幢上，“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兴寺大德，镇静军和衙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杨公□，妻赵氏，男弘度于净众寺建立尊胜幢一所”的题记尤清晰可见。而1937年出土的释迦像上，也有“中大通元年（529年），太岁乙酉……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的题记。
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年号，这座湮没在地下的寺庙，南朝叫“安浦寺”，唐代称为“净众寺”。根据《四川通志》《益州名画录》的记载，我们最终串联起了这座寺庙的历史：古寺相传汉延熹年间就已立寺，梁为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唐末“会昌法难”中，净众寺被毁，时至唐宣宗年间才再次复兴。宋代更名为净因寺，明代又称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最终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后再不复见于史料记载。万福桥出土佛像，后定名为万佛寺石刻造像。
阿育王像迄今唯有成都出土
2009年5月，四川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万佛寺佛像也在半个多世纪后首次与观众见面，陈列在万佛寺石刻馆中。昏暗的展厅里，释迦牟尼佛的残躯，睁着杏眼、留着小胡子的阿育王头像，头戴宝冠、悬着缯带的观音菩萨，秀骨清像的佛头、小巧精致的背屏式造像在灯光下清晰可见，恍若笼罩了层层佛光。几年来，我时常独自一人来到省博，安静地端详着一尊尊肢残体破的佛像。通常，我的身边会走过许多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并不完整的佛像会代表着四川乃至中国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
万佛寺石刻，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育王、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又以7件阿育王造像最为珍贵，其中5件残躯，2件头像。阿育王一般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握住袈裟一角，头顶有硕大的束发状肉髻，八字胡须，眼睛圆睁，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雷玉华女士认为，“成都地区出土的形制古朴的阿育王像与同时期的其他佛像有着显着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如献只园浮雕、献草礼场景等等”，带有浓烈的异域之风。
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早在东晋年间便已在中国出现，南北朝、隋唐更是王室、僧侣信奉的神偶，又以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最为着名。传说此像是五位西域僧人从天竺古国获得，后因战乱神秘消失。这尊阿育王像辗转为陈文帝所得，天嘉年间，沿海兵乱，陈文帝向阿育王祈祷国运昌盛，据说阿育王发出道道神光，陈朝军队果然一举荡平了叛军。
西蜀大地的阿育王像也每每见于史料。《释氏蒙求》记载，“昙翼学通三藏，为世推称，后游蜀郡，刺史毛剧依重之，忽获得阿育王瑞像一躯，日夕供养，其像每遇饥荒之时，辄见泪落如雨，似哭泣之状。”无独有偶，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在西安路发现一个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便是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为“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
成都博物馆馆藏佛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永靖炳灵寺169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晋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时常自现、每每以奇异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视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他们却在西蜀大地上频频出现。
成都之外的阿育王造像多见于西北、中原地区，而阿育王身着的通肩袈裟，以及脸上的两撮小胡子，确实也是西北早期佛像流行的做法。这并不意外，就地理位置而言，成都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接近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西域与西北，交通也更便利，更直接。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一条分支，河南道更是将成都与西北紧密相联。它的起点是益州（成都），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南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抵达青海的伏俟城后再与丝绸之路主道汇合。万佛寺造像中呈现出来自西北的基因，也就不足为奇了。
“秀骨清像”引领审美新时尚
不过，成都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公元413年东晋大将刘裕在称帝前派部将夺取成都后，直到553年西魏袭取成都，一百多年间，成都一直归属南朝。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这种风气也影响了造像艺术，促成了佛教审美的新风尚。万佛寺的另一些造像，正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作。
雕凿于梁中大通元年的释迦牟尼佛，也称“鄱阳王世子造像”，就是成都归属南朝的见证。此像高约2米，赤脚站立于方形座上，佛头、双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已酉……景光（太）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的第四个年号，中大通元年为529年。
万佛寺出土背屏式造像
释迦牟尼佛像多为大型圆雕，似真人大小，也称为“等身像”，工程浩大，造价自然不菲，普通善男信女恐怕难以承受，一些精巧的小龛无疑是更为实惠的选择。别看佛龛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拿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比丘法爱为亡兄造的佛龛来说，残高44厘米，宽37厘米，厚15.5厘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工匠却雕凿出了观音、四比丘、四菩萨、二明王、二狮及狮奴，二象及象奴，最下面排列着八个伎乐，背屏上还浮雕着飞天与佛传故事，象征着寺庙的殿堂背景，如此一来，小小的佛龛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国胜境。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样，即所谓“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一种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秀骨清像”正是对尚玄学、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形象概括。
“褒衣博带”造像中国最早
更能体现南朝造像特色的，是万佛寺石刻馆馆藏的另一件珍品——1921年在茂汶县出土的南齐永明造像碑。1921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外较场坝中寨村，羌民在地里挖出一块古碑，一起出土的还有些白色板瓦，当地人把这里叫“衙门口”，传说明清年间曾是当地的土司衙门。造像碑出土后，羌民抬入较场坝“江渎庙”中供奉，1929年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又将碑移入汶山公园。
1935年10月，四川军阀李家铨的参谋黄希成在茂汶县城看到古碑，打起了歪主意，他指使几个兵丁夜间将古碑盗走，砸成数块，将其中造像较多的四块运至成都，准备运往上海转卖到国外。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披露这一丑闻，立即在成都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由着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出面交涉，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归送“民众教育馆”，后由四川博物馆收藏，2009年首次在万佛寺石刻馆展出。
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与题记的造像碑，正面龛高120厘米，宽60厘米，龛中有一弥勒坐佛，座下有一壶门，里面“比丘法明”“比丘法爱”等题记犹存；背面长方形龛高123厘米，宽53厘米，龛中有一站立的无量寿佛（亦即阿弥陀佛）；右侧雕有比丘、菩萨造像，以及一侧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兄弟父母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齐永明元年为公元483年，这也是四川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造像碑。尤为重要的是，我国早期佛教受印度犍驮罗风格影响，造像多着袒右袈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早期造像莫不如此。南北朝年间，受世俗服饰影响，一种着宽袍、系阔带的“褒衣博带”式袈裟逐渐兴起。永明造像碑的无量寿佛、弥勒佛，皆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褒衣博带”造像实例。雷玉华认为，褒衣博带袈裟此后在四川大量流行，并迅速风行全国，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这种汉族式的佛装首先出现在川西地区，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在佛教东传及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填补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
成都南朝造像的意义远远未竟于此。“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一个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庙宇楼阁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个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江南。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北方羽檄纷飞、金戈铁马，百姓民不聊生，佛教恰好在那个嗜血的年代走进了中国人的心灵，那些马背上的少数部族，也试图借佛教巩固统治，并留下了诸多石窟造像与壁画，比如西秦乞伏部鲜卑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创立北凉王朝的卢水胡捐资的武威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时至北魏，僧人昙曜在文成帝支持下兴建云冈石窟，着名的“昙曜五窟”更是象征着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历史上功勋卓着的帝王。
南朝佛教之盛一点也不落下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无不大兴寺庙、供养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庙中当杂役，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成都蒲江县飞仙阁摩崖造像
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北朝造像与壁画；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有少量龛窟外，在中国已不多见，而万佛寺石刻诸如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等题记，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时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从这个角度讲，成都的南朝石刻同样让我们走近南朝，走近那些羸弱、却清谈不已的士大夫，走近那个动荡不安却梵音缭绕的时代。（文 水直 图 甘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