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字宾四,着名史学家、国学家。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成都研究所任教。1949年去香港,和唐君毅创办新亚书院,后移居台北。着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
1939年,顾颉刚在成都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想邀些名家来蓉,他很自然地想起了钱穆。顾颉刚对钱穆有知遇之恩,两人又是多年的好友。接到挚友的邀请,钱穆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入川,10月便到了成都。
边治学边养生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是个生活很不方便的偏僻的乡坝,但钱穆到此却很高兴。钱穆本就是个喜欢乡居的人,他任教北大时,他就喜欢到附近的太庙去备课,在那里“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后来在遵义讲学时,一看到此处芳草遍山,溪流潺潺,竟致“流连不忍去”;他在无锡时,更意兴盎然地独自泛舟太湖。钱穆曾说自己“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到了成都赖家花园这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地方后,竟然微笑着感叹:“乡居最惬吾意。”
在研究所,钱穆每周和大家举行讲论会,相互交流,闲暇时便埋头于自己的着述之中,从未懈怠。《中国文化史导论》、四十多万字的《清儒学案》等着作,皆在这时写成。他曾说:“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钱穆花费了很大的工夫在治学之中,也培养严耕望、方诗铭等史学名家,但他并不是一个不顾惜身体的“书呆子”,他常给所里的人讲些养生之道。钱穆好养生,坚信“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喜欢读陆游的晚年诗作,很羡慕陆游的长寿,他认为要身体好活得久,才能有所成就,他曾迷恋静坐健身,还坚持冷水浴,即便寒冬也不例外。而他喜欢的是郊游和爬山,他常带着所里的人到野地里郊游玩乐,他组织的郊游活动,每月都有一次。
闭门着《国史大纲》
钱穆喜好隐居乡野治学,在昆明时已是如此。1937年时,正是抗战爆发的紧张时日。钱穆随大学南下到了昆明。为了集中精神,他选定昆明山水之地宜良,在岩泉上寺的山墅借居一年,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此闭门撰述。他的好友陈寅恪到宜良来看他,见到是个如此偏僻的地方,不由得摇头叹息:“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但对钱穆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清静地方。这别墅的院子里,有很高大的白兰花树,春季花开清香四溢。钱穆曾回忆道,“张妈以瓶插花置余桌上,其味浓郁醉人。楼下皆流泉,围砌两小潭蓄之。潭径两尺许,清泉映白瓷,莹洁可爱……余在上寺心情较愉快,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也。”
钱穆在宜良,是为了写《国史大纲》。当时时局艰难,他面对沦陷的山河、分崩离散的国家,决心编撰一部富有民族意识的国史,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他毅然提起了笔。1939年,钱穆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几经周折后,此书终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并未有删减。钱穆本就对史料、经典、典章、古文、考据等等都极为熟悉,洋洋数十万言就把中国三千年来疆图的扩大和缩小、外族的入侵和同化等内容统统归纳成一种模式,功力着实深厚。
正因为钱穆如此大胆的言论,此书出版后,顿时风行全国,成为当时大学生的必读书。有人曾说,此书增强了抗战时中国人的信心,可谓文化人抗战的最大功绩。不久后,钱穆返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写成了《〈史记〉地名考》。回首这段岁月,钱穆说这是他“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在他看来,“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其书生意气与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教书先生十年苦读
钱穆能有大成,并非偶事。他家在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对幼年的钱穆来说,有两件事让他毕生难忘。一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曾手抄“五经”,上面居然留有斑斑泪痕。钱穆的祖父鞠如公为邑庠生,中年体弱多病,抄此书后半部时患了眼疾,一边抄书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久即辞世,年仅37岁。而另一件事是钱穆的祖父,曾圈点批注16世纪归有光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还有名家方苞的评点。
或许是受了家中书风的影响,钱穆自幼便好学苦读。他六七岁时初通文字,并能猜解字形,颇得私塾老师的夸奖。后来,他入读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顾子重等先生都很看重这个聪颖好学的孩子。在老师钱伯圭的引导下,钱穆开始关注时局。钱伯圭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与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据钱穆回忆,一日,钱伯圭攥着他的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钱穆答:“然。”钱伯圭说:“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些话给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此后,钱穆读书,常记得钱伯圭老师的话。他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此一问题内。而年方拾零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后来,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0年冬却因故退了学,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本来,他应该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读书肄业,但一个巨大的变革发生了,也改变了钱穆的人生。
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钱穆不得不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成为一个乡间的教书先生。但“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他每天早晨起来就读经、子等难懂的书籍,夜晚则读史籍,中间则泛览其余杂书,一直坚持了10多年。
最叫座的北大教授
1929年,顾颉刚、胡适相继到苏州省立中学演讲,恰好钱穆也在此任教,他和顾颉刚、胡适有了交道。在阅读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之后,顾颉刚惊讶不已,认为该书是一大学术成就,并对钱穆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得了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时年36岁。从此后,钱穆过了几十年在大学教书的治学生涯。那年秋天,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被收入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大学《古史辨》丛书,这让钱穆非常自豪。因为该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确立了两个观点:汉朝学者不可能伪撰孔孟经文;今文学派的任何观点都不能排斥在史学和小学研究中运用这些经文。虽然这些深奥的学术理论对老百姓来说有些陌生,但这却奠定了钱穆的学术地位,他从此也有了不小的声名。
1933年夏,钱穆由燕京大学转往北京大学任教,一人承担起北大的中国通史课。该课一学年讲完,从来没有间断,是文学院新生的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钱穆讲课生动详尽,颇受学生欢迎。当时每堂课有近300人去听,学生们坐着站着,挤得满满当当。那时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当时能与钱先生媲美的,据说只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
钱穆出现在北京学术论坛的时候,新文化论战正在持各种观点的学者间如火如荼地展开。钱穆就曾感慨地说:“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而听课的学生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钱穆在北京环顾四周,看到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此前已相识外,新认识的朋友有汤用彤、梁漱溟、冯友兰、陈寅恪、吴宓、张东荪、吴承仕、傅斯年、闻一多等数十人。其中,汤用彤、顾颉刚、蒙文通和钱穆是最好的朋友。这些学者都各有所长,在艰难的世局中,均能做到埋首着书,有所成就。钱穆曾回想说:“果使战祸(日军全面入侵)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钱穆的一生执教了多所高校,其中也包括当时在蓉的齐鲁大学,他与成都有着难解的缘分。1941年,钱穆的母亲在苏州因病去世,钱穆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亲视殓葬,只能“闭门啜泣、深夜嚎啕而止”。但这样的变故并未能让他产生离蓉之意。1943年秋,钱穆又到了华西坝子,任教于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曾有学生回忆,钱穆在华西坝教书时,常常向他们这些南方的学生们描述北方的景致:“由城里坐车顶着西北风去燕园上课,风呼呼的吹到脸上,痛快啊……”(李自强 文 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