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瘟疫、饥荒，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山河残破，天府之国陷入困境。清朝立国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鼓励外地移民入川。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里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到四川。《成都通览》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其中湖广籍二十有五，河南山东籍二十有一，陕西籍二十有二，云贵籍二十有三，江西籍二十有三，安徽籍二十有一，广西籍二十有一，福建、山西、甘肃籍二十有一。成都一地，也是四川移民状态的缩影。

移民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习俗的差异，对外界的隔膜，使得移民一方面重视宗族的力量，一方面看重桑梓之情，以家族为单位的宗祠与以同乡为单位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根据学者蓝勇《“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一书统计，四川计有会馆1400余所，全部兴建于清代，湖广会馆数量最多，计有477所；如果以州县为单位，会馆最多的是达县，有72所。

背井离乡的移民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故土背负地方神的神位来到四川，以求得到乡土的慰藉与神灵的庇护。广东会馆供奉“南华六祖”，故也称“南华宫”；福建会馆又称“天后宫”，顾名思义，供奉天后；贵州会馆供奉唐朝大将南霁云，也就是俗称的黑神；此外，湖广会馆供奉大禹，江西会馆祭祀许逊，江南会馆祭祀准提，山西会馆供奉关羽。“湖广填四川”不仅给四川带来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多样的神灵崇拜。

会馆最盛时，也是戏剧最盛之时，有的会馆大戏一唱就是七天，甚至十四天。日日听戏，夜夜笙歌，这是移民的狂欢，庆祝他们在异乡土地上的生存与繁衍。此外，五腔共和的川剧，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以及四川清代诸多手工作坊的形成，东山客家文化的演变，也都与“湖广填四川”有关。

移民入川不仅增加了四川的人口，四川境内的场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据统计，清代四川场镇数目超过3000个，构成了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四川人极好赶场，每逢赶场，农民肩挑背负，小贩、商人也蜂拥相聚，成为川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文 萧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