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李忠义 摄影
谈及成都的堰，让人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都江堰的建成，“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晋·常璩《华阳国志》称：蜀地因此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两汉以来，平畴沃土、溪河纵横、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一直享有天府之美誉。其实，成都之所以能物阜民丰，号称天府，离不开历代修筑并密集分布于城乡各处的大小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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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百工堰。过去的堰，也成为今天城市的风景。李忠义 摄影
历经多年的城市改造与建设，成都城区与四郊早已改容易貌，但尚存的一些带有“堰”字的地名，似能让人联想到遥远的过去。红花堰、龙爪堰、七道堰、大观堰、豆腐堰、井坎堰、石灰堰、洗瓦堰、火烧堰、九里堤……这些古代水利工程的地名遗存，将九江八水、溪河曲绕的成都与物产丰富、岁稔年丰的“天府之国”联系了起来。正是古代堰渠体系，带来了成都平原的“土肥田美”与“蓄积饶多”。
筑堰
大禹治水，第一功绩就是治理流经成都平原的岷江。《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明天启《成都府志》载，大禹导江，“此成都水利之所由兴也。”岷江水系为成都的主要水系，岷江治理之后成都平原出现的堰堤工程，多是建在岷江的各个分流上。
堰，即内河上的一种人造水利工程，其作用或功能就是分水导流，《广雅》中解释为：“堰，潜堰也，潜筑土以壅水也。”通俗讲来，堰就是一种用来改变水流特性的障碍设施，被壅堵的水流可以分导至沟渠圳道。堰堤的修筑，还有利于排水泄洪的可控，以及利用流速差来沉积河中沙石。
都江堰就是一个可以有效分水导流，以及排水泄洪和治理沙石堆积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古时还有“湔堋”“侍郎堰”“金堤”等名称，为岷江水系中最大的堰，因此也被称为都江大堰。始建于战国秦昭襄王时期，由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建造的都江堰，工程浩大，岷江通过鱼嘴、人字堤、飞沙堰等人工堰埭后被分导，从而使进入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流稳定可控。《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成都平原有很多建造历史久远的古堰，例如，始建于汉代的通济堰，又称蒲江大堰。还有建成于唐代的縻枣堰，以及建成于明代的龙爪堰，等等。现成都各地留存下来的古堰，多为明清及以后时期所修筑。
堰，为古代治理江河、导灌农田的重要水利工程，其数量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修筑堤堰，当然更是地方莅任官员的主要业绩，历代地方志等官书中都会详列当地堰名，以及与修筑堤堰有关的大小事记。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中就列出了九里堤、石堤堰、天心堰、土地堰、蒙子堰、三江堰、千工堰、杨泗堰、昭觉堰、洪门堰、三道堰、二郎堰、杜甫堰、清波堰、都江堰等119处当时的成都县境内的大小河堰。
由于堰是通过筑堤来分导水流或排水泄洪的，因此，堰也常被称作“堤”，例如上面提到的九里堤。九里堤原名縻枣堰，为郫江从西北部进入成都城区的防洪工程，传该工程早期由蜀国丞相诸葛亮主持修筑。唐代西川节度使高骈于该处修堤筑堰，将郫江导流以减少洪水对罗城的威胁。
宋开宝年间，时任太守的刘熙古对縻枣堰进行了重修。关于刘熙古修建縻枣堰之事，历史记载很多，如宋·何涉《縻枣堰刘公祠堂记》载：“开宝改号之初，……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刘公熙古帅州，始大修是堰。”刘熙古规划整修縻枣堰，益州百姓“享其利而忘其功不可也”，感念其人其事，后人称縻枣堰为刘公堤。明代时，因该堰堤长达九里，时人始称其为九里堤。
农业
江河萦回，溪流如织，堰在水系发达的成都平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耕时代，土地之产出及其稳定性，对该地域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居聚落的形成与规模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土地之产出，又有赖于水的溉济，特别是水田。
筑堰开渠便于农田灌溉，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徐平 摄影
汉代以前，成都地区就开始种植水稻。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有：“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出益州。”水田依赖于堰渠引水灌溉，可以说，古时成都各地农乡开渠筑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水田之用水。
明天启《成都府志》载：“成都田土分山田、坝田、山地、坝地。山田蓄冬水，辅以塘水，一名冬水田，只能做一季种。坝田能种二季，收获后放水，另种菜籽、烟、麦之类，名曰小春，三四月引堰水灌田，不忧旱暵，故坝田之价值倍于山田也……”坝田，也称堰田，平川广袤、水源充足的成都，自然多有坝田。古时成都的物殷俗阜，也在于此，正如唐人卢求《成都记序》中所说：成都“溉水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清乾隆至嘉庆、道光时期，为成都平原大力筑堰开渠和改造田土的时期。如此大兴水利、广开水田，与清初大量移民迁至成都平原有关。落居成都各地的移民以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为多，这些移民掌握着成熟、先进的水田造做与稻谷种植技术，他们的到来，促使成都各地的田地改良和水稻种植的面积迅速扩增。稻谷种植，水不可缺少，筑堰修渠以能引水溉田当为必然。清代移民在既有的堰渠体系基础上，开筑和增加了更多的堰渠，以满足更多坝田的需要。清光绪《重修彭县志》中记载：“西山玉村旧无稻田，乡人赵一涵于乾隆三十二年相度湔流，自复兴场观母岩下作堰，引水循山麓屈曲南流，经小鱼洞背，左纳丙寅沟泄肖沟水，东南入玉村，灌上中下三坝田四千余亩。
成都各地大量的堰名，保留着旧时移民大户或家族的姓氏，例如罗家堰、张陈堰，等等，这些堰名中就包含着移民居留落户、筑堰修渠、垦地开田的故事。
岷江过都江堰后，下游又不断设堰分流，清同治《成都县志》载：“人字堤之下，又有太平堰、三泊洞、柏桥堰、上下漏礶堰、羊子堰、徐堰河、导江堰、牛子堰等处分流，而郫灌温江及崇宁、新繁、新都、金堂、成都、华阳等九县，俱引水溉田，由来久矣。”从灌县（今都江堰市）江安堰分出的新开江，亦称温江，自天生堰分流出乾溪后，以下各堰又分别分流出多条溪河，如乌龙堰分出龙溪；全集堰分出全节溪；李清堰分出云溪；漏沙堰分出桤木江；黄土堰分出马坝江；小天生堰分出屈溪；毛家堰分出曹溪；下天生堰分出浮图溪；哪吧堰分出哪吧溪等等。
岷江之外的其他水系，也是通过多处修筑堰堤来分引河水灌溉田地，如 水岩堰以下至西禅寺起，分别建有头堰、二堰、三堰、四堰、五堰、六堰；真武堰河以下，又分别建有头牌堰、二牌堰、三牌堰、四牌堰、五牌堰等。江河截堰，派分出的水流渐小，下游的小堰俗称为子堰。民国《邛崃县志》载：“……自嵇公以下十四堰，每堰断流，下又出泉作堰，今查泉水堰共有二十八处，皆六堰水母泉其子也。”清代晚期，见于记载的成都及各属县所修筑的大小堰总数已有千余，而其实际数量应是几倍之多。
农田灌溉，通常是通过沟渠将堰水引至田地之中的。民国《崇庆县志校注》载：“股引于江，为堰。股引于堰，为沟。堰有总、分。沟有广、狭。连贯如脉络，纷纭如蛛丝。”沟，也称为渠，可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和毛渠。干渠，又称主渠，即引水于堰的大渠；支渠，即从干渠取水以分配给各处的渠；斗渠，即从支渠引水至农渠和毛渠的水道；农渠和毛渠，则为从斗渠引水至田块的小渠、小沟。江河和大小沟渠，与地块一起形成了网格状灌溉体系。河高田低，可直接将河渠中的水引至田中。田高河低，水难上达者，则需借用戽篼（也称戽斗）、筒车、龙骨车（也称翻车）等取水工具将水引至田中。因此，旧时很多沟渠都安设有筒车、龙骨车等取水提灌机械。
筑堰开渠，也给设置相应的利用水能的机械提供了方便。这些水利机械包括水碾、水磨、水碓、水纺车等。例如民国《邛崃县志》中就记载了当地各堰分设水碾的情况，“母猪堰，分沟水碾十一座，磨一；雷家堰，分沟水碾三座；汤家堰，分沟水碾二十；筰箕堰，分沟水碾八座；清皮堰，分沟水碾四座；上三棱堰，分沟水碾五座；中三棱堰，分沟水碾六座；下三棱堰，分沟水碾五座；永济堰，分沟水碾十六；大官堰，分沟水碾十五座……”很明显，堰渠的大量开筑，不仅提升了成都各地粮食种植业的发展水平，也改变了成都各地农村加工业态，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地区农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深淘滩，低作堰。都江堰水利工程总结的经验延续至今。李忠义 摄影
岁修
修筑堰堤，不是一劳永逸的。在长时间的水流浸泡和冲击下，特别是在每年夏季的洪水冲击下，堰堤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此外，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引发的堰堤破坏。河中泥沙淤积，也会影响堰堤分水导流效果。因此，管理和修淘堰堤，就显得特别重要。
都江大堰修成后，其管理与修淘诸事，历来受到官方重视。秦汉以来，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和征用人夫对都江堰按照古法进行修淘，即冬季枯水季节的“岁修”。宋元及以后，对都江堰的修淘更是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宋史·河渠志》载：“岁作侍郎堰，必以竹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砂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都江堰二王庙的墙壁上，至今还保存着清光绪成都知府文焕编写的都江堰修淘口诀--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 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毋擅变。
宋代，对岷江下游各堰的管理与修淘有了专门的要求，“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史书中还记录了宋代益州富商集印交子（我国最早的纸质货币），开启民间金融为公共项目服务的事情。宋·李攸《宋朝事实》载：“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岁之夏秋盘仓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
对堰渠的管理，通常是设置专人，即设置堰长、渠长或沟长，有些堰还会细设为堰总、堰长、堰甲。清嘉庆《崇庆县志》载：“文井朱崇堰工之费，则俱由民备。例设堰总一、碾长一、堰长八。每沟各有长，有长夫。长夫照规人出丁夫。三堰总长均由八河推举举定。官堰，……溉田万余亩……堰长二，由九小堰中轮充合作，有六十四堰甲，甲各管田百六十亩。万工堰，……每年濬修工资不一，民闲照田自派，有堰长经理。”在谁用水谁付费或付劳的基本原则下，堰长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堰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减少了官方督管成本，灌区取水权与水利有关的其他权益的分配能够细化和优化，乡村秩序也会因此得到有效维护。
堰河或堰渠，短则一二里，长则几十里，堰长的职责包括议定上下游各段水流分配、岁修中的材料准备，以及雇夫、派夫和督夫到工等事宜，此外，还要解决用水与劳务中的纠纷和处置筹资余款等事项。享用都江堰水源的各州县，还要支付修费或安排劳工参加都江大堰的岁修。
清乾隆成都府地图，其上便能看到诸多古堰。
类似的，凡共享上游堰水的各家各户，也都要每年派夫参与上游大堰的修淘。具体出银派夫的多少，除按受益农田亩数来确定外，还有按粮产来确定的。清嘉庆《崇庆县志》中有记载：“铁溪河分出之堰四道，每年计亩出夫，淘挖淤塞。官渠河分出之堰十七道，按粮派夫，分作三段。每年正月，兴工淘挖淤塞。”当时，铁溪河之堰水，上段为崇庆州用，中段为大邑县用，下段为新津县用，其修淘安排被官衙裁定为：“崇庆得水最近，每年出竹编篓扎堰，大邑淘上游十分之七，新津淘下游十分之三。”
多用户使用同一堰水，纠纷难免，特别是逢遇天旱水少时。为争夺水源，家户之间、族群之间甚至出现械斗。解决用水矛盾，维护灌区秩序，显得非常重要。日常堰务管理和纠纷处置通常由堰长召集当事人来进行调解，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则诉告官府听候裁决。一些跨界纠纷，还需两地或多地官员联合调查处理。保留下来的一些旧时碑记，记录了这些纠纷及其断案结果。
蒲江县三圣祠中的“蒲江县正堂示”碑记中，就记录了清光绪年间知县凤全处置当地用水纠纷的“正堂示”--“示仰金银沟上下水户知悉，务各遵照此次断案照旧放水，以杜衅端，不得故为争兢，至于咎戾切切，此谕毋违，特示。右谕通知。”一些家族内部也通过家法族规的形式，对堰堤修补和堰水使用进行安排和约定。例如龙泉驿宝胜村的刘氏族人，就将合约刻写在石碑上，“一议堰塘、河堰，春开秋闭，封沟作决，培补堰埂，有分人等，帮工出力……一议堰塘、河堰四处，有田之人，人人有分，不得胡说你我有无……”（文 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