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香国图》 清代汪士慎 绘
从民间自发伊始，到官府引导，成都花市与蚕市的兴盛繁荣，在宋代达到了巅峰。1200多年前，诗圣杜甫江畔独步寻花；800多年前，放翁陆游怀念蜀中梅花……在古人的诗词中，我们见证成都春江花宴、蚕市笙歌的繁华。
青羊宫 庙会花会两相宜
唐广明元年（880年），因黄巢起义随唐僖宗避难蜀中的宰相萧遘，写下了一首名为《成都》的诗：“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簰多。”这也是一千多年以前，成都就有花市的证明。关于花市的起源，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某年二月十五，道观青羊宫附近一户李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婴儿，是道教始祖李老君托生。这天是花朝期（百花的生日），又恰逢青羊宫庙会，于是时人把赏花和庙会在同一天举行，以应其祥。此后每年的二月十五，到花市赏花的人们也到青羊宫中拜祭老子，进香祈福；而到青羊宫参加法事活动的善男信女们也游于花市，“庙会”“花会”合二为一，成为成都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春日聚会。
花市兴盛，和古人惜春爱花有关。隋炀帝时期，专设管理花卉之职——司花女：炀帝幸江都，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袁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唐穆宗时期，这类官职叫“惜春御史”：穆宗每宫中花开，则以重顶帐蒙蔽栏槛，置惜春御史掌之，号曰“括春”。一国之君尚且如此，普通百姓亦爱花如痴如狂。《云仙杂记》有则故事：郭文在山间，有石榴杨梅等花为樵牧所伤殆甚，卖簪沽酒以浇花树。人问之，曰：“为二子洗疮止痛。”唐代李肇所着的《唐国史补》中也提到唐人崇尚牡丹，每年春暮，车马若狂，人们争看牡丹开花，以不去者为耻。唐人爱花的风潮可见一斑，甚至于有风吹草动，都会担心花卉受到伤害，“风来吹叶动，风去畏花伤。”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我们描绘了一千多年前成都春天的景象。从唐开始，古人种植花卉的技艺愈发高超。据古书记载，韩愈有一侄子不喜欢读书却善于种植牡丹，他可以让牡丹开出青、紫、黄、红等不同颜色，令韩愈大惊不已。文人雅客和家境富裕者，以赏花、种花为雅兴，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于是许多百姓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而种植收入更高的花卉。唐代诗人郑谷诗云：“禾黍不阳艳，竟栽桃李花。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卖花人的出现，也是花市繁华的重要注脚。
唐代花宴 几曲宴歌春色里
百花盛开，与亲朋好友花下饮宴，谓之花宴。花宴不仅仅局限于饮食，唐人更加入了吟诗作对等各种充满文思雅趣的环节。唐大历二年（767年）早春，诗人岑参就曾陪同崔宁在成都浣花溪泛舟赏花游宴，并作诗云：“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另一位唐朝诗人戎昱的花宴诗更有春日情趣：“客醉花能笑，诗成花伴吟。为君调绿绮，先奏凤归林。”花宴是文人墨客创作灵感的源泉，“去年花前把金卮，曾赋杨花数句诗”。
歌舞也是花宴中的重要活动，“几曲宴歌春色里，断行高鸟暮云边。” “彩笔征枚叟，花筳舞莫愁。”有朝廷官员参加的花宴，总有歌舞助兴。唐代封疆大吏高骈曾在花宴上引吭高歌：“花枝如火酒如饧，正好狂歌醉复醒。”花宴上人生得意的高骈，不曾预料到自己晚年的失意，如同百花终有凋落的时刻。唐朝的花宴，千年来承载了文人雅客的诗意与豪情，也承载了一方百姓的喜乐与希冀。
宋代花市 二十里中香不断
据《成都古今集记》记载：“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栽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成都被称为锦城，是因为后蜀孟昶遍栽芙蓉吗？其实不然，宋人张堂英在《蜀梼杌》中的记载更贴近真实的情况：“昶（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由此可见，成都被称为“锦城”的历史早在后蜀之前，但自孟昶遍栽芙蓉后，成都又多了一个雅致的别号“蓉城”。
后蜀及宋，成都花市更加繁盛。十二月市中，二月为花市、八月为桂市、十一月为梅市，三者都与花有关。二月花市最盛，与二月二日出游踏青有关。这一天，全城老少出游踏青。宋太宗时，益州知州张咏有诗为证：“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 “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
孟昶让成都与芙蓉结缘，而陆游则让成都的梅花、海棠出名。陆游爱花，“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在蜀中前后九年，他写了许多关于花的诗篇。其中写梅花的就有六十多首，其中佳作例如《梅花绝句十首》，其四：“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驿灯前各自愁。”诗人78岁时，已离开四川20多年，仍对成都的梅花恋恋不忘，乃作：“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除了梅花，陆游也酷爱海棠，亦有许多诗作描写成都的海棠，如《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成都海棠二月开，锦绣裹城迷巷陌”；《张园海棠》：“西来始见海棠盛，成都第一推燕宫”；《成都行》：“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从这些诗句，我们看到宋代成都花市的规模：沿锦江由西至东，从青羊宫至玉局观（今成都市北）一带。《成都古今集记》中说：“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
三月蚕市 几日笙歌常继烛
宋代绢本画中展现的养蚕生产过程（节选）
成都古称蚕丛之国，蚕桑业向来发达，有人认为蚕市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已存在。北宋《茅亭客话》中说，蜀中有蚕市，父老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之时，民无定居，跟随蚕丛迁徙，所在即招致为市，进行交易。苏辙也在诗中认为蚕市起源于古蜀：“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
唐代成都蚕市最初源于祈蚕福，祈蚕福的对象是传说中的蚕女。蚕女在帝喾时，因故“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披于人间。”后来，蜀民“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由此可见，唐代最早的蚕市，是人们特地去祈求蚕桑兴旺，而并非蚕桑贸易的集市。唐高宗时，成都每年三月在乾元观、龙兴观、至真观兴办蚕市，至真观道士王晖“好为人相蚕种，遥知丰损。”是日，人们蜂拥而至，从而蚕市大兴：“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
唐末乃至五代时期，成都蚕市逐渐脱离蚕事信仰，转变为综合贸易与游览场所。后蜀后主孟昶的贵妃花蕊夫人写有《宫词》一诗：“春早寻花入内园，竞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五代以来，蚕市所售货物众多，由此形成了士庶百姓游逛蚕市的习俗，就连皇帝的妃子也向往蚕市的繁华。
宋朝，每年蚕市的开设，意味着一年的耕作即将开始：“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蚕市上进行交易的货物虽以农桑所需农器和农副产品为主，但上至珍纤之玩，下至农桑具、日用品及花木果草药什物，应有尽有，成为各行各业的物资交流集市。由此，宋朝成都蚕市空前繁荣，持续时间和开市次数都比前代有所增加。陆游《剑南诗稿》注云：“蚕市，成都初正故事。”即指正月五日的蚕市。《岁华纪丽谱》中记载宋代成都有蚕市三处：正月五日，五门蚕市；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众多文献表明，宋代成都蚕市每年正月五日开市，举行的地点有五门、圣寿寺、龙女祠、严真观前、大慈寺、青羊市、学射山、龙兴观门、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南门、宝历寺等，在当时都是成都的繁华地带，一直到三月底才结束。
蚕市在宋代，依旧保留了它作为游赏之地的娱乐性。北宋词人仲殊诗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蚕市期间，一派繁华景象，令人神往。宋代蚕市甚至还有夜市，“蚕市夜歌欹枕处，峨眉春雪倚楼时。”“几日笙歌常继烛，晚春桃李尚仍蓝”，夜晚蚕市依旧行人如织，歌楼酒馆灯火明亮。
清代花会 花市蚕市合一
《春山游骑图》 明代周臣 绘
元明两朝，花市和蚕市逐渐衰弱，不复繁华，直至清朝，才逐渐恢复。然而直至清末，花市和蚕市都没有固定场所。每年农历，正月末或二月初，便租用青羊宫、二仙庵附近的农田，临时搭棚作为会场。虽然颇为简陋，但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奇木珍卉，连圃接畦。异鸟佳禽，层笼累立。农耕蚕器，与夫家居必须竹木各具，儿童游弄细物，鳞萃其中。古书籍字画，真赝参半，盈摊满壁。游人场中簇拥，车马郊路喧闹，往来如织，积日不衰，始终三四十日而后罢散。”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周怀孝为四川劝业道，考虑到花市、蚕市的时间、地点相近，已有暗合之势，便合并二市，扩大规模，成立了清代成都的花会。清代成都花会时间为二月十五日，地点在青羊宫。清政府借着这个集会，一并从事劝业活动，反对游手好闲，鼓励贸易，花会场地纵横三里，内分展览场、农具、花果、各地特产、食品、娱乐六大项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第一次新式花会即“劝业会”开幕，共展出3400多件来自各店铺、作坊、工厂的货物，并提供了住宿及娱乐场所。由于准备充分，赴会商家获利丰厚。从此，一年一度的花会（劝业会）便成为春季成都最大规模的公共聚会和物资交流活动。（文 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