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城山是道教重要的发祥地
巴蜀文化一衣带水，相依相存。成都鹤鸣山是道教发源地，西安路出土了中国唯一的南朝道像；重庆大足南山、石门山，道教石窟达到鼎盛，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审美。巴蜀文化圈中的绵阳西山观、安岳玄妙观，共同组成了中国道教石窟的脉络。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今天，当我们走进深山，去寻访那些古老的道教龛窟，便不啻于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回眸，这也是巴蜀地区之于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
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南朝天尊像，是迄今中国唯一的南朝道像，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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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北魏王朝以崇尚佛教着称，殊不知这个马背上的王朝与道教也有诸多渊源。相对而言，道教在南朝要平淡得多，1995年，成都西安路一件南朝道龛的出土，揭开了尘封的南朝道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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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描绘了一个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庙宇楼阁氤氲在朦胧烟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个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江南。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无不大兴寺庙、供养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庙中当了杂役，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南朝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当时道观中的道像可能也不少，同样也未能留存下来。南朝究竟有没有道教造像留存？1995 年5 月，谜团在成都得到解答。在西安路一次拓宽工程中，工人发现一个石刻窖藏。此前，成都万佛寺、商业街、宽窄巷子已屡有石刻窖藏出土，包括阿育王像、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观音、天王、力士、伎乐等，其上有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题记，被视为中国南朝佛教造像的代表作。
西安路窖藏共出土十件石造像，其中五件刻有铭文，即齐永明八年（490年）释法海造弥勒成佛像、天监三年（504年）释法海造无量寿佛、中大通二年（530年）晃藏造释迦像、大同十一年（545年）张元造释迦多宝像、太清五年（551年）柱僧逸造阿育王像，显然又是一处南朝窖藏。这次，坑中一个背屏式小龛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龛高约60厘米，主尊头顶挽髻，戴莲花冠，身着褒衣博带式袍服，宽袍广袖，双领下垂，胸前有兽足凭几，左手持尘尾柄，右手轻握尘尾，拇指在尘尾后。台座四角分别雕有侍者与童子，侍者头顶挽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双手持笏于腹前；童子头上挽有双髻，右手捧一黑色罐于胸前，左手置罐上——这是首次发现的南朝道教造像，后被命名为一天尊二真人二童子像。
仁寿坛神岩，这个荒草萋萋的院落代表了中国唐代道教石窟的最高成就。
2016年7月，成都博物馆开馆，时隔二十余年后，这个道教小龛进入展厅与游客见面。昏暗的灯光下，天尊笑意盈盈，真人虔诚恭敬，童子活泼顽皮，而历史也似乎轮回到那个烟雨朦胧的江南。梁武帝早年崇信道教，《隋书》记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季，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对道教并不排斥，当名道陶弘景炼丹苦无丹药之时，他还体贴地派人送去黄金、朱砂、曾青、雄黄。梁武帝之后的几代皇帝，如简文帝、梁元帝，对道教的态度也是不温不火，简文帝萧纲曾写过《老子私记》，梁元帝萧绎还曾在龙光殿中宣讲《老子》。不过，相比佛教，南朝道教的历史终究要平淡许多。
南朝名道陶弘景，或许是平静的水面下少有的波澜。陶弘景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年），早年也曾在朝廷中任职，却仅担任侍读一类的小官，后索性到句容山中修道，名气倒大了起来，成了朝野尊崇的着名道士，时有“山中宰相”之美誉。陶弘景名气之盛，南朝名流江淹、沈乐、萧子云、任昉、范云等，都拜在他门下，王公贵族想入其门下而不得者，竟有数百人之多。
陶弘景生活的南朝，道教神灵包罗万象，天神、地只、人鬼、仙真鱼龙混杂，相互之间又不统属，杂乱无章，不利于道教传播。陶弘景目睹此情形，撰写《真灵位业图》，梳理纷繁的道教神系，将当时流传的道教诸神分七个神阶，每个神阶有一主神，分别为玉清元始天尊、玉晨玄皇大道君、太极金阙帝君、太清太上老君、九宫尚书张奉、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丰都北阴大帝，主神之外又分设左位、右位若干席位，安排诸神。《真灵位业图》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灵，太上老君则降到了第四级。
岁月流逝，王朝更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南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等，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造像与壁画。相比而下，南北朝道教造像资料发现较少，而陕西药王山碑林与四川西安路窖藏，则一北一南，令南北朝道教史逐渐鲜活起来，也填补南北朝道教造像的空白——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曾经被认为梵音缭绕，现在看来，它还道风隐隐。（文 叶子祥 | 摄影 甘霖、王炘、叶子祥 | 绘图 金磊磊）
道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影响着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余茂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