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画家韩滉所绘的《五牛图》局部

立春又称为打春。《楚辞·九章·思美人》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乡下俗谚则说“春打五九尽，春打六九头”，而在“数九歌”中，“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天，就在这一打一开中悄然而至。

我国牛耕技术的使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打春”据传也是源于春秋时期的习俗，史书上有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这项活动尤盛于唐宋两代，到了明清时期规模更大。各地会在立春前一日，举行迎春牛的活动，然后在立春当天，由官方组织鞭打春牛的隆重仪式，表示劝农春耕和祈求一年丰收，故又称“鞭春”。

四川布拖彝族火把节斗牛表演

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在如此特别的日子举行这样仪式，主要为了鼓励农耕，祈求丰收，当然还夹杂些娱乐意味。唐代诗人元稹的组诗《生春》十二首中，就有“鞭牛县门外，净土盖春蚕”诗句，记录了“打春牛”的生动场景。由此可见，“打春”是一种传统仪式，打的对象就是“春牛”；“打春”也是立春的另一称呼，代表农时节气，春天的开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有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鞭春习俗：“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明人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也有对万历、崇祯年间宫廷“春场”的记载：“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是日，塑小牛芒神，以京兆生舁(抬之意)入朝，进皇上春，进中宫春，进皇子春。……府县官吏公服，礼勾芒，各以彩仗鞭牛者三，劝耕也。”

“芒神”既是木神，又是春神和谷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唐阎朝隐诗云：“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其身高三尺六寸，象征农历一年的三百六十日，手上之鞭长二尺四寸，代表一年二十四节气。据说，芒神的衣服以及腰带的颜色，甚至头上所束发髻的位置，也要按立春日的五行干支而定，如寅卯日白衣红腰带，巳午日黑衣黄腰带，亥子日黄衣青腰带，辰戍丑未日青衣白腰带，申酉日红衣黑腰带。

在四川，“打春”习俗十分流行。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在成都为官的绵竹人何耕，在其《录二叟语》中说：“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鞭）春，所从来旧矣。其说盖微见于《吕令》而详于《续汉礼议志》，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他亲眼见过成都“鞭春”场景：“将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优、休儒、百伎之戏，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最后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椽属相与祠句芒，环中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讙哗攫攘，尽土乃已。”最后土牛打碎，人们纷纷捡拾碎块回家，放在犁具、蚕筛等农具之上，以祈一年风调雨顺、谷粒满仓，“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何耕还说“岁率以为常”，每年都是这样祭祀的。

到了清代，这种风俗依旧由官方主导，各地都“塑小牛芒神”。嘉庆年间《华阳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府尹率县令僚属，迎春于东郊，仪仗甚盛，鼓乐喧阗，芒神土牛导其前，并演春台，又名高粧，夥士女骈集，谓之看春，次日鞭土牛于府署，谓之打春。”所谓“土牛”，就是用桑木、柳枝、稻草、黄泥塑造的“牛”造型。在传统社会，农业是立国之本，农耕是重中之重。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是一个重要日子，迎春天、演春台、鞭春牛仪式就有了劝耕、勤耕等深深寓意。

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说：“看灯末了又看春，喜见芒神结束新。细辨衣冠和角色，一年生计在农人。”“闻道新官不要钱，迎春春戏定如前。花冠绣履闲收拾，早与尔曹购彩鞭。”杨燮《锦城竹枝词》则描绘了嘉庆年间，成都人抬着土牛出东门打春、后面跟着踩高跷的歌舞队伍的热闹场景：“迎晖门内土牛过，旌旆飞扬笑语和。人似山来春似海，高妆女戏踏空过。”大约1911年春，四川高等学堂的外教那爱德拍有一张珍贵的“打春牛”照片，纸糊的“土牛”前还有一草扎牧童样的牵牛的“芒神”。

“打春”习俗的背后，蕴含的是我们民族崇牛敬牛的悠久文化。在传统认识中，牛被认为是勤劳和善良的象征，是农耕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有九似，其耳似牛”，牛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组成，从墓葬中的牛骨，到祭祀中的太牢，再到有关棰牛的祭典，无不彰显出牛在古人心中的显着地位。牛在六畜之中，出力最多性最勤劳。千百年来，百姓靠天吃饭，牛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一方面吃牛奴役牛，另一方面崇敬牛爱惜牛，牛与底层百姓结下了深厚而复杂的感情。

时至今日，鞭打春牛这项古老的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慢慢消失，但“打春”这一饱含愿景的名称还保留到现在，流传在百姓生活之中。（文 林元亨 杨立）